四、谦退保身保身，这是曾国藩自年轻一以贯之的观念，符合儒家孝道“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家书），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阅读曾国藩的感悟和收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阅读曾国藩的感悟和收获
四、谦退保身
保身，这是曾国藩自年轻一以贯之的观念，符合儒家孝道。“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家书）
谦退则是复出后的心态。咸丰十年之后，曾国藩手握四省军政大权，兄弟门生也纷纷加官进爵，声势如日中天。然而，他却对曾国荃讲：“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家书）
前文曾说过，曾国藩反对弟弟们从戎，希望他们能在家乡安心读书保全性命。然而弟弟们除了曾国潢都不听他的。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先后募勇投军。咸丰八年，曾国华于三河镇之役和李续宾一道战死，不仅没有让曾家兄弟畏惧，反而幼弟曾国葆也出山参战，一直帮着曾国荃打助攻。曾氏兄弟身上都带着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尽管曾国藩是老大，官位最高，但他那套谦退保身的理论弟弟们没有一个信服的，尤其是曾国荃。
曾国荃攻克安庆后，为夺天京首功，马不停蹄进军，以吉字营区区两万人马扎营雨花台，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围困天京。（其勇气只有后来李云龙以独立团打平安县可以与之相比。）
时曾国荃后方，如芜湖、庐州、宁国等地仍岌岌可危，太平军随时可能断其粮道后援。而为了解除天京之围，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数十万大军来援，从同治元年闰八月开始，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太平军结垒二百余座，日夜环攻，并使用西洋开花炮，呼声动地。曾国荃面部受枪伤，“血流裹创，忍痛骑马，周巡各营，以安军心”。曾国葆驻军江干，也力战以保粮道不断，终积劳染疾，卒于军中，时年三十三岁。
曾国藩对曾国荃以孤军兵围天京始终不同意，担心他重蹈和春、张国梁江南大营的覆辙，希望九弟能稳扎稳打，徐图进军。然而无论如何劝解，曾国荃始终不为所动，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天京城外。除了与李秀成大队的鏖战，还要面对军中瘟疫盛行，非战斗减员严重，边打仗边抗疫，却始终不肯退军。在与李秀成等部苦战四十六日后，太平军告败撤军北去，才算站稳了脚跟。其凶悍顽强之态度，远超曾国藩。
对曾国藩来说，这场战斗之凶险，更甚于他在祁门时。“吾此次焦灼更深于在祁门时，祁门关系一身之安危，此次则数万人之性命也。”（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家书）战斗结束后，曾国藩劝曾国荃见好就收，挟胜利后撤。“孤军驻雨花台，后无退路，势则竭矣。”（同治元年九月三十日家书）“鲍、张果有挫失，则芜湖、三山等处必十分吃紧。中段空虚，弟在下游断难久站，不如趁金陵贼退之时，鲍军未 败之先，以追为退，以东西梁山、芜湖、金柱、运漕、无为为弟军之基业，然后相机再进，庶为可战可守、可伸可缩之军。”（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家书）
曾国荃固执在金陵前线，最担心最焦灼的却是后方的曾国藩。双方在书信中争执不下。“余近来心绪忧灼，迥异往年。前以金陵勇夫三万余众，一有疏失，全无归路。”（同治元年十月十六日家书）“不如趁早退守芜湖、金柱，弟犹可以北岸为根本……若不早为之所，后恐求退而不得。”（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家书）然无论曾国藩分析如何有道理，曾国荃依然不退。好在曾国藩把退兵方案拿给军事行家左宗棠过目，左也不以为然，而且观点和曾国荃相近，曾国藩这才作罢。“吾前两次寄信，嘱弟以追为退，曾商之左中丞。兹接渠回信，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与弟前后各信多相同者。惟渠言外之意，觉弟兵不可野战。”（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家书）
兵围天京，曾国藩又担心曾国荃军长期对峙，师老兵疲，多次建议曾国荃分兵，一部驻守营垒，一部灵活出击。“弟统二万余人，必须分出一枝活兵在外。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家书）“不筹出一枝可靠之活兵，在外纵横驰击，而专以合围攻坚为念，似非善计。”（同治二年五月初四日家书）结果曾国荃依然不听，一心一意搞围困，将后援的部队也加入围城当中，把个金陵围得铁桶一般。
天京久围不下，曾国荃急火攻心病倒，曾国藩看在眼里也十分着急，打算请李鸿章出兵会剿。“拟请李少荃来金陵会剿。千思万想，皆为恐弟肝病日深起见。”要强的曾国荃哪里能行。好在情商极高的李鸿章并不打算和曾老九争功，反而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全力支持。
曾国荃打算挖地道以破天京，虽多次受挫，依然不改。曾国藩最终妥协：“地道既难终止，听弟加工再挖，余不复遥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地道挖成，曾国荃以三万斤炸药埋于城墙下，天京城墙轰然倒塌，天京陷落。
从曾国荃的角度说，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围困并攻克安庆，大破英王陈玉成部；再以两年
多的时间围困攻克天京，大破李秀成。中间不顾与曾国藩的分歧，克服曾国藩的重重干扰（思想干扰），其心意笃定、不屈不挠的性格，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消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兄弟的荣望日甚一日。曾国藩仍反复告诫曾国荃要谦退：“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家书）
曾国藩始终抱着“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观念，希望家人后辈能够继续保持朴素的耕读生活不变，“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
“吾兄弟处此时世，居此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之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行之。”（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家书）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垇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家书）
“望两弟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同治十年三月初三日家书）
尽管如此，富贵后的曾家还是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知家中用度日趋于奢，实为可怕。”（咸丰九年十月十八日家书）曾国荃在家盖房架屋也不顾曾国藩的说教，堂而皇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曾国藩毕生所秉持的哲学，是如何在现实中难以施行。别说外人了，即使是他的弟弟家人也没有遵从的。
尽管曾国藩一味谦退保身，却无法避免在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中遭到朝野一致唾骂，声名尽毁，类于李鸿章晚年。命运竟是如此无常。
五、敬畏并相信命运的力量
在京为官时，曾国藩还说：“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家书）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廿九日家书）
在个人奋斗和命运之间，他虽敬天命，但仍坚持个人奋斗的价值。
治军之后，阅尽世事，遍历辛酸，曾国藩似乎更偏重于命运。在他看来，无论是国家兴衰，还是个人的穷通，终究归于命运，而非个人意志。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命运才是主宰。
“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家书）
复出后的曾国藩坐镇后方，曾国荃带领湘军主力在前线作战，双方往来信中，曾国藩不止一次地给九弟讲命运的重要。
“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咸丰十一年正月元日）
曾国荃全力围攻安庆时，非常希望大哥能够亲历安庆现场，一睹胜利。曾国藩却根据多年带兵的个人经验，发现自己只要亲自率军作战，就没有不失败的结论。对曾国荃说：“余既出江滨，岂有不思与弟一见之理？惟历年以来，凡围攻最要紧之处，余亲身到场，每至搓失，屡试屡验。余偏不信，三月攻徽，又试往一行，果又验矣。此次余决不至安庆，盖职是故。”（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家书）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亲率湘军败于靖港；咸丰五年（1855年），在湖口败于石达开，被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又被石达开兵困南昌；最近的一次，就是在祁门，亲率万人攻徽州遭大败。因此，在九弟攻坚的重要时刻，曾国藩就不去添乱了。事实证明，曾国藩在军事上是战略家，无论是组建水军，还是“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法，针对太平军都行之有效。但他绝不是阵前可以相机掠敌、战术灵活的优秀指挥者。
曾国荃急于建功，苦战于金陵城外，又气又急，不免病倒。曾国藩对他说：
‘约旨卑思’四字，实近来方寸隐微之弊，亦阅历太久，见得天下事由命不由人也。”（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家书）
“然则人生事无巨细，何一不由运气哉？”（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家书）
“总觉得人力虽尽到十分，而成功纯是天意，不可丝毫代天主张。”（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家书）
一方面是宽慰这个九弟，一方面也是自己人生的真实体验。所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人强，强不过命；命强，强不过运啊！
六、结语
同治三年，曾国藩在八月初五日家书中说：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 ，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 ，古今曾有几人?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 。”
曾国藩看的清楚，古人所谓三大不朽之事，立德，做一个道德完美的人，为世代人们所敬仰和膜拜，在遥远的先秦都已经是传说。自历史记载越来越详尽，道德无暇之人也销声匿迹了。立功，古代圣贤在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中所绽放出的光辉，后人很难再去复制那个时代和环境了，自然也难于超越。立言，先秦诸子之后，古代无数杰出的人去践行并加以丰富和完善，而今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修缮和补充的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已经看到并触及人作为个体其活动在旧秩序旧道德下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将他视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一个道德家和思想家并不为过。
他试图恢复旧秩序旧道德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如同春秋时孔子的政治努力无法解决国家的混乱和内部战争一样，这种努力被后世赋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色彩。
从曾国藩思想的来源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渊源流长，固不必妄自菲薄。然而以儒家为代表深深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观念，其以森严等级和家族宗法维系了古老中国社会的秩序稳定，尽管无法解决中国历史周期律，但他以稳定的社会结构赋予了每个采纳其建议的王朝以相对长久的生命。即便是儒家，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文明及现代以平权为核心的思想仍不堪一击。更不用提源于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形态的黄老思想。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曾国藩是个悲剧。当时代发生巨变，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新思想新观念一波一波浪潮般的的冲击下，一切价值均重新审定。立德，保守的自我道德修持，固然令人钦佩，却对社会无济于事。立功，镇压太平天国，在晚清算是立功，后世却有重新评价。立言，在旧有的思想理论体系裹足不前停止与时俱进从而跟不上时代的迅猛发展，无法解释新生事物的发展变化并指导人的实践活动，那么，向外向更先进的世界去寻求答案已势在必行。近现代轰轰烈烈的洋务、维新、革命便拉开了大幕。
从个人的角度说，《曾国藩家书》非常值得一读再读。曾独特人生体验对于现代中国人持家、教育子女、职场官场、心理建设，仍有十分高的借鉴意义。不知道算是幸事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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