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导致明朝灭亡（明朝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即明神宗万历皇帝（1573年～1620年）年间，以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宁夏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刘挺等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都以胜利而告终，但每场战争都是一波三折，胜利的同时也付了出了惨重的代价，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土司杨应龙在播州正式发动叛乱，在云贵地区烧杀抢掠，时叛时降，出尔反尔。明朝政府多次对其进行招安无效，于万历二十七年末（1599）任命李化龙为四川巡抚，总督川、贵、湖广军务，对杨应龙进行征讨。

万历二十八年初（1600），李化龙指挥二十余万明军，兵分八路，以总兵刘铤攻綦江、马礼英攻南川、吴广攻合江、曹希彬攻永宁、童五镇攻乌江、朱鹤龄攻沙溪、李应祥攻兴隆卫、陈璘攻白泥。明军战事颇为顺利，以总兵刘铤战斗力最强，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二十九日攻取娄山关。娄山关为播州之险要，明军攻取娄山关意味着播州失去了天然屏障，使其暴露于明军的铁蹄之下。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十八日，各路明军会师于海龙囤，对杨应龙进行总攻，杨应龙令其军队以滚石、礌石阻挡。六月，刘铤打破其城，击毙杨应龙第一虎将杨珠。六月初六，杨应龙知其大势已去，与其妾周氏、何氏一同自缢身亡。杨应龙之子杨朝栋、其弟杨兆龙、妾田雌凤被擒，播州全境光复平定。

平播战争历时114天，集四川、贵州、湖广八省之力，耗银约二百余万两，最终平定杨氏叛乱。但战争对明朝的方各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王朝对杨应龙的征伐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对明朝国力也产生了巨大消耗。史书《国榷》中也做了相似的记载：“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三万两千余金，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费三百余万金”；可见，明王朝为了维持这几场庞大的战争，转饷于半个天下，国家的财政日益枯竭，产生了严重困难。

明王朝的国库开支集中于太仓库、太仆寺和京通仓储三大库，在战争期间，这三大库的开支库存直接反映了明王朝国力的消耗。

明正统七年（1442）始置太仓库，又称太仓银库，俗称银库，掌管贮银。“各省所派剩麦米内库中棉丝绢布、马草、盐课之折银者，籍设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之援例上交者，皆由此库贮存。”可见太仓库为明中后期最为重要之国库。神宗即位之后，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太仓库储备丰盈。而经过壬辰战争与播州之役后，库银所剩无几。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道御史李柄在其奏章上说：“环视库房，一空如洗，所存者老库二百万耳”，到平播战争结束之时，库银更是寥寥无几。平播战争对库银的消耗非常巨大。

京通仓储是以储备国家粮食作为国库，为国家所需而支出米粟。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实在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到万历三十年（1602），“京仓实在之数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足两年之支”。这期间粮食储量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万历三大征对国库粮食的庞大消耗，而平播战争作为三次大战的最后一次，其所需所耗更是对战争不断的明王朝雪上加霜。

平播战争历时约半年之久，加之之前明廷北征宁夏，东征朝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国库亏空十分严重，必须以增开赋税为手段维持国家的运转。

明朝中后期，明廷将加重赋税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万历十四年（1586），继任张居正的内阁首辅申时行曾对加派赋税之事做出了严厉批判：“比年以来，渐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方今才绌民劳，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继，额外之派又何以堪！”万历二十年以后，因战事四起，“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平叛杨应龙之时，增派赋税之情况“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播州之役之后，明臣李戴尖锐指出：“频直四夷之警，连兴倾国之师，车殆马烦，行贵居送，按丁增调，践亩加租，此时赋税之额，比二十年前不吝倍矣。”再到后来东北女真之事四起，万历末年又加派三饷，“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

由此可知，虽然明廷进行的平叛战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但巨大的战争支出使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朝廷只能通过加派赋税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社会矛盾，激发民变。

明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矿监税使的胡作非为，使生存压力极大的老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4）与二十四年（1595），山东、河南一带就出现过严重饥荒，在河南新蔡、沈丘、裕州、叶县、舞阳、沁阳各地陆续爆发过大规模的聚众起义。最具代表性的是南直隶凤阳府颍州王自简聚众千人发动起义，随即遭到镇压而失败。播州之役之后，因为加税加赋剧增不断，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万历二十九年（1600），白莲教徒赵古元在徐州一带聚众发动起义；万历三十七年（1609），安徽、江苏一带流民又“千百成群，在在行劫”；万历三十九年（1611），“大盗刘应第、董世耀聚众称王，剽劫远近，督兵讨灭之。”万历三大征之后不久，女真在东北起事，明王朝又陷入大规模战争之中。连年的饥荒与沉重的负担使农民不得不起身造反，崇祯二年（1629），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先后起义，他们成为了明王朝最后的掘墓人。

建州女真的真正崛起，是在万历三大征之后。尤其平播战争，明廷调集20万大军远赴西南，使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实力大大削弱。又因为之前远征朝鲜，使整个辽东地区民生凋敝，残破不堪。朝鲜《李朝实录》曾记载：“辽左一路，困于东征，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辽东地区民生疲敝，动乱不堪。

为了应对播州之乱，明王朝无奈调整其对女真的政策，试图扶植叶赫女真、海西女真，从而限制努尔哈赤建州部的发展，但效果甚微。明廷的对内平叛战争给了努尔哈赤绝佳的发展时机，他于1598年灭哈达部，1607年灭辉发部，1613年灭乌拉部，海西女真四部只剩叶赫部勉强维持着与明王朝的关系。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大金政权。实力雄厚的努尔哈赤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为由讨伐明朝，发动了长达几十年的对明战争；三十年后，满清入关，统一全国。

回顾女真崛起的发展史，万历三大征，尤其在平播战争之时，是女真发展的分水岭。由于明王朝调重兵围剿土司叛乱和农民起义，无暇顾及东北战事，使女真族抓住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为后来入主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自此，明廷在对女真的控制上丧失了主动权，这也揭开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