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邪不压正》的时候，身后坐了一个漂亮姑娘。这姑娘喜欢用一只脚踩前排椅子背，轻轻抖腿。电影一开始，彭于晏光着膀子一出来，这女孩马上爆发出了呵呵笑声。
大家都知道，看一部电影，人文环境有多重要。身后坐了这么一位女生，我的心情是崩溃的。我已经做好了全程实况语音弹幕的准备，幸好，这位姑娘没太多说话。不过，她除了抖腿，还有一个毛病，每当彭于晏出现，她就会一架胳膊，伏在我的椅子靠背上，凑近了凝视偶像。
因为《邪不压正》这电影不怎么样，所以我忍了。
真不怎么样，姜文不行了。这是一个很遗憾的感受。彭于晏在里面就是个卖肉的，许晴也是。周韵不一样，她代表精神世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从哪儿说起？先得说说“屋顶”这个东西。因为彭于晏总是在屋顶上跑来跑去，还骑自行车，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让人受不了。
“屋顶”在电影/文学的世界里，是一个很怪异的空间。《小兵张嘎》里要穿过屋顶，《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也要上屋顶，《十七岁的单车》也是。
不止如此，《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要站在顶上拉小提琴，《卧虎藏龙》里也要上房，在屋顶上飞。古龙的《陆小凤》里，月圆之夜，紫禁之巅，也是屋顶。
屋顶，不是一个人类居住的空间。能蹿上房的人，不是一般人。屋顶在半空中，离地面3、4米，脱离了日常行为的逻辑。因此，人物在屋顶上出现，往往意味着“自由”的状态。而这人，也往往带着超出日常行为准则、无视社会道德的倾向。
在这个结构里，房子=人造物=道德，人类在屋顶上，相当于凌驾于道德。当然，这么说有点极端，大概是这个意思。
比如《肖申克的救赎》里，囚犯在屋顶上喝酒，就代表着自由。此时，人们的头顶上是舒展的天空，而且他们离开了地面。
人类史诗级大烂片、让人怀疑人生的电影《房间》中，有很多戏是在天台上，其实也是这个逻辑。
另外，在屋顶上，也意味着危险，人随时会跌落。因此，在屋顶上的人往往身处危险之中。我的一个哥哥曾在农村大瓦房的屋顶上晒玉米，结果不小心摔断了腰，躺了几个月才好。
所以在电影里，“屋顶”是有用的。比如《鸟人》的那哥们儿就站在屋顶上，想跳楼自尽，结果呜呜起飞。
对屋顶最漂亮的用法，应该是在屋顶上做一些日常行为，比如吃饭，睡觉等等，形成反差。
那么，彭于晏为什么要在屋顶上窜来窜去？
不知道。
在《邪不压正》里，屋顶是彭于晏的主要交通工具，对他来说，屋顶比大街方便多了。跟踪仇人、约会、炸鸦片仓库，都要走屋顶。
为什么，方便吗？并不，看把彭于晏累的。是表现他武术厉害吗？也没有，他虽然肌肉发达，但弱的不行。为了显示他性格洒脱，不拘一格？也不是，他非常乖巧，非常注重社会准则。那是为什么呢。
相信导演姜文也不明白。他只是为了设计这么一个“侠”的形象。彭于晏演的主人公毫无侠气，怎么办，只好让他在屋顶跑酷了。
当然，还不仅如此。
彭于晏上了屋顶，摄像机的视角上移，对准了一片整齐干净的屋顶，也就避开了1937年的北京城市空间。杂乱的街道、衣衫褴褛的路人、胡同里的杂货小店、饭馆儿……所有的一切都避开了。省事儿，一了百了。
看了电影的人都知道，《邪不压正》里的北平，是一个虚假的布景，如同一个架空了的空间，政治经济生活都没有任何描写。要知道，内务部街、协和医院都是北京中心的中心，彭于晏骑自行车上班很近。那这个城市，为什么要那么虚？
《蝙蝠侠黑暗骑士》的城市很虚，蒂姆·波顿老版的《蝙蝠侠》更是虚到贫血，但照样牛。《星际穿越》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小村庄，也不要紧。李安的片正好相反，《喜宴》里的房间真实得让人做噩梦。
《邪不压正》又不一样，放眼望去，只有白雪皑皑的前门楼子，还有一堆反光的屋顶。可它又不完全虚，也有漫画式的肉铺，花里胡哨的裁缝店的后门，地狱般的六国饭店，零星的叫卖声。北平城外，日本鬼子的坦克也真到不行。
北平城没有一点烟火气。在影片里，北平脱离了所有政治的、文化的、考古的、心理的空间功能。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影片里没有一个正常人，没有一个哪怕“看着像人”的路人。
空空荡荡，镜头里的所有人影，都是安插好的，像排兵布阵的小人，一个个钉死在地图上。城市的空间后退成了虚影，成了刀光剑影的舞台，这本来没问题，但《邪不压正》的空间就是很别扭。
导演姜文的意图太明显：后现代，极简主义，漫画，光秃秃一片。他想把北平的时空设计得无法辨认。但是同时，他仍在用心强调北平的符号，结果很糟糕。北平变成了一个华丽的、头晕目眩的、传奇性的、灯光层叠的空壳，它被剥掉了整个经济生活，没有细节，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
从《让子弹飞》开始就这样了。李安的《色·戒》的上海特务基地什么样？《低俗小说》杂货店墙上一堆停了的钟表是干嘛的？
只有屋顶。屋顶上的彭于晏，还在上蹿下跳，光着屁股。这好像是影片的一个元叙事：电影的故事也是这样的。
电影一直在放，坐在我身后的姑娘变得很安静。到了彭于晏和廖凡打的时候，她忽然和同伴说话了：“要是我，就直接杀了。”
对啊。
你不是来复仇的吗？杀啊！
复仇的电影通常都很好看。因为在故事的一开始，观众就知道主人公要干什么，他有一个无法反驳的动机，疯了也要报仇，让人期待。
复仇的故事比较容易讲。敌人越坏，主角越惨，复仇的快感就越强烈。只要铺垫好了，就很过瘾。复仇是要付出代价的，故事的核心，就是这个“代价”。对，复仇的故事结构就这么简单。
《邪不压正》的主人公叫李天然，他的师父师母、未婚妻师姐，一家被杀。身负血海深仇的他被一个洋人救了，他在美国卧薪尝胆15年，一朝回国，要复仇。
到目前为止，故事还很标准，虽然很平庸，但是没什么问题。可是，等到李天然回到北平，找到了洋人干爹，接着就完蛋了。
最大的问题是，李天然，你怎么那么高兴？
彭于晏演的李天然，开朗乐观，身体强壮，胸肌、腹肌都很发达。他不像是一个复仇者，反倒像《让子弹飞》里的六爷，对一切事物感到好奇，如同天真无邪的小姑娘，innocent。他不像个要报仇的人。
看看《蝙蝠侠·侠影之谜》，贝尔是怎么演的。
在大多数时候，李天然都高兴地过分，说着流利的英文（这种腔调的英文让人恶心），穿着西装或大褂。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就算放在《爱乐之城》里面都过分乐观了。
按理说，李天然不应该愤怒吗，不应该复仇之火在地狱里燃烧吗？他应该被仇恨腐蚀，人格变得扭曲才对啊。李天然为什么觉得一切充满希望呢？
看看《大地惊雷》，人家小姑娘的设计多好，谁都惹不起她。
李天然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可一回到中国，马上打回原形。他不是李小龙，他从内到外都是中国的，没有一点美国人的思维，连决斗打架都用的同门招数。
不只是主角，《邪不压正》的一个个人物都不太正常。导演希望后现代、反讽，刻意与类型作品拉开距离，然后就是这个结果，人物成了道具，不是真人。
每个角色都煞有介事，轻浮，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许晴演的那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剑桥毕业，导演就那么看不起剑桥？
日本演员泽田谦也在《鬼子来了》里的表现很惊艳，到了《邪不压正》就成了僵硬的木偶，只有拿刀砍人还可以。
至于李天然的复仇，更是儿戏。复仇当然要有障碍，但李天然的障碍是什么鬼。他可以一刀劈了仇人，可他偏不。
说实话，相比18年前的《鬼子来了》，《邪不压正》的剧本都不好意思叫剧本。
影片开始时，彭于晏光着膀子嘴角微翘，在丛林里乱射。一个个廖凡的画像被打中，轻轻松松。
李天然的复仇没有代价。他的敌人是他自己。他有一个充满了仪式感的、不切实际的预演场景，中国人、日本人两大仇人要聚在一起，被他处决。
不止如此，李天然还是个犹豫、怯懦的人。所以，虽然他对报仇的意义毫不怀疑，却迟迟不肯行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开心，没有痛苦。
没了。就这样。整个电影的核心冲突就是这个。姜文先是强行预设了一个难以成立的前提，然后强行制造次要矛盾，把故事的推向全面崩溃。
李天然武功盖世，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他能用一颗小小的冰渣弄伤仇人朱潜龙的眼睛，却不弄死他。相反，他偷了日本仇人的印章，盖章，结果害死了自己的洋人爹。他是个loser。
姜文演的老蓝是辛亥元老，按说地位比要救的“张将军”高多了，可他除了和人力车夫聊天，没什么用处。这个老蓝也是天真无邪，号称下了一盘20年的大棋，却相信日本鬼子会给他汉奸名单，也是醉了。
洋人干爹亨得勒为什么要在郊外阻拦日本军队的坦克？他疯了吗？他不应该低调一点吗？老蓝为什么要杀亨得勒？他相信汉奸的话？
之前《一步之遥》的惨败，姜文可能认为是影评人的责任，于是找来影评人史航，狠狠羞辱，然后杀掉。而实际上，《一步之遥》是因为姜文的搔首弄姿而惨败的。
影片开篇正常，从北平的戏开始，一下就崩了，到周韵、彭于晏在钟楼里戏耍时，已经受不了了。另外，周韵角色的原型是施剑翘，一个多么牛叉的人，结果被改成了一个孩子。
种种情节让人懒得吐槽。导演姜文最初的想法一定很复杂，复仇是个壳，里面藏了一个复杂的秘密。可是，最后弄出了这么个玩意儿，表面的故事都讲的稀烂，还好意思提什么别的？
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世界会是这样的？姜文怎么就不行了。当然有客观环境的约束，但姜文自己恐怕才是主因。
《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前，让·路易给姜文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夸赞他是费里尼，还给电影提了很多意见。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把马小军等人成年后的戏份完全剪掉，影片在马小军躺在游泳池的场景结束。
王朔的原著小说《动物凶猛》的结尾，就是游泳池。其实，《动物凶猛》这个小说被低估了一些，小说比电影要好。在这封信中，让·路易也委婉地批评了姜文、斯琴高娃的演技。
结果，姜文没有遵从这个建议，《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结尾，仍然保留了一小段马小军等人成年的、黑白部分。他为什么要保留呢？为啥不删了？
或许，《邪不压正》本质上也继承了这种美学倾向，简单说是“自恋”。而这种自恋的表达却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的方式：强调自己的性别特征。
男人。
姜文创造了很多雄性荷尔蒙爆炸的形象：他留着胡子，身材挺拔，说话粗声粗气，说事干脆利落。同时，姜文的角色还要文武通吃，往往还戴着眼镜。
这种文武自恋在《让子弹飞》里表现到了极致：他是土匪张麻子，雄性到不行，之前却当过军阀的高级侍从，出身高贵，还有个文质彬彬的名字：牧之。
牧之啊牧之。
心理投射。
在《鬼子来了》里，一介老实巴交的农民马大三，面对凶悍的日本鬼子队长，杀人狂魔的时候，挺胸抬头，谈笑风生。不觉得假吗？
在导演姜文的逻辑里，自恋、自我形象的塑造，往往比拍电影重要。这是很让人遗憾的，导演五十多岁仍然一以贯之，沉溺于这种虚假的形象不能自拔，也很让人困惑。至于吗？霸气侧漏，那么“男人”有什么意义？
硬。
其实《邪不压正》软的不行，想硬，硬不起来。
还有一个不能问的问题：这种理想化的、动物性与人文气息并重的雄性形象，与真实的姜文，距离有多远、差别有多大？这是否是一种自卑的自我补偿？
或者问：电影这种介质，是否只是姜文自恋、摩擦自己的一种工具？
《邪不压正》仍然保持了姜文的视听风格，咚咚咚磕头，喀嚓喀嚓弄枪，夕阳下在屋顶奔跑，还有周韵。不过故事那么糟糕，这种风格也没多大价值了。
隐喻，从《太阳照常升起》开始说，到《让子弹飞》达到一个高峰。那时候，全民无奖竞猜，各种身份、影射什么的都来了。后来《一步之遥》实在糟糕，考据派也就不大起劲，到了《邪不压正》，一批吹捧的文章又出来了，关键词还是隐喻。
其实挺没劲的。
隐喻，或者说象征性，从来不是艺术品的主体。比如《笑傲江湖》的东方不败，人家首先要练成绝世武功，一根绣花针杀得令狐冲、任我行、向问天三大高手伤痕累累，一团红云滚来滚去，然后才能隐喻。东方不败这个角色不成功，隐喻也就无从谈起。
更何况，你拍一个商业片，就要先讲好故事。否则，隐喻是廉价的，无意义的。之前《罗曼蒂克消亡史》拍成了慢动作MV，导演还沾沾自喜说这是艺术片。开玩笑，见过艺术片吗？商业片，就得先老老实实的讲故事。
反过来说，通常一个故事讲好了，自然就有象征性，能代表很多东西。
《邪不压正》就别提隐喻了。里面的人，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都像在说相声。在我看的这回，电影院里除了开场有点儿笑声，剩下的只有尴尬的沉默。影片出字幕，大家一个个低着头往外走，不吭声。
别提了。别隐喻了，歇了吧。
看《邪不压正》的时候，看到后来，我恍惚觉得姜文导演和凯歌导演是亲兄弟。他们犯的错误、tickle的心态、内心的纠结都如出一辙，不分轩轾。我很希望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错觉，但可惜，《邪不压正》太薄了，让人一眼看穿。
总结一下，《邪不压正》这部电影恐怕只是姜文今后很多烂片中的一部。从现在几部电影看，姜文已经失去了创作的状态，失去了基本的耐心，他变得轻浮、急躁和麻木。而且，他的创作观念也出了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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