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无视国内国际舆论的质疑和反对，日本政府于4月13日召开有关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排放将于约2年后开始。
日本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引发了众多抗议。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岸宏13日对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感到“非常遗憾，难以容忍”，并表示强烈抗议。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10日表示，这是完全无视福岛民众的呼声，不能接受。另据共同社12日报道，多个市民团体12日向经济产业省提交了共计约6.4万人“反对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签名，这些签名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88个国家和地区。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0级地震。该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福岛第二核电站受到严重的影响。2011年3月12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宣布，受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从那时开始，福岛核电站就成了环境污染一块揭不去流脓的伤疤，成千上万人为此流离失所，并对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工业造成了极大破坏，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福岛核电站也成为了环境的隐患。
福岛核电站。
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为此，我们摘编非虚构作品《福岛核事故真相》，帮大家回顾福岛核电站出现事故那天的惊悚氛围。福岛核事故的惊悚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当中。虽然现代社会的科技发达，但环境灾难的风险依然如影随从。
风险社会是社会学家贝克研究的重要概念，他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并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风险，恰恰是由其所在社会制造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还会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的深刻洞见预言了福岛核事故中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贝克具体是怎么看待诸如核事故这种级别的风险的？面对核灾难级别的风险时，人类该怎么办？
我们结合《福岛核事故真相》和《风险社会》两本书做内容摘编，反思福岛核事故，借《福岛核事故真相》回顾福岛核事故，同时借《风险社会》理解现代社会的风险及其分配后果。下文第一部分节选自《福岛核事故真相》，第二部分节选自《风险社会》。
（以下内容来自《福岛核事故真相》）
原作者 | [日]门田隆将
整合 | 徐悦东
《福岛核事故真相》，[日]门田隆将著，沈长青/金建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
福岛核电站事故是如何被发现的？
漆黑一片之中，可以看见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树木。像是无数的树木在雪中探出了脑袋。眼前的这片山，海拔超过1000米。飘落、堆积在严寒的福岛山群中的白雪，与这仿佛要将人吸入般的黑暗，形成鲜明的反差。
直升机的声响掩盖了周围一切动静，轰响着经济产业省（简称“经产省”）的池田元久副大臣（70岁）的耳膜。 3月 11日晚上10时刚过。池田从直升飞机上望着眼下这片深山，心里想着：终于到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核灾法第十五条中所规定的特定事项。”
从下午4时45分开始举行的经产省“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会议中，池田被任命为核能灾害现场对策总部长，立刻前往“现场”。管理、指导和监督核能事业是经济产业省工作范围。现在核电站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经产省必须代表政府，领导现场对应总部，决定各种应对措施。池田，就是以总部长的身份前往现场。
池田离开霞关经产省时是下午5时。在黑木慎一审议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上野方向，但是由于交通堵塞无法前行。由于发生了大地震，首都东京也有着震级
5级的强烈摇晃，造成交通瘫痪，交通大面积堵车，无法行动。必须尽快抵达现场的池田此时获得自卫队的协助，从市谷防卫省搭乘直升机前往福岛。
后来，整整过了5个小时，直升机抵达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西面40公里远，位于川内村与田村市交接的大泷根山顶上的航空自卫队大泷根山分屯基地。池田终于下了飞机。
“抵达自卫队在大泷根山的雷达站时，已经过了晚上10时。天气非常寒冷。一路上道路隆起、龟裂、房屋倾斜倒塌。停电的缘故没有一点灯光，村子变得寂静而可怖。在黑暗与沉寂中载着池田的车驶向大熊町的外部紧急中心。
外部应急中心是发生核灾害时候的应变设施。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仅5公里。但当他到达时，这里也是一片漆黑。
“外部应急中心的柴油发电机发生故障无法运作。由于没有电源，我们转移到了应急中心旁边的福岛核能中心大楼里，那时已经接近晚上12时了。可以用的联络工具只有一部卫星电话。与东京方面进行着联系，同时立刻着手开始工作。 ”
为了了解现况，池田首先听取了驻守在第一核电站保安检察官的报告。保安检察官除了建立外部应急中心外，原本应该留在核电站负责监督和了解情况。但是，那个保安检察官离开核电站、弃守本职工作的行为，后来也成了一大问题。
而在这个时候，池田从保安检察官那里听到的报告内容，使他惊愕不已。核反应堆所有的检测数值，包括温度、压力、水位等，一切的一切都“无法测量”。
“这个什么情况？”“调查一下这个。”
池田不断对检察官发话。控制核反应堆最重要的中控室全面停电，就算想要检测数据也是无从下手，所以当时情况的不明朗也是可想而知的。此时，池田并不知道，中控室的作业人员正拿着小型发电机进入现场，给需要了解的检测仪接上电池，极为困难地确认着数值的情形。
匆匆忙忙地进行着状况确认，时间已经过了半夜1时，池田接到了来自东京电力的联络：
“海江田大臣计划于半夜3时召开关于实行减压措施的记者招待会。”
池田不禁问道：“减压措施？”
所谓的减压，是为了向外释放核反应堆存放容器中的压力。
池田知道，当存放容器超过了安全限定的高温、高压情况下，为了防止容器爆炸、辐射污染四散，必须进行减压措施。但是释放出核反应堆里的压力，就意味着会给周边带来辐射污染。这是事关当地居民安全的事。他再次体会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核反应堆存放容器爆炸的话，放射性物质就会全部飞散出来造成辐射污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倘若无法阻止这个情况的话事态将会一发不可收拾。或许会比‘以前的事故’更为严重。”
“311”日本大地震所导致的福岛核事故。
池田的脑中此时闪过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情形。
为了避免辐射“大量飞散”的事态发生，需要将一定量的辐射排放到大气中。这样的做法，别说日本，整个世界上都没有真正实施过。虽说是为了避免最糟糕的事态发展，但现实情况已经被逼得如此走投无路了。“真的要执行吗？”如果要执行，必须要找到确实非此不可的证据。
池田回想起当时的心理。
“我想，如果有不必减压就可以解决的手段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为了不让存放容器爆炸，必须进行减压。如此一来，就要确认是不是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减压的状况。”
池田向现场对策总部的人员表述自己的意见。
在现场对策总部，有福岛县副知事内堀雅雄，一起前来的黑木审议官，还有核能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们。
“我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后，他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减压是常规的处理方式。我说，我知道，虽说是常规做法，但是事关普通民众的人身安全，必须确实掌握足以佐证的数据，才可以说应该这样做。然后我听取了这些‘数据’后表示，毕竟还不是很明确，那样就不能执行了。”
池田叫来东电的组长，指示其收集数据。
“现在还没有决定要实施减压，但当存放容器的压力到达800千帕的时候，就必须开启减压阀。但是我觉得，不能忘记，判断执行减压的决定权在经营者方面。也就是说东京电力的判断。之后政府被指责过多介入等不当，从组织运营的铁则来说，政府和东电是不同的。减压措施是应该由东电来决定的，而非政府。然后进行多方协助、一起商议对策发布指示才是政府的职责。我认为绝对不能混淆这一点。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生涯，此时感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总之，减压是经营者方面必须要做的。”
此时，池田联系打电话给经产省的事务次长松永和夫。由于只配有一部卫星电话，并且电话很难接通，池田的现场对策总部处于通讯手段极端受限的境地。
“电话经常打不通啊。我联系松永次长，对他说明现在核电站正在努力掌握核反应堆的数据资料。并且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要求执行减压的话，东电所承担的责任就会变小。所以判断减压是否执行，应该交给负有责任的经营者方面。”
池田收到来自东电班长关于核反应堆数据而发来的联络时，已经是凌晨2时30分左右了。
“报告终于来了。根据数据显示，一号机存放容器压力上升到相当惊人的数字，超过800千帕，已经接近了设计压力的两倍。我从数据中读取到可能爆炸的危险。由此我了解到了现场的情况，并且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一号机的设计压力是427千帕。刚开始测量到600千帕，已经远远超过设计压力。后来还在持续上升，竟然达到了840千帕。倘若真的发生爆炸，放射性物质就会四处飘散，导致无法挽回的辐射污染灾难。
“现在已经过了3时哦！”
东京方面，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在东电常务小森明生的陪同下来到记者招待会已经是凌晨3时06分了。
“我们收到经营方东京电力的报告，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中，由于存放容器压力持续升高，需要打开减压阀放出内部压力。”海江田如此宣布说。尔后小森补充道：“为了确保安全，政府、核能安全委员会、保安院等尊重当局的判断，虽然非常担心当地民众，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决定要从压力容器中释放出些许压力。”
释放些许压力？那不是就要把辐射释放到外面来嘛？记者们更加紧张起来。
小森说明：总而言之准备将压力容器中的气体先通过水中再释放出来，这种方式叫做：“湿式减压”。但最后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有可能采用不经过水的“干式减压”。然而，对于这些非常深奥的专业术语，记者们听得一头雾水。
记者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什么时候执行呢？”有人这样问道。
小森回答说：“现场正在以3时作为理想目标进行指示。”
3时？
3时都已经过了。记者们立刻追问道。“现在已经过了3时哦！”
“不，理想目标是3时。因为需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我回去之后确认一下执行步骤。”
“已经通知当地民众了吗？”
“正在同时进行着。我回去后也会再次确认。”小森一一回答着记者们接踵而至的提问。虽然局势紧迫，但在记者们的心里，眼前发生的事态有着一种非现实的感觉。
海啸后的福岛核电站。
不过在记者会上提到的“减压”这个陌生的专业术语，就是要把带有辐射的东西排放到大气中去这点是不会错的。“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与会的记者们都如此深深地感觉到。
关于海江田大臣和小森常务举行的这次记者会，池田表示：“东电为了确保安全，依照当局的判断，进行释放少量压力的释放作业。从这点显现出东电的经营态度，那就是‘按照当局指示，先放点压力’。正如我所说，应该让东电对行动承担责任。而东电，就是这样一个虽然处于当事者的立场，但对自己立场的意识却很薄弱的公司。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好像政府站在了东电的前面一样。 ”
与此同时，隔壁的外部应急中心那台柴油发电机已经修理完毕，终于可以运作了。凌晨3时 17分。池田等现场对策总部的人员，从核能中心大楼转移回隔壁的外部应急中心。
随着事态的迅猛发展，全世界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减压作业”就要执行了。
班目委员长的建言在政府官邸说明减压必要性的，是核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63岁）。他负责确保核能安全相关的政策，以及在发生核能相关的紧急
情况时，对首相或经产省的大臣们提出意见或进行建言。虽然无法直接控制经营者方面，却是能在事故发生时左右政府的人物。
令人震惊的是，此时，正确的情报还没有汇报到负责为首相建言的班目那里。官房长官枝野幸男依据核灾对策特别处置法，在记者会上发布“核能紧急状态宣言”是晚上8时之前的事情。
班目如此说道：“我一直以为，直流电源应该能维持8个小时，海啸是3时30分左右来袭，8小时之后就是晚上11时30分，这个时间点是至关重要的时刻。 ”
然而，将近晚上9时，从保安院传来令人愕然的消息。
“那时候，我听到二号机的炉心隔离冷却系统停止运作，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原以为可以支撑八小时的电源，现在——晚上9时——就已经断电了。原本以为可以维持8个小时，没想到5个小时就用尽了。”
即使如此，班目手上消息依然极度不足。“核反应堆有安全减压阀，蒸汽会通过阀门一直跑出来，水也因此会逐渐减少。同时这些蒸汽推动汽轮机转动，外部的水得以进入到炉心。这就是炉心隔离冷却系统RCIC。”这个RCIC停止运作意味着什么。
“当时我的想法是控制那装置的是直流电源，也就是电池。而这个电池没电了。炉心冷却系统也必然动不了。如果注水全部停止，大概2小
时左右水位就会来到炉心燃料棒的位置，再过1小时，也就是停止注水3—4小时之后，炉心燃料棒就会损坏，最后炉心就会熔解。因此，此后的2—3小时将是真正的关键时刻。”
班目心里想道：炉心面临危机是12时左右吧。在那之前的这段时间至关重要。“到了9时左右，我接到消息，福岛县似乎发布了2公里范围内的疏散指示，并且要求我马上到官邸去。”
晚上8时50分，福岛县对策总部发布指示，撤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周围半径两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抵达官邸后，班目被带到危机管理中心二楼的小房间内，里面有沙发，正中是一张桌子，大约进个10个人就满了。
经产省大臣海江田、保安院核能安全副次长长平冈英治、东电执行副总武黑一郎，以及核能品质安全部长川俣晋都已经到场。那里设置了两部固定电话。其中一部是东电的武黑一郎（64岁）与总公司联络所用，另一部则供官员们使用。
官方长官枝野以及细野豪志、釜山哲郎、寺田学等官员都会进出这个房间，所以电话是收集消息的基本渠道。这时候，海江田说道：“班目先生，东电方面提出由自卫队协助运送点物品，并请求疏散民众。对于民营公司提出的这些要求，政府方面还无法决定。因此我想征询你的意见。”
海江田客气地询问班目，目前情况非常紧急，接下来疏散居民的范围该如何决定。然而，班目并不了解核电站现场的状况，就是说他目前处在“消息断绝”的状态。
此时，作为负责提供建言的核能安全委员长的情报不足以及与现场联络的手段匮乏被彻底暴露出来。
居民的疏散范围该定在多大。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紧迫的局面。班目向同时在场的东电武黑执行副总询问：“武黑先生，已经发展成如此紧急的程度了？”
然而，武黑同样也不知道详细的数据。核电站全部的电源都停止了，他就算想要了解现场情况，也束手无策。虽然这两人在官邸进行着沟通，但可惜的是，武黑无法将正确的消息传达给班目。
此时，班目的脑海里浮现出“ 3公里”这个数字。
“根据 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提案的称为 PAZ（Precautionary Action Zone）的预警行动范围，在放射性物质尚未外泄时，就要事先决定立刻需要疏散的范围。一旦发生严重事态，这个范围内的民众需要先行撤离。核能安全委员会也制定了这个区域的范围，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规定的是3—5公里的范围。虽然我不知道放射性物质有没有，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当时就提议了3公里的避难范围。”
晚上9时23分，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发布了避难指示，同时对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发布了进入室内避难的指示。
然而，那毕竟只是“安全起见”。班目进一步以“假设情况”作为前提，对海江田提出建言：“压力容器中的压力如果下降，存放容器的压力就会随之上升。要让压力释放出来，必须执行‘ feed and bleed’。当然，撤离当地居民是首要条件。”
所谓的 feed and bleed，就是当核反应堆发生事故时，对核反应堆进行注水，并从减压阀释放蒸汽的“降温方式”。这是相当专业的术语，但对核反应堆而言，是极为常用的应急降温措施。
“简而言之，要降低压力，就必须进行注水，使用消防车或者其他手段都可以。”
然而，因为是把减压阀里面的蒸汽放到大气，必将会造成周边的辐射污染。
可以确定的是，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状况继续恶化下去，撤离居民的范围也随之扩大。这对于官员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决断。
（以下内容来自《风险社会》）
原作者｜[德]乌尔里希·贝克
整合 | 徐悦东
《风险社会》，[德]乌尔里希·贝克，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2月。
在自然科学里，污染物的分配逻辑有着什么样的问题？
一直以来，自然科学的范畴和公式包揽或支配了相关的讨论，从空气、水、食品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到自然和环境的破坏等一般性议题。但在科学的“贫困化公式”中，那些固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相应地，从化学、生物和技术的角度展开的环境讨论同样存在着危险，它会无意间把人仅仅视作有机体。
长久以来，这类讨论有理有据地批评工业化时期所盛行的进步乐观主义，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因为围绕自然的讨论退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其中既没有人，也不追问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最近几十年的讨论，就算论辩不断批判技术和工业，但处在核心的依旧是技术统治和自然主义。
这些人绞尽脑汁，调用空气、水和食品的污染物含量，以及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原料短缺等指数，并予以发布。他们富有激情，时刻专注，就像这世上从来不曾有人（比如韦伯）指出（显然白费口舌）：如果排除了社会的权力和分配结构、科层制、流行的规范和理性，上述科学讨论不是空洞的，就是无意义的，更有可能同时包含这两者。在此悄悄潜入的是这样一种理解，现代性在迫害者和牺牲者的意义上，被简化为技术和自然之参考系。正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思考方式（包括政治性环境运动）掩盖了现代化风险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内涵及后果。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德国环境顾问理事会（1985）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经常能在母乳中发现β—六氯环己烷、六氯苯和DDT，其浓度令人担忧。”这些有毒物存留在杀虫剂和除草剂中，但它们早已被禁止流通。因此，目前这些物质的来源是不明确的。报告的另一处写道：“人们对铅的接触平均而言并不具有危险。”
这个陈述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或许是在类比这个分配例子吧——两个人有两个苹果，其中一人把两个都吃了，这样一来，平均而言，他们一人一个。转换到全球尺度上的食物分配问题，这个表述会变成这样：“平均而言”，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吃饱。这显然是一种犬儒主义。在地球上某些地方，人们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在另一些地方，应对营养过剩问题倒成了一项主要的消费支出。
当然，这类针对污染物和有毒物的表述也可能并不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因为或许平均接触量也正是所有人群的实际接触量。可我们知道这一点吗？为了维护上述说法，让我们了解人体被迫吸入或摄取了其他什么有毒物，难道不是一项先决条件吗？他们在探究“平均量”时的那种理所当然，实在令我们吃惊。追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风险处境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这正是他不能不知道的。因为有可能就存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生活条件，其中，铅这类物质的含量“平均而言不足为虑”，同时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排放的毗邻区，有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所有这类环境和污染物报告的特征，不仅是缺少对社会差别的考虑，也无视这种差别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其依据是围绕排放源的地区视角和年龄划分—两项标准都源于生物学（或一般而言的自然科学）思维。
这不能怪罪于专家小组。这只是反映了在环境问题方面科学和社会思维的一般状况。环境问题一般被看作自然和技术问题，或者经济和医学问题。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并对人们的健康和共同生活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令人震惊的是，这里面的一大特征竟是社会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缺失还伴随着荒诞：所有人，甚至是社会学家自己，都对这种缺席无动于衷。
研究人员对污染物、有毒物，以及水、空气、土壤、食品等污染的分布进行调研。相关的结果以分地区的彩色“环境地图”的形式呈现在警觉的公众面前。只要环境状况还在以这种方式来描绘，那么科学的描述和思考方式无疑是合适的。然而，一旦涉及对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的基本思路就会短路。要么，我们宽泛地假定（有待证实）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已查明的地区污染中心的影响，不分收入、教育、职业，不分与此相联系的吃、住、闲暇的机会和习惯；要么，我们最终彻底排除人及其所受的痛苦，只讨论污染物及其地区分布和影响。
纪录片《切尔诺贝利：30年后》（2015）画面。
自然科学视角的污染讨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其中一方的结论错误地认为，社会痛苦均拥有生物基础；另一方对自然和环境的观察，既排除了人的痛苦的选择性，也没有考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污染物对不同的人会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其差异可能源自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信息、教育等。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仅仅着手研究个体身上的污染物，永远不可能确定人群中的污染物浓度。对单个产品来说“不足为虑”的因素，一旦积聚在由全面市场化高级阶段的人所构成的“用户蓄水池”中，或许就表现得极为令人忧虑了。我们在此陷入了范畴错误：只要“安全”或“危险”还与那些摄取或吸入污染物的人存在一丝关联，那么，以自然和产品为取向的污染分析就无力解答有关安全的问题。众所周知，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可能会抵消或放大其中某种药物的疗效。今天的人们当然还不需要单纯依靠大量药物来维持生存，但他们仍要呼吸污染的空气，喝污染的水，吃污染的蔬菜。换句话说，不足为虑的因素在显著累加。那么，按照一般数学规则，这些因素的加总会变得越来越不足为虑吗？
日常的风险意识不过是一种理论意识
风险同财富一样，它们都是分配的对象，也都可以构成某种处境，即风险处境和阶级处境。然而无论在哪里，一旦涉及分配问题，风险和财富就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利益与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人们同可欲求的稀缺物品打交道，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财产。作为对比，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风险必须得到重新解释，以便清除或否定。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对立，一方是肯定性的获取逻辑，另一方是否定性的处置逻辑，包括回避、否定和再解释。
收入、教育这类东西是可消耗、可获得的，但风险和危害的存在与分配原则上需要由论证作为媒介。无论是健康损害，还是自然破坏，都难以通过感受或肉眼而加以识别。就算是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东西，也需要某种社会建构，由具资质的专家来确认其“客观性”。新近出现的许多风险（核污染、化学污染、食品污染、文明疾病）完全脱离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
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些危害，这样的危害越来越成为焦点。在某些情况下，危害有可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都不起作用，但会显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还有一些危害，需要借助科学的“感觉器官”，如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才变得“可见”或可解释。其中的典型例子是放射性物质所导致的基因突变，而这类放射现象本身却是不可触知的。因此，在三英里岛事件这样的核事故中，受害人完全处在专家的裁决、错谬或争执之下，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把分开的因素合起来思考：因果假设光靠知识依赖和不可见等性质，还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文明的风险处境。它还包括了其他要素。有关危害的陈述，无法简化为单纯的事实陈述。就其构成而言，危害陈述既包含了理论要素，也包含了规范要素。有些科学发现，如“儿童身上显著的铅浓度”或“母乳中的杀虫剂活性成分”，本身并不比河水中的硝酸盐浓度或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更像文明的风险处境。
只有在加入因果解释之后，上述现象才算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现代化进程的系统副作用。因此，对社会公认的风险来说，现代化进程的执行机构和行动者，包括其中牵涉的特殊利益和依赖关系，构成了这里的前提。按照因果模式，这个前提同损害和威胁的现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即使两者在社会、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是完全分开的。
乌尔里希·贝克。
基于这种理解，一位住在慕尼黑近郊的三居公寓里给自己三个月大的孩子马丁哺乳的母亲，与生产农药的化工业，与那些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方针驱使，过度施肥并批量生产的专业化农户，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寻找副作用的半径，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开放。最近，人们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过量的DDT。
这些例子表明了两个问题。
首先，现代化风险既可能出现在特定的地理区位，也可能是普遍而不确定的。其次，现代化风险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径，是多么飘忽不定和不可捉摸。于是，在现代化风险中，事实内容和时空上相互分离的要素经因果关系而结合在了一起，并被置于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脉络之下。至少从休谟起，我们就知道，因果假设原则上脱离于我们的感知。因果假设是理论。它始终需要依靠联想，以便假定为真或信以为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不可见的。假定的因果关系多少总是短暂而不确定的。就此而言，这种日常的风险意识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意识，进而也就是一种科学化的意识。
风险的确立须包含伦理
就算是用因果假设把制度上分离的因素关联在一起，这也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风险。对风险的体验还预设了一种规范性视域，即安全感丧失，信任被打破。所以，风险依旧在那里，它披着数字和方程的外衣，悄无声息地潜入。原则上，它离不开与特定地点的联系，它也是对有价值人生之受损图像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反过来也只能被相信，换言之，无法被直接体验。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乌托邦的客观化底片。
在这张底片上，人类或其残迹历经现代化进程而得以保留，并重获新生。这种规范性视域首次明确了风险本身的风险性。尽管还有点难以辨认，但这种视域最终也不会被数学或实验所祛除。在所有这些客观化的背后，有关接受度的问题迟早都会走上前台，并重提那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何以为人，何以为自然，它们的哪些特质应该得到保留？由此可见，围绕“灾难”的广泛传言是一种夸大、极端而日益具体化的表述，即这样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要的。
人是什么？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些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日常生活、政治和科学之间来回摇摆。在文明发展最为进步的阶段，这些问题被再度提上日程，特别是在它被戴上数学方程和方法之争的隐身帽的地方。风险的确立就是：伦理，附带包括哲学、文化和政治，在现代化的核心领域，亦即在经济、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等领域复活了。有人可能会说，在工业生产和管理领域，它们是受人厌弃的民主化手段。
依靠风险推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公共讨论。风险的确立是一种共生现象。它尚不为人所知，亦有待发展。这是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日常理性和专家理性，乃至利益和事实的共生。所以，风险的确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一起，并构成新的形态。它们不再因专业化而分离，也不再只按自己的理性标准进行发展或确定规则。风险的确立要求通力协作，这就需要跨过学科、市民团体、企业、行政和政治的鸿沟；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风险的确立借此碎裂成对立的界定或界定之争。
原作者 | [日]门田隆将、[德]乌尔里希·贝克
整合 | 徐悦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王心
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