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有五个霸主,但鲜为人知的是,春秋五霸中含金量最高的是晋国,其次是齐国,再其次的含金量都不足。其中,晋国自城濮之战后,就称霸中原长达150余年,逼得秦国与楚国一直结盟对抗,后来甚至楚国还与齐国结盟对抗晋国,因此晋国才是真正的春秋霸主。
然而,在春秋时期辉煌一时的晋国,其国号——“晋”的来历却一直是个谜团。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对晋国国号的来历有了新认识。
周武王有两个儿子,即姬诵与姬虞,都是他与姜子牙女儿邑姜的儿子。武王去世后,姬诵继位为周成王,并将唐地封给姬虞,因此叔虞史称唐叔虞(上图,塑像)。唐国的地理位置,《史记·晋世家》记载是“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即在黄河与汾河之东,因此总体上应在临汾一带。
唐国第二代国主叫燮父,他在位时将国号改为“晋”,至于他为何更改国号,《史记》没有交代,但《汉书·地理志》解释说“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即先有晋水后有晋国,燮父都城可能临近晋水,故而以此为国号。以地名为国号,这是中国的老传统,齐地与齐国、鲁地与鲁国、陈地与陈国等等,相关案例数之不清。
但问题在于,晋水在临汾北面的太原,源出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悬瓮山,东北流经古城营西古城,后注入汾水,两地相隔较远,燮父为何长途跋涉北上跑到晋水边上建国?而且,当时太原还属于狄戎活跃之地,燮父可以攻打狄戎,但没有理由急匆匆地迁移国都。因此,晋国因晋水而得名,似乎在时空逻辑上说不通,也不符合当时的势力分布。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在临汾曲沃县的“故绛遗址”中,挖出了“晋国王陵”,这里埋葬着晋国第3代到11代8个晋侯及其夫人,据此可以基本锁定晋国初都在曲沃与翼城一带(两地相距数十里),符合“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记载。
由于曲沃、翼城、晋国王陵,呈现出三角形分布,结合曲沃代翼的历史,即曲沃小宗篡夺翼城大宗的政权,以及春秋史籍《左传》最早记载的晋都就是翼城,因此晋国初都应该就在翼城。总之,晋国王陵的出现,证实了晋国之所以叫“晋”,不可能与太原晋水有关。
有学者指出,如今曲沃滏河有一条支流叫金河,“金”与“晋”读音相近,原本名称可能就叫“晋河”,晋国国号由此而来,只是后来“晋河”不知为何被改成了“金河”。然而,与甲骨文相比,这一猜测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甲骨文中的晋字,由于刻在残片上,无法通过前后文解读字意,因此只能通过字形去解读。甲骨文中晋字,上面是两支倒立的箭,下面是一个扁日(见下图)。在甲骨文中,常用扁“日”作为符号,表示目标、目的。因此,晋字字形表示弓箭一支接一支地射中了靶心,本义应该是前进、向上,态度昂扬充满战斗精神。
由于燮父生活在周朝前期,而周朝金文、春秋战国等晋字,字形基本没有什么大变化,因此可以确认燮父时代的晋字就是这一字形。确认这一点之后,就给研究晋国国号来历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晋国史纲要》记载:唐叔虞曾晋献嘉禾(禾稻)给周成王,燮父以此为缘由,将国号由“唐”改为了“晋”。但问题在于,周初“晋”字有没有晋献之意,如今并不清楚,因为甲骨文中晋字在残片上,西周金文上的晋字是国家名称,所以晋国国号是否源于“晋献禾稻”并不确定。况且,由晋献禾稻为由,就将国号改为了“晋”,这种说法似乎显得比较牵强。
而《国语·晋语》中一则与唐叔虞有关的记载,则比较符合“晋”字字形特征。这则记载的大意是,晋平公打猎时射杀鹌鹑,却没能射死,于是就派侍卫竖襄去抓,但竖襄却没能抓住,晋平公勃然大怒要处死竖襄,一个叫叔向(羊舌肸xī,公族之人,姬姓)的大臣说,“竖襄必须死!祖上唐叔虞一箭就射死了兕(犀牛),由此制作了一件大盔甲,最终被封于晋,如今你没射死鹌鹑,这是晋国国君之耻,所以你必须要杀死竖襄,还不能让事情传播出去。”最后,在叔向的暗中劝谏下,晋平公羞愧地放了竖襄。
晋字字形是射中靶心,唐叔虞一箭射杀犀牛,两者之间无疑存在密切联系。叔向原话是“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地名)壹;以为大甲。以封于晋”,因此晋国国号应与善射有关,周王于是“封其于晋”,而非源于晋水或晋献禾稻等。至于晋水之名,应该是在晋国之后,属于因国而得名。
综合各种文献,最后不妨大胆设想一下:虽然唐叔虞善射,个人能力很强,但唐国北面生活着大批狄戎,他们对唐国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让唐叔虞吃过大亏,于是燮父继位之后,以“晋”(射箭)为本、以“晋”(向上)为志,就将国号更改为了“晋”。
参考资料:《国语》、《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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