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乌托邦提出了一种我们的理想所不可能接受的和谐，这看似美妙，但实则令人伤心梦碎，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拉格朗日章节2?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拉格朗日章节2
第五章 柏拉图2
柏拉图的乌托邦提出了一种我们的理想所不可能接受的和谐，这看似美妙，但实则令人伤心梦碎。
面临身为影评人的一成不变
我很认真地在读书，读着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等的希腊作品。但我需要更多时间。生活在中间挡路——生活是好生活，但挡路。我一直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决心不要把我的学校历险隔离起来，不要变成中世纪修道院式的隐士，而是要尽可能正常地生活。说得好像我有选择的余地似的！有些日子我想自由自在地念书，高兴什么时候吃饭睡觉就什么时候吃饭睡觉，像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一样不修边幅。然后我的小儿子汤玛斯就会来拉我的手，带我到他房间里去看他画的画，把我从柏拉图旁边拉开，让我既生气又感激，因为世上没有什么比得上孩子的小手。
电影也在挡路。晚上吃过饭后，我常要赶去看电影试映，然后在没有课的星期五，我会坐在家里，试着将哲学和文学推开，为我在《纽约客》杂志上的专栏写阿诺德·施瓦辛格新的旷世巨作《终结者2：审判日》的影评。有时候要这么做实在不太容易。“我发霉了。”下笔不顺的时候我会如此呻吟。这是影评人版本的心灵枯竭，就像虔诚的教徒找不到接近上帝之路时所感到的灰暗绝望。我写不出新东西，不只是因为电影烂。它们的确烂，这我是一点都不怀疑的：有太多写给洛杉矶警察局的情书，《小鬼当家2》里麦考利·卡尔金戳了乔·佩西太多下，太多可爱的X世代喜剧，太多叫作《湖边鸡尾酒会》（Cocktails by the Lake）的英国片里有瑞格雷一家九口穿着晚餐服的场景。干杯！好莱坞的犬儒主义和其他拍片国家的疲态已经在我的热情上钻出了一个洞。没有勇气、对观众没信心的片子让我感到木然的厌烦，而大部分的片子正是如此拍成的。它们也拍得越来越没有说故事的技巧，而要找好的说故事技巧，不妨看看电视上迪克·沃夫（Dick Wolf）的《法网》（Low & Order）。美国电影的巅峰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了90年代，在长期的走下坡之后，好莱坞似乎不打算一年出品超过八到十部可以令成人感兴趣的片子了。外国片比起光辉灿烂的60年代也大不如前，当时每年都有大师级的作品来自意大利、法国、日本和东欧。好电影还是有，但我们在60年代充满信心地称之为“电影文化”的东西——作为人生、知识、艺术的一种形式的电影——看来最多是个幻影。如果说电影一直是商业和艺术的战场，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否认赢的是商业。
但如果每个星期都说这样的话，无异于自掘职业生涯的坟墓。做一个影评人是很棒的事，只要有些有趣的东西可以让你写，即使是糟糕到惹人生气地步的片子，都能让你的谈论生色。有人付你钱去追寻乐趣，是件走运的事，而因为乐趣是神圣的，你必须尽量不沦于犬儒主义。比起烂电影，这才是危险所在。许多聪明的影评人都毁在世故用错了地方。他们的奋战意志萎缩了，箭囊如果不是空的，就是只装了一两个可悲的笑话，最后只不过是要展示他们比所评的电影优越。他们变得吹毛求疵，没事找事，常常漏掉偶尔出现的的确好的片子。
“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恐怖角》（Cape Fear）里，演出和拍片的技术为什么都那么神经兮兮的？”这次我的开场白如此质问着，“演员看起来像是脑袋曾被放在榨酒槽里挤压似的。”也许是，但我自己也有点被挤压。到底榨酒槽是个什么东西？我见过吗？《恐怖角》是部糟透的片子，但我找不到适合的字句。“保持清醒！”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会命令自己，就像运动员在比赛前加油打气一样。而在我灵感枯竭、下笔不顺、故步自封、做出榨酒槽式比喻的日子，那种危险我看得太清楚了。“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电影缺少了《伊利亚特》的苦涩悲剧力量。”如果有朝一日我写出甚至只是想到了那么愚笨的东西，我就完蛋了（也不会有人要雇用我了）。不，我不会掉进陷阱，让经典作品把电影压下去，或是犯下轻视我的生计的低俗错误。厌恶是一回事，装模作样又是另一回事。
上了几个星期的课之后，我摆脱了这种...
我是个学生，我害怕落在后面。于是我强迫自己阅读，不只是在哥伦比亚给我的位于汉米顿楼的那间小办公室里（在八楼，绿色的黄铜屋顶底下），在家里也是，在夜深时分，或是小汤玛斯在洗澡的时候；我还在电影开始前的试映室或电影院里读，在餐厅和医生的办公室里读，在公交车和地铁里读，而四周的人则埋首在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罗伯特·勒德拉姆（Robert Ludlum），以及迈克尔·克里奇顿（Michael Crichton）的书里。有时候我站着读，就像马站着睡觉一样。我在地铁上挣扎着读柏拉图的时候，看看周遭，真羡慕那些手拿一本格里森姆新书的人。为乐趣而读书而并没有想到“进修”的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跨捷（IRT）快车上真的很合适读约翰·格里森姆；轰隆的噪声和高速车轮的喀啦声会推动你更快进入书中情节。在这些拼命阅读的时段中我了解到，对我而言，做出的努力比（有限的）结果来得重要。我随身携带着我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的书，就像佩戴某种护身符一样，驱赶邪恶。
《理想国》（续）：现代专制的来源？
滔滔雄辩的史蒂芬森，如今教到了《理想国》中最令现代人觉得过分而不合情理的部分——在理想的国度，每个人都去做适合他与生俱来的基础功能的事情。记住，这游戏的重点在于设计出一个其中所有元素都处于和谐状态的国家，使正义因而得以实现。和谐会带来正义！于是柏拉图分配了各种功能：手艺人、农夫和生意人应该生产；最上层的统治者，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辅佐者则执行决策。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她们可以光着身子和男人一起做爱，并一起当监护者（如果她们够资格的话）。法律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因为统治者的行动只会完全符合社会的利益（在稍后的一段对话中，柏拉图修正了这项荒谬的说法）。无论如何，监护者会被迫保持诚实。他们不得拥有土地、货品或贵重器皿，和普通士兵一样住在营房里、在军队餐厅里吃饭。是的，他们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他们也过着严谨、廉洁、清苦的生活。然而，在这种对自律的坚持之中，却夹杂着一丝晕陶陶的感官幻想——战争的英雄有权“亲吻”（我想这是委婉的说法）任何人，不管是男是女，作为对他们英勇行为的奖励。
虽然有反讽和戏耍的时刻，但柏拉图是相当认真的。性行为会比照饲养家畜的方式来安排，也就是说，比较优良的品种会被选出来交媾生子，比较差的则不被鼓励这么做，以求制造出更多优良的小孩。由于小孩是国家的资产，并不属于家庭所有，因此统治者比较愚钝的小孩会被降级，而手艺人和农夫最聪明、最强壮的小孩则会被拔擢到监护者的阶级。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样大幅度地拆散家庭，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其中无论男女都要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利益。
我举出《理想国》中这么多教条的部分，因为我惊讶地发现（显然先前我已经忘了）这本书似乎是反民主政治理论的来源，也许还是20世纪最恶劣的一些愚行的源头，比方说优生学，还有集体农业，等等。希特勒以及波尔布特也许没有直接引用柏拉图，但他们的确援引了柏拉图散播出来的乌托邦观念，而秉持着这些观念的统治者们，实施起审查制度和宣传教育时不大可能会觉得有什么不对，而将某些阶级的所有人的地位一夕改变，或干脆将他们统统消灭，也没什么困难。对于完美而言，人类向来是障碍。
在中年重读起这些文本，我警醒地想到，观念并不是像十八岁应付考试时所以为的那样无害。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柏拉图会赞许斯大林。在《理想国》稍后的章节中，他详细地列出了暴君和暴政的习性，并一再强调他的目的是在确保所有人的幸福。但即使柏拉图不必为斯大林负责，他仍然写出了一大堆荒唐的话。他自己就受到了盖吉斯戒指的诱惑：乌托邦正是一种逍遥法外的想法。
等到柏拉图回头来讲正义的问题的时候，它看起来几乎是个笑话了，因为（在我们眼中）这整个创造出来的社会就是不公不正的极致。柏拉图为追求和谐的目标所要求的自我压抑，超过了我们能容忍的程度。在理想的国度里，柏拉图说，正直的人不会偷任何人的财产，他会尽忠职守，而且只做他分内的事，不去夺占别人的工作。因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待在他的岗位上直到永远，也会满足于他的处境。国家的不同部分会和平共存。
在个人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如理想的国度中各种才能和职责都各有所归，正义实现了，精神中欲望、心智和性灵力量维持平衡的个人也会做出正直的行为。他的不同力量会行使不同的功能，不会互相侵扰；换言之，这样的一个人不会成为欲念的奴隶，也不会过分理智到被动的地步，等等。在这样的平衡状态中，他会做出正直的行动并从而得到快乐，因为不正直的人总是不稳定或畏惧的，得不到快乐。快乐是追求的目标，是最终的目的。
是，但要怎么达成呢？什么可以让人们放弃欲望和野心？就连柏拉图也一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所有的人安居其位，柏拉图玩笑似的坚持鼓吹一种童话，一种“伟大的神话”，这神话教导每一个人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将金子放进统治者的体质里；比较次要的黄铜，放在辅佐者的身上；而普通的铁和青铜，则放在农夫和其他工人身上。每个人都会知道他天生的价值有多少，都会乐于留在他的位置上，于是就不会再有社会性的嫉妒了。
然而，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假定他身上的金银铜铁比起其他人身上的不多也不少，而其他人闪亮的外衣（车子、房子、度假）的光芒射进他眼中，社会性的嫉妒没完没了；而我深信，嫉妒是造成我们混乱无序的原因之一。但我们该怎么做？竞争和自由行动是民主精神的要素，因此我们的处境可能是难以解决的，甚至是悲剧性的，而我们的混乱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永远会因我们体系中最受珍视的东西所造成的后果而痛苦。柏拉图的乌托邦提出了一种我们的理想所不可能接受的和谐，这看似美妙，但实则令人伤心梦碎。
定义其他人的最佳利益
在哥伦比亚，把《理想国》当作一种恶意或不幸的社会教条来读，（我断定）并非聪明的读法。毕竟，大家都知道柏拉图不是什么热爱民主政治的人。这些东西，有英国血统的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都说过了，这本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法西斯肆虐欧洲的绝望境地之中写成的。不，读《理想国》真正酷的方式是忽略或不要太看重里面大批集权和法西斯的观念，而是要去赞赏柏拉图的才能，在文采斐然的长篇大论中保有一个前后连贯的内在逻辑架构。
好吧，我是很敬佩，而且坐下来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着迷于这文采飞扬的奇思妙想。我是个哲学的读者。但我思忖，对这本精彩又奇怪、相当独裁主义、认定权力阶级必不可少的书，像史蒂芬森这样的左派教师会如何处理？他坐在数学楼外对学生言辞犀利地抨击其监护者阶级时，学生们愤慨地嘀咕着。有些学生假装不知道他的意思，另一些则觉得受到人身攻击，似乎他在指控他们傲慢或不容异己？在接下来回到我们平时的教室的一堂课中，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呃，我们坐在这里讨论柏拉图，这个校园俯视着世界上最糟糕的都市贫民窟之一，”一个男生激动地说，事实上他就是在第一天的月历问题上反驳过史蒂芬森的那个男生，“哈林区在底下，我们在这上面。这就是身为精英阶层的意思。”
他叫作罗博·利连塔，正在应史蒂芬森的要求做“口头报告”，为我们大家解释柏拉图，史蒂芬森则不时打岔、问问题、补充说明。利连塔是个高个子的瘦排骨，额头上横扫着一片头发，主修物理，二年级，父亲是个教授。他有一种令我觉得蛮吸引人的高傲，不过其他的学生似乎不敢恭维。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抹笑，仿佛那些事都是不证自明的。他是监护者那一型的，而他愿意承认。正因为他能承认这一点，他也能看见痛苦之处在哪里。
远处工地的锤声仍然有点吵，全班停了一下。在美国的大学中，文化左派坚持认为，当代文明之类的课程将白种男性学生树立为掌权的统治阶级，让其他人无法自由享受他们自己的权利。柏拉图自然可以代表一个特选出来的、亘古长存的精英观念，但学生们对柏拉图的这一部分都很反感。换言之，读这部作品，让他们了解到精英主义的幻灭不可行，乃至排斥身为监护者的角色。史蒂芬森如此嘲弄学生，我理解到，隐藏的用意在于给他们注入预防优越感诱惑的抗体。所以，学院左派声称学生一股脑儿接收“霸权”话语的说法，我觉得不大可能。
但史蒂芬森自己是怎么想的？此时此刻，这不是重点，至少不是直接的重点。学生们首先要了解的是柏拉图的观点。在课堂上，他扮演解释而非批评的角色；他迫使学生面对文本里的东西，并定义自己和它之间的关系。
当他们不知所措时，他将背景脉络解释给他们听，比如说，柏拉图怎么也不能释怀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长期对抗，最后雅典输了）后雅典走下坡，并仇恨治理该城的民主政体。何况雅典还处死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他说，“对于异质性和民主统治的混乱有种贵族的不屑——坏人升到高位，好人被丢在一边。他要的是一个不会沦为暴民统治的社会，其中身为哲学家的国王主持大局秩序，在这个秩序里的每个人都同意，他们的最佳利益就在于被统治。”
“苏格拉底用取笑的方式引出事实，”史蒂芬森接着说，“其中一个重点在于让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最大利益何在。如果每个人都被苏格拉底的对话领着看见了自己真正的最佳利益的话，他们就会看见正义，因为苏格拉底用正确的问题，迫使他们舍弃陈旧的偏见。”
一个在此之前都没说话的黑人女生范妮莎突然举起了手：“他或任何人怎么能决定我最佳的利益是什么？”
“苏格拉底的问题，”史蒂芬森说，“会引出你内心最深处的最佳利益念头。”她困惑地摇摇头，史蒂芬森趁此空当定定地看着她，说：“你也许不会知道你的最佳利益是什么，比方说，你可能在热情之下犯错。”
“是啊，”范妮莎说，“但你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的最佳利益是什么？”
“嗯，总要有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史蒂芬森在椅子里前后摇晃着说。突然间，他看起来像是一艘船的船首，破浪前进。他说的话令我吃惊。事实的真相？难道他竟然还是相信“事物的本质”？对美国的文化左派而言，柏拉图认为事实有种放诸四海皆准的形式，这种想法是无药可救的，犯了“本质主义”或“基础主义”的大罪。根据他们的信条，所谓放诸四海皆准的事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将事实定义为最符合它本身利益的手段。在真实世界里，每一个团体对事实都有不同的看法，并试着将其加诸别人身上。柏拉图位于西方传统核心的核心，而西方传统的去合法化现在被认为是某些文化左派的必要工作。这是帮助无权力者的方式之一。
史蒂芬森现在双手抓着桌子，破浪而行。“我想你的意思是，既然每个人对什么是对的都有不同的看法，就没有什么是对的了。roight（对）？但你可能是错的。柏拉图从来没有确切指出事实是什么，只说事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深深地往下挖，借由我的问题和你们的答案，我们抵达了被埋藏的观念，到头来，我们会互相同意。在本质上，你们和我一样。过滤了你的信念中所有的荒谬和矛盾之处后，你就会了解到，你现在的想法并不是你真正的想法。”
这时候，他是采取了书上的观点，以一个老师的身份解释柏拉图。但她听到的不是这些，而只是一个白种男人——事实上，是两个白种男人——在告诉她他可以知道她的最佳利益是什么。于是她重复了她的问题，这次比较愤慨。
关于父母的堂皇神话：将自己的文化传给孩子
做父母的，我想，被套牢在一个普遍的虚构想象里：他们的小孩什么都可以做到，并且什么都知道；还有，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扼要地表现男人女人的整个文化生活。在民主美国，很少人会傻到大声地这样说。不管其他还牵涉到什么层面，养儿育女是非常物质的活动。衣食住行，求学看病，游玩娱乐——童年的神圣物质生活如此具体！一个忙于养育小孩的父母会意识到，如果不克制自己对小孩的要求就太不人道了。愿上帝保佑他们健康、有个美好的人生，这就够了！但在潜意识里，我们的要求是无限的。小孩在某一方面的潜能是不可限量的。每一个小孩都是圣女贞德，都是拿破仑，都是迈克尔·乔丹，都是情场圣手，都是江洋大盗！这就是我们的“堂皇的神话”，是民主国家中所有教育的先决条件。每一个出生的小孩都是全人类的再生。
在美国相信这个神话可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必要。在一个媒体决定许多价值观的国家，做父母的可能很容易就被讥嘲得根本对他们的孩子定不下任何标准；小孩从媒体或朋友那里听来的东西几乎都把“文化”和“学习”当成笑话或职责——顶多是一个虔敬沉默的领域。电影里，笨才跟得上时代；老电影里妙语连珠的男女主角被笨蛋、蠢材以及神秘地受到上天眷顾的大白痴取代。对青少年来说，有点知识（除了关于电脑的）很难称得上是件够酷的事。装模作样的人物是美国永远的取笑对象：比如说，在电视情景喜剧里，任何自认特殊的人都会变成笑柄；直到她被嘲笑得承认她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呆瓜，她才没问题，但非要到那时候不可。在许多美国学校里，一个青少年必须隐藏或自嘲心智方面的兴趣，否则就会遭到讥笑或作弄。许多研究指出，一些黑人学生恫吓、阻止他们的朋友用功念书，否则就是“变成白人”，仿佛成就是种族问题似的。平庸无奇表示正常，因此也表示人性，出类拔萃是对其他人的攻击。这是民主噩梦般的一面，而且这噩梦一年比一年更真实。
一个只打电动游戏、只看电视电影的小孩会快乐吗？如果他一头栽进电脑游戏中，消失在网际空间的交会里，他会快乐吗？是的，他会享有乐趣，但柏拉图所谓的生活在和谐中的那种快乐呢？我虽然热爱电影，但却不觉得有电影和媒体就够了，要不然我也不会回到学校去为这些问题烦心。
随着我儿子麦克斯渐渐长大，他变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读者。但真正的问题是：他是否会变成光荣意义上的“读者”，广泛阅读各种层面的好东西？他会有以前人所称的“阅读人生”吗？当年，在他七岁的时候，我坐在地板上，被他的塑料动物园所包围，想着：“要是他不在乎我们所爱的东西怎么办？要是他不喜欢我们的照片、我们的音乐和书怎么办？”这些想法多可怕，这些问题多可悲，但不管做父母的对他们的孩子要求有多宽松，都逃不过这种恐惧。我们嘴上说我们要孩子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但当孩子拒绝我们所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私下的自恋会受到伤害。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非裔美国朋友，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到一个黑人男孩硬说“冰茶（Ice-T）是个比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够格的艺术家”，上去一拳打在这个大不敬的人的鼻子上，为此丢掉了饭碗。那个男孩不是他儿子，但这其实是同一回事。
* * *
我思索着范妮莎那个别人告诉她她最佳利益是什么的问题，以及那个跑出核心课程会议的非裔美国学生，逐渐了解到《理想国》的真正主题，以及在这些理想国家和正义的高谈阔论底下的真正执迷是什么。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看见两个男人在街上吵架。他们站得很近，互相叫骂，脸红脖子粗地愈靠愈近，像棒球队经理和裁判一样地互相推撞。那年头，男人还有戴帽子的习惯，于是当他们争吵的时候，帽檐时而靠在一起，时而分开，然后又靠在一起，就像是两只稀有鸟类在求偶仪式中用鸟喙互啄一样。这景象与其说吓人，倒不如说是滑稽，但它让我闷闷不乐，难过了好几天。究竟为什么人们会不同意彼此呢？他们有着相同的欲念、相同的需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引发他们情感的东西或者有所不同，但情感本身是一样的。害怕，乐趣，悲伤，兴高采烈……被踩到脚趾头，在莫斯科（当时正值冷战的高峰）和在纽约都一样会痛。而就算信念相异，但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景仰勇气，害怕死亡，爱自己的孩子，欲求美丽的男人或女人或两者皆要，喜欢乐趣而非痛苦，舒适而非肮脏。
柏拉图写《理想国》的时候，雅典正在四分五裂，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分裂一样。所以柏拉图想要一样能聚合事物的东西。毕竟，好的生活是有迹可寻的。人们为什么会不同呢？答案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利益所在，贫富不均，效忠不同的对象。当人们因不同的利益而分隔开来的时候，他推论说，国家就会分崩离析。要有整体性，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整体性，是一个发挥功用的有机体，其中所有的部分都运作正常，必须要有某种程度以上的艺术和文化，一个令人们相信是在为他们谋福利的政治制度，以及知道事实的统治者。
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到了第六卷，柏拉图已经展开了他的知识理论，这是《理想国》全书中最杰出的一部分。他列出了一个心智功能的高低顺序，其中排名最高的是他称为“智力”的东西，也就是对善的形式的认知，“善”在这里定义为赋予知识客体存在的源头。我们是在纯粹形式、纯粹理念的领域中。比方说，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狗，但我们所认知的不只是那些不同的种类，更是狗类皆有的特性，也就是狗的本质——这是在任何一只狗出生前或死亡后都永远存在的狗的概念。每一只个别的狗都是这个理念的一部分。在桌的概念与许多张供我们在上面吃饭、工作、放东西的不同桌子之间，也存有同样的关系，在车的概念与我们想开的英菲尼迪Q45或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不无道理。我们认识到了在所有的狗身上都有的某种形式性质。它们都依照犬科的习性活动。它们具备某样东西，少了它就不成其为狗。这部分没有问题。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柏拉图坚持，只有狗的概念才是真的，而在狗屋里、在我们的前院里的那些特定的狗只不过是表象，换言之，它们是恒久不变的完美原版的不完美拷贝（根据这种尺度，一张狗的画则是拷贝的拷贝）。照柏拉图的看法，只有运用辩证力量的哲学家，才能认识到善以及形式本身。
显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达不到这标准。心智功能排名的下一项，仅次于对善的完全了解的，是“理性”，也就是数学的逻辑。比方说，套用欧几里得的定理：铁证如山的知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价值低下的，以一条界线划分在第三个领域之内，也就是意见的领域。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一层。我们看见世界上的物体，这些不完美的拷贝，但我们浑然不觉它们只不过是幻影。我们看见美丽的事物，但却看不见美本身。我们也许认为那辆Q45或道奇霓虹（Neon）是完美的车，但我们受到了蒙蔽；比起圆滚滚的、令人兴趣缺乏的雪佛兰卡普利斯（Caprice），它们只不过是从车的理念形式中多分到了一些罢了。换句话说，感官印象、质地、官能的欣赏，都没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的东西，观察意见就只有一时一地的价值。柏拉图在他最著名的譬喻中，将我们比拟为被囚禁在山洞里的人。
“接下来，我要你们把对我们身为人之处境的洞见或无知，看成大略如下的样子。想象一个洞穴之类的地下室，有一条与洞同宽的长长入口，通向白昼的光亮。在这房间里，住着一些从小就被囚禁的人，他们的腿和脖子都被紧紧固定住，只能直直往前看，无法转头。在他们身后一段距离，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有火在烧，然后在火和囚犯之间有一条路通到上方，路前面竖了一道屏风，就像是木偶戏中的布幕，操纵木偶的人在这边，观众在那边，木偶在其上演出。”
“我懂了。”
“再想象，屏风后面一路上有人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产生出投影，其中包括了人像和动物造型，木刻、石雕，各种材质的都有。可以想见的，这些人当中有些在讲话，有些没有。”
“奇怪的画面，奇怪的囚犯。”“这是取材自生活中的，”我回答，“告诉我，你们认为这些囚犯除了火光投射在对面墙壁上的影子，还能看见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什么？”
“要是他们终身都不能转动头部，他们哪还能看见其他什么东西？”
“那他们看得到那些人沿路拿着的东西吗？”
“当然看不到。”
“那么，要是他们可以交谈，他们难道不会认定他们看见的那些影子就是真的吗？”
“无可避免地会。”
“要是他们面前的牢墙会反射声音，那只要路上有人开口，你们说他们会不会认为声音来自从他们面前经过的影子？”
“他们一定会这么想的。”
“所以再怎么样，他们都会相信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东西的影子就是真实的一切。”
“是的，无可避免。”
假设其中一个人被释放了，爬到地面上（一个监护者那一型的人，熟知哲学）。他向上的过程分别穿过幻象、信仰、理性和智力的不同领域，最后终于抵达目睹善的景象，也就是太阳。现在他可以看见世界上的真实物体，看见形式本身。如果他有勇气，就不会留在这些炫目的景象中，而是会再到地底下去，不管他的洞穴人老友如何顽抗反对，都要试着让他们相信他们活在一个幻象的世界里。哲学家之王的英雄之处在于他又回去了，这是地位高贵者的义务。
我觉得好玩的是，虽然柏拉图对可验证的事实万分重视，但在他的形式理论上却完全依靠假设。在《理想国》中，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们善是什么，只是说善存在。他和几个像他一样的人看得见善，我们其他人则看不见。你要么懂，要么就不懂。可是所有自封为精英分子的人都是这么说的。认知到“善”——或以我们的话来说，“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是同义反复（tautology），至少用在评定政治领导人的资格时是如此。我们要用哲学的方式教育一些人，让他们能够认知到善；他们会认知或声称认知到善，因此他们够资格领导我们。所有其他的人不但活在幻象的状态里，还会奋力护卫他自己的无知。“究竟是谁在耍谁？”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仪态万方地站起身来时，据说就是这么说的。
我有种挥之不去的原始念头，怀疑这形式的理论和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整个就是一种优雅的骗局。要是没有经过时间和经验考验的实例为证，我们怎么能知道真或善是存在的？要不是借由众多的美的实例，我们怎么能了解美？威利·梅斯（Wille Mays）之所以是个跑垒高手，在于他转过二垒时那特殊的姿势，把左肩低下朝向地面，就像摩托车骑士转过弯道时偏向一侧加速，而非在于他的风格近似某种想象中的完美跑垒形式。泰·柯伯（Ty Cobb）跑垒的方式不同，里奇·亨德森（Rickey Henderson）亦然。
然而科学和数学工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史蒂芬森在《理想国》的最后一节课当中，强调柏拉图的重要性在于将可展示的证据，即可以被绝对证明的东西，设定为善的最高层次之一。“大写的真实，”他的声音劈波斩浪，让人仿佛看见船首起伏，“在我们整个对科学的概念中，真实向来起着典范的作用。稍后它演变成理性主义。我们可以说真实是通则，使得科学研究能够放诸四海皆准地进行。穿透尘世，超越表象的世界，看见多重现象底下的本质，就是我们的科学方法。火箭推进的原理，在中国和美国都一样。柏拉图开启了对绝对进步的坚持和对通则的建立。”
“但你怎么知道？”一个女学生愤愤地说。学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短发的拉丁美洲女孩一直很安静，她说起英文不带口音：“就算你见到了善，你又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经见过它？”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强烈地排斥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女人已经厌倦于听男人告诉她们什么是根本的了。
史蒂芬森没有完全回答她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这问题没有答案。他只是重新讲起可展示的证据是必需的。“呃，”他说，“柏拉图的贡献在于，强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运用某一种理论，不管问题的基础是不是经验性的。他说得没错，你知道。意见和知识之间是有区别的。”
形式的理论：在柏拉图的洞穴里
核心课程的价值之一，我想，也许在于它们让我们明白地看见了已知或一知半解的事物的根源所在。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具备了关于事物的大体概念，或许是从媒体文化中朦胧得知的，而这些课程告诉他们，他们是怎么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事的。比方说，西方传统对于生命中“较高层次”事物的重视，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柏拉图。一直到近代——就说是一直到近四百年左右吧——教育的重点都是放在来世而非今生，重在不能言传而非已知的事物，重在理念而非实际成就，重在与生俱来的想法而非观察结果，重在形式而非物质，重在自我控制而非自我探索，重在把美德当作存在的情境而非实际活动的习惯。这些对比中的前者的确都各有其价值，但（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它们的价值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层次较低”的东西通常比“层次较高”的更具生命力。
我们已不再认定“较高层次”的事物有独特的价值，很多人也已放弃追寻“绝对真理”。我们都在洞穴里，媒体的洞穴，穿梭在再现的形象中，挑选我们所喜欢的。我们可以自由拥抱许多部分的真实，只有在拒绝邪恶之后我们才能拥抱美德——在非基要主义的世界里，我们尤其坚持拥有那种自由。但这么一来，我们已严重地减弱了团结心，不再尊重至高无上的心智权威，而这些是柏拉图认为一个成功国家所需要的。我们没有一套绝对、简单的方式来建立任何想法或意见，所有的方式都半斤八两。要建立“善”的价值，每次都得从头说起。价值是可以建立的，但过程只能是艰苦的、个人的，而不能成为一个范畴。我们并不臣服于唯一的理念，而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理念，每个团体有自己的理念，每一种族的心灵都有它自己的艺术。
先验的审美经验这个概念全面受到攻击，被广泛认为毫无价值，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个无聊的强加的东西，而不具有解放的力量；最糟的情况下，则是一种殖民的形式。在核心课程会议中，那个非裔美国女生坚称，哥伦比亚要求她听一点莫扎特是让她重新变成奴隶。有不少黑人学生持同样的论调。她非常气愤。
她让我再度想起媒体洞穴里的麦克斯，从他房里地毯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媒体中听取指示。麦克斯和他的朋友生活中都充满了讽刺，充满了转瞬即逝的废物，充满了尝试过又丢弃的身份认同。这讽刺中的一部分就表现在他的穿着上：十一岁的他打扮得像个帮派饶舌歌手，四角短裤拉得高高的，穿着松垮垮的灯芯绒长裤，带着拴上链子的皮夹，留长发，戴毛线帽。“有啥事？”朋友打电话来时他会对着听筒喊道。他是媒体的孩子，模仿非裔美国人的街头文化；他和他的朋友都是如此，身为优渥的中产阶级白人的小孩，却高高兴兴地用歌词互相喊话。当然，麦克斯不是抱着开玩笑或恶意出丑的心理做这样的模仿。他是认真地把它当作一种风格。但这种风格不见得是他打算保持的。这种风格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但说不定后天就变了。他爱嘲讽。他身为一个很年轻的白种男性，相应处于比较有权力的境地，不会因为穿别人的衣服而感到被贬低。他有自由选择接受或拒绝某种身份认同，而那个黑人大学女生则认为自己面临的身份问题更严重。但真的是这样吗？浸淫在西方文化里会不会毁灭她、贬低她、改变她的身份认同？我必须多观察、多听、多想这个问题。
我想强迫我的儿子们走出洞穴。在洞穴中，他们可以了解乐趣，但不会懂得柏拉图所指的快乐。他们必须阅读，必须学习，必须拒绝简单的乐趣，换取较复杂的乐趣。他们必须直接接触至少一部分过去的文化，而非让媒体将过去戏耍玩弄得无影无踪。他们必须体验人生，必须被看见，整个过程中都不靠盖吉斯戒指。如果到时候他们想回来，可以回来，但现在他们一定要离开。走出洞穴不是为了变成领导者，而是为了变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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