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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主力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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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骑兵的数量及部署
文丨尚平
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南宋与金、蒙（元）的战和关系历来是南宋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南宋军力、尤其是骑兵的数量和分布与这一问题关系密切。本文对南宋马政及骑兵数量史料进行了钩寻和梳理，掌握了多数军队骑兵的编制数量，并结合马料和纲马分配等史料对无直接记载的几支大军骑兵的数进行了推算，从而对南宋军队中骑兵分布的整体面貌有进一步揭示。此外，通过南宋军力和骑兵的部署，可以看出南宋在军防上仍奉守着内外相制的原则。
关键词：南宋骑兵 数量及分布 内外相制
南宋政权长期与金、（蒙）元政权对峙。因金、（蒙）元以游牧民族在北方立国，其在对外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中骑兵的优势非常明显，故而，在审视南宋国家与金、蒙（元）关系和军事实力对比等这些重要问题时，自然会涉及到南宋的军事力量和骑兵的状况。王曾瑜对南宋军队的建制、数量分布有过系统的叙述，并专门探讨了宋代骑兵及对军事的影响问题，[1]认为“马匹缺乏，骑兵训练差，再加上作战时的分散使用，成为决定宋帝国武运的重要因素之一。”[2]该著已有增订本出版，有关骑兵内容多有增补。[3]程民生对南宋骑兵数量的研究亦有关注，[4]但关于骑兵整体数量与地区分布仍有进一步考察的余地。
一、南宋各防区骑兵的数量
北宋末年，随着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沦陷，和南宋朝廷的步步南退，由朝廷掌控的军队有限，而且统一管理的军事领导体制尚未形成。绍兴二年（1132），朝廷能够凑集十六、七万军力。[5]这些军队都由韩世忠、岳飞、张浚、刘光世、杨沂中、关师古、吴玠等大将掌控，其具体兵力和骑兵数量，朝廷难以确知，当时南宋军中普遍缺少马匹。绍兴二年（1132）六月时，“神武诸军皆缺马”。[6]以当时朝廷确定的神武前军的编额“万四千九百人”为例，其马军额为“二千人”，数量不多。[7]四川宣抚司掌握的骑兵也只有“数千”。[8]
绍兴和议之后，金军南侵减少，南宋在东南逐渐站稳脚跟，朝廷对军队的控制也在加强，南宋各支大军的驻屯地逐渐稳定在临安附近、长江中游、下游地区和川陕地区，军队的数量包括骑兵的编制大致定型。
1.临安附近驻军的骑兵数量
绍兴时期，临安附近的驻军是属于三衙系统的三支军队，即殿前司军、侍卫步军司军和侍卫马军司军。绍兴五年末（1135），担任中央宿卫军的神武中军改称为殿前司军。绍兴十八年（1148）增至七万多人。孝宗时，殿前司军的编额为七万三千人，这一编额基本一直维持到南宋末年。侍卫马军司自乾道七年（1171）后便长期驻留在建康，此后临安附近的三衙军队主要是殿前司和步军司两支。孝宗乾道年间曾规定步军司二万一千人为额，至南宋末年，步军司额管二万三千人（真州六合县淮效不在此数），但兵力总数在二万七千人以上。[9]
尽管孝宗时期殿前司兵力的编额数多，但乾道时期所拥有的骑兵数量相对总兵力而言却较少。乾道七年（1171），殿前司 “诸军战马共四千八百匹”。[10]至南宋中期以后，殿前司马匹编额似有所增加。绍熙五年（1194）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郭杲称，“本司应管战马一万七百匹为额”。[11]这一编额在嘉泰四年（1204）时仍未有变化，不过“见阙二千余匹”。[12]若按殿前司兵力七万三千计算，其骑兵的比例接近百分之十五。淳熙十六年（1189），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梁师雄称，步军司诸军每年“将肥壮马差往湖州下菰城放牧”。[13]而在绍熙五年（1194），步军司提到了当时在这一地区牧放的军马的数量为“二千五百六十五匹”，[14]这可能是步军司马匹的主要部分。据此估计，步军司的马匹数至少在三千匹左右。
从殿、步两司的总兵力来看，南宋曾在在临安附近的驻军有近九、十万人，骑兵超过万数。不过至孝宗后期，原在临安附近驻留牧养的殿前司骑兵基本上向北迁往建康府和扬州、和州等地牧放。所以，后来临安及附近地区的骑兵实际上有明显减少。
2.长江下游沿江四支驻军的骑兵数量
绍兴十一年（1141）后，长江下游形成了镇江、建康和池州三支御前屯驻大军。乾道年间，上述三支大军的编额为：建康都统司五万人，池州都统司一万二千人，镇江都统司四万七千人。宁宗时，镇江都统司撤销了水军编制，但总兵力反而增加了一万五千多人。由于侍卫马军司于乾道七年（1171）驻留于建康，事实上沿长江下游驻有四支大军。这样，建康、池州、镇江三都统司的军队加上马军司的二万七千人，长江下游防区的总兵力达到十二万六千人。据《景定建康志》所记，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后，建康御前驻扎诸军，“以五万人，马五千八十七匹为额。” [15]乾道七年（1171）侍卫马军司移驻建康府时，实际兵力为二万七千二百人，马匹为四千六百匹。[16]若将建康都统司军和马司军兵力合计，建康的驻军有七万七千多人，马匹有近九千七百匹。
目前还未见到镇江都统司军和池州都统司的骑兵数字，不过《系年要录》中存有绍兴后期临安附近和镇江府两地马料钱的数额，由此也可大致推算出镇江驻军的骑兵数量。绍兴二十八年六月，有诏称：“户部科降两浙转运司收籴马料钱，令以的实窠名支破。时行在及镇江府岁用大军马料八十余万。行在六十五万，镇江府十六万二千。”[17]因侍卫马军司于乾道七年才调往建康府驻防，所以绍兴二十八年时，驻扎在临安行在附近的军队有殿前司、步军司和马军司三支。绍熙五年（1194），据殿前都指挥使郭杲称，“本司应管战马一万七百匹为额”。[18]因为殿前司的兵力编额在绍兴十八年（1148）时已经基本定型，所以可以较为理想地估计殿前司的骑兵定额在绍兴后期为一万零七百匹。绍熙五年（1194）步军司在下菰城牧放的军马的数量为“二千五百六十五匹”；[19]估计步军司骑兵的编额应在三千匹以内。这样一来，加上马军司四千六百匹（按照乾道七年的编额），三衙在绍兴后期的骑兵数量大致是一万八千三百匹。若据绍兴二十八年（1158）“行在六十五万，镇江府十六万二千”的马料钱比例进行计算，镇江府的军马数量大概在四千五百匹左右。此外，从有关市马的分配中也约略能够发现一些南宋后期镇江驻军的骑兵数量线索。绍熙三年（1192），镇江府都统司本部所需军马“逐年全仰茶马司、广西安抚司买发合得纲马二十四纲”。[20]按照《庆元条法事类》内有关马匹服役年龄齿岁规定，南宋所市的纲马基本是四岁至九岁马，军队中十五岁马便失去使用价值。[21]若按纲马的平均齿岁七岁计，每经八年军队中的马匹完成一次更新。如果按照这样的周期计算，二十四纲马，累计八年，总计为九千六百匹，而南宋军中马的病损倒毙达到二分以上时，考虑减去十分之一的损耗，再加上纲运途中百分之十五的死损，那么最理想的状况下，镇江都统司军中的马匹能够保持在七千至八千匹。这个数字明显高于参照马料比例所估计的绍兴二十八年（1158）的数字，两个数字或可作为认识镇江府军队马匹数量在南宋前后时期的一个参考，所以即使是在比较理想的状况下，镇江府军中的军马估计在五千匹左右。
嘉泰三年（1203），据池州副都统制李燮称，“本司每岁差发官兵前去茶马司取押岁额川马五纲”。[22]同理，根据马的更替，可推测出池州都统司的骑兵数量不超过一千五百匹。池州都统司与江州都统司的情形较为接近，同为荆襄防区与两淮防区在长江沿线的衔接位置，也主要负责江防。江州都统司的兵力为一万，骑兵为一千六百匹；与之对照，将池州骑兵推测为一千五百匹以内也是合理的。
故此，长江下游防区集中在建康和镇江的总兵力超过十二万，骑兵编额约一万六千匹（建康都统司军及马司军为九千七百匹，镇江军五千匹，池州军一千五百匹），大部分驻防在建康府及附近地区。
3.长江中游及川陕地区骑兵的数量
南宋长江中游沿江分布有鄂州、荆南府、襄阳府和江州四个军防重镇，但驻军为三支。绍兴中后期，长江中游地区御前军有：鄂州驻扎御前诸军，荆南府屯驻大军和江州屯驻大军，总兵力为八万四千人。乾道四年时，鄂州都统司、荆南都统司和江州都统司的总兵力为八万二千人。据乾道四年（1168）七月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赵撙称，“诸军战马旧管万余匹，累经战阵，见管数少”。[23]可知鄂州都统司骑兵编额为一万余，几乎达到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可以说是南宋各支大军中骑兵比例最高的。嘉泰三年（1203）六月，江州副都统制李汝翼称：“本司马军合用披带马一千六百八十匹，自今不及千匹”。[24]据此可知江州都统司所辖骑兵数量很少。虽然荆南府都统司所辖骑兵的数量暂无明确记录，但其兵力总数也仅两万，若按骑兵占总兵力的一般比例百分之十五计算，荆南都统司的军马也在三千匹左右。总计起来，长江中游三支大军所拥有的军马数量为一万四千匹上下。
绍兴和议后，四川大军分屯兴州、兴元府和金州，至开禧时，增为四支，这一状况维持到嘉定十年（1217）。据绍兴六年（1136）的统计，吴玠右护军兵力达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开禧北伐时，三支大军军力无疑已经超过十万人。宁宗嘉定年间，实际上剩下七万多人。[25]也就是说四川防区的平常兵力在八、九万左右。据《系年要录》记载，“惟兴州屯兵最多，······马之籍，万三千计；兴州境内为七千而弱，关外四州为三千而赢。此其大概也。”[26]此数字与《朝野杂记》所乾道末年军马数字一致，“至乾道末，有名籍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马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二匹”，[27]这是乾道末期四川三大军马匹总数。具体到各都统司骑兵的数量又有不同。吴璘统率的兴州都统司在绍兴后期 “见管入队马七千余匹”。[28]（1184），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彭果于淳熙十一年汇报称“所部马军见以二千匹为额”。[29]绍熙五年（1194）五月，金州诸军副都统制田世辅言，“所部马军中军一将，额管入队战马一千匹，至绍熙四年阙四百八十七匹”。[30]虽然从材料中难以判断这一千匹是金州都统司战马的总数，但川陕防区中金州都统司驻军最少，总兵力也就一万余人，估计这里所说的“马军中军一将”至少是金州骑兵的主体，如果再参照前文所说的“关外四州三千有赢”，金州骑兵不会超过一千太多，约占当地总兵力的十分之一。
二、南宋骑兵的短缺
综合上述，可以对南宋军队中军马（骑兵）的数量有一个基本估计：四川地区为一万三千匹，临安附近为一万匹，长江下游地区为一万六千匹，长江中游地区为一万四千匹，总计为五万三千匹左右。这一估计与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所引述的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中的记录略有差异。华岳曾称：“吾国之马十不足以及其二三。马、步三司之马虽仅言数万，而羸弱老病，将及其半；江上诸军之马不过五万，而在假未该入队之数，不啻三分之一。”[31]华岳所言三衙骑兵“数万”，笔者估计三衙骑兵编额最高时为两万左右，若对“数万”做虚数理解，数量上有相近似的地方。《翠微先生北征录》内可能没有包括在内的四川驻军（只提及三衙和江上诸军），南宋骑兵总体数量很可能在五万至八万匹之间。就南宋军队和骑兵的编额而言，从绍兴中期至南宋中期时整体变化不大，这反映出自绍兴乾道时期形成的军防体制基本被保持下来。
实际上，南宋军队骑兵的编额并不能反映各支大军真实的马匹数量，很多材料揭示了南宋军中马匹缺额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军队在有些时期甚至短缺严重。如淳熙十二年（1185）军队教阅时，朝廷发现建康军的兵额和骑兵数量与兵籍所记差别很大，“建康府驻札诸军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教阅，人队披帯官军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八人，战马二千匹。按本司兵帐见管兵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六人，马六千三百七十匹。数目大段不同，可从实开具，因依闻奏”。[32]绍熙四年（1193），殿前司战马，“比之元额，见阙二千二百余匹”，[33]缺额达百分之二十。而在嘉泰四年（1204），殿前司反映当时战马的缺额仍为“二千余匹”。[34]而绍熙五年（1194），金州副都统制田世辅称“所部马军中军一将额管入队战马一千匹，至绍熙四年阙四百八十七匹。”缺额近一半。[35]嘉泰三年（1203）六月，“江州副都统制李汝翼言本司马军合用披带马一千六百八十匹，自今不及千匹。”[36]缺额近三成。至嘉定年间这一状况更为严重，九江和池州仅剩万余人，朝臣称这两军因“马少为辞，不复出塞”。[37]关于南宋诸军马匹数量的变动，四川大军的例子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蜀盛时，四戎司马万五千有奇。开禧后，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损耗过半，比与之至，马仅五千。”[38]所以，南宋晚期兵力寡弱之状，实在令人痛心。
三、南宋骑兵部署上的守内虚外
南宋骑兵不仅数量少，而且在部署上也表现出守内虚外的保守性。如果从地理和防御地区来看，建康府和镇江府的长江下游沿江地区集中了殿前司、马军司、建康都统司和镇江都统司的骑兵，马匹数量在两万到三万之间，江州、池州各有一千多，荆襄防区一万，川陕地区一万多。南宋抵御金元的军事防线从川甘边界到大海边，虽然中间可以利用秦巴山地、桐柏山、大别山的山岭及淮河流域的湖泽作为屏障，但如此漫长的边防线，所拥有的骑兵实际不足六万，加上布防分散，所以对于南宋而言，其军力的薄弱可以想见。此外，长江下游和临安附近聚集了大量的军队和骑兵，其数量远远超过荆襄地区与川陕地区的骑兵和军队数量，而川陕和荆襄两地却是南宋政权在北伐收复失地时最重要的策动地区，同时在军事防御上也因处于整个防御地带的上游，是南宋整体防线中的关键地区。所以，这种数量本已严重不足的骑兵在部署上的不平衡，进一步导致了荆襄和川陕地区军事力量的薄弱。同时，这也表明了南宋中央政府即使是在面对强大外敌的情况下，在军防上仍对内严加防范的心理。
保持临安附近地区军力优势和防范其他地区军力过强的动机在纲马的分配中显露无疑。建炎至绍兴初期，南宋朝廷对于各支军队的控制有限，但因负责收市和排发纲马的四川茶马司和广西安抚司为原有体制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当时，除了四川的驻军因接近西北地带，能够自行购置战马以外，其他军队的马匹必须通过中央政府获得纲马。如绍兴二年（1132），广西经略司的市马刚刚展开，朝廷“乃命经略司以三百匹赐岳飞，二百骑赐张俊，又选千骑赴行在”。[39]对纲马的集中调度和分配，在南宋初期有利于朝廷在军队管理上的重建集权体制，也蕴含着对统兵大将的防范的意图。淳熙十三年（1186），周必大请求四川制置使参与茶马司事务时曾明言“陛下以全蜀兵民之寄付之制帅，虽御前诸军尤许节制，总所钱物尤得商榷，而马政独不预闻”。[40]绍兴二十六年（1156），利州西路御前诸军都统制吴璘就曾因茶马司连续四年未拨付马匹使得军内马匹普遍老化，请求朝廷按规定数额拨付，随后朝廷才诏令茶马司调拨马匹交付。[41]
川广纲马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马匹品质差异较大，其中从宕昌寨一带所市的马匹是来自西北地区的河曲马，体格高大，为优质马匹，在南宋失去关陕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下，实属难得，被称为西马。相对而言，川马和广马皆属西南马种类，体格较小，速力较差。南宋朝廷在川、广马的分配上，对于各支军队并非同等对待，其中三司（或称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的军队所得为西马，而江上各军分取川马和广马，这种分配原则被南宋政府始终坚持。南宋后期的臣僚概括说：“战阵之马隶于三衙，岁凡百二十纲，羁縻之马拨于江上，仅五十八纲而止。夫较博买之额，则秦司为重，而川司为轻；论排发之纲，则三衙为多，而江上诸军为少”。[42]绍兴时期，高宗留意于收夺大将兵权，同时，也大力重建作为皇帝心腹军事力量的三衙，以便形成内外相制的军力格局。周必大在淳熙二年（1175）对自高宗时期形成的这一纲马分配原则的用意直言不讳，“臣伏见朝廷岁买西马五千余匹、川马三千六百匹、广马三千匹。西马惟留二分应付蜀中，余七十一纲每年尽付三衙，而以川广马分给江上诸军，行之以久，盖有深意”。[43]如此以来，三衙所占有的马匹数量和质量皆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支都统司军，集中在临安附近的三衙军由此形成的兵力优势显而易见。
四、结 语
骑兵数量的短缺及部署的分散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宋君臣在处理对金关系上采取主动。乾道七年（1171）七月，执政呈报称金朝方面在边界上有些值得警惕的动向，当时积极筹备抗金的孝宗和虞允文就此发表了看法，“上曰：‘诸军校阅亦稍精锐，今则未当不备。惟是马尚少，若二三年间当又胜今日’。臣允文奏曰：‘凡战守之用，陛下日留圣念。惟是诸军衣甲，非一日之力所能办，臣亦屡当奏知’。上曰：‘极是’”。[44]可见“惟是马尚少”对南宋军力的提升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多数情况下，南宋骑兵总数仅及为五、六万，若考虑到骑兵的部署和战马的分配上所奉守的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的家法精神，这无疑又增加了南宋在军防和对金政策上的保守性。
注 释
[1]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266页。
[2]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268页。
[3]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75－376页。新著基本保持了原书的章节结构，第十章“骑兵的落后”一节，关于南宋骑兵数量的资料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南宋前期刘琦军、吴璘、镇江驻军、建康府驻军及侍卫马军司骑兵数量的记录，此外，作者引《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史料对南宋中期骑兵整体状况有所交待。
[4] 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第66页；粟品孝：《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第1033页。
[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5， 第966页。
[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2， 第925页。
[8]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 第1600－1601页。
[9]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158－160页。
[1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1之34，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6。
[1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3之26、27。
[1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1。
[1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7。
[15]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卷39，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第1970页。
[16]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卷39，第1970－1971页。
[1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第2972页。
[18]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6。
[1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7。
[2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4。
[21] （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7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80页。
[2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14、15。
[2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5之21。
[2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15。
[25]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第148－149页。
[2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第2351－2353页。
[2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关外军马钱数》，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06页。
[2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108。
[2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3之17、18。
[3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6、7。
[31]（宋）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卷1，《平戎十策•御骑》，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本，2004年，第78册，第249页。
[32]（宋）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48，《录白亲札付郭钧》；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本，2004年；第50册，第279－280页。
[3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6。
[3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3之26、27。
[3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6、7。
[3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6之15。
[37] （宋）王迈：《臞轩集》卷1，《丁丑廷对策》；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本，2004年；第79册，第110页。
[38] （元）脱脱：《宋史》卷406，《崔与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第12261页。
[3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5，第 966页。
[40] （宋）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44，《乞今四川置制司通知马政》，第50册，第 241页。
[4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108。
[42] （宋）吴泳：《鹤林集》卷37，《互市》，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76册，第 371页。
[43] （宋）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37，《选德殿对札子一首•论马政》，第50册，第195页。
[4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9之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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