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素有中国考古界“奥斯卡奖”之称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陕西的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入选。陕西不仅是唯一成功入选两个考古项目的省份，也实现了2017年至2019年双项“三连冠”，妥妥坐实了考古大省的名号。
陕西缘何两项入选？不妨先了解一下。
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现代人始祖的生活印记
莽莽云雾，巍巍高峰，横亘于中国中部的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被誉为“中华龙脉”。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各类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这座古老而宏大的山脉，被赋予了太多的价值，也留下了太多谜团。
中国及东亚地区的早期现代人是演化自本土古人群，还是自非洲迁徙而来？关于“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考古工作者一直没有停下追寻的脚步。此次上榜的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已不仅仅是考古学领域的新发现了。
陕西南郑疥疙洞遗址近景（西北-东南）
“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发现是国际性的，洞穴遗址在中国数以百计，但保留了如此丰富与如此清晰地层的遗址仍属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星灿评委说。
在评选现场，专家们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而这样的赞誉，一方面来自考古发现将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可能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假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另一方面源自考古方法的创新。航拍、航测、三维摄影建模，将文化层与水平堆积层相结合，尤其关注不同文化层之间的人类活动“地面”信息，测量了所有出土遗物的三维坐标和产装信息。
在27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遗迹，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遗物万余件。其中，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和片屑等上千件，属于华北小石片石器工业系统。
陕西南郑疥疙洞遗址第二期中小型工具（尖状器和刮削器）
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张改课告诉坊妹，中国同时期的山顶洞发现了二十多件，黄龙洞发现了三十多件，这说明当时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生活时间也比较长。此外，中国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地点中包含文化遗物者极少，疥疙洞遗址不仅出土有距今3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化石，还发现有丰富的、共生关系清晰的小石片工业系统的石器，显示其制作和使用者应是生活在疥疙洞附近的早期现代人。
陕西南郑疥疙洞遗址地貌
研究团队认为，疥疙洞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具有典型的早期现代人特征，是中国南北过渡地带秦岭地区首次发掘出土的早期现代人化石。而小石片石器工业是华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长期流行的、由中国本土直立人创造的石器工业，从直立人阶段到早期现代人阶段，中国石器的类型和制作技术并未发展明显的转变，这充分表明该地区的早期现代人可能演化自本土古老的人群。“因此，这一发现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可能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陕西南郑疥疙洞遗址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活动面上的遗迹和遗物分布较有规律，其中石制品集中发现于洞口区域，有原地加工石器的石器加工点，显示出洞口区域曾作为石器加工的场所；火塘发现于洞口东侧，其旁有较多烧骨和石制品，应是人类日常生活、取暖和消费的区域；动物化石多集中分布于洞内近洞壁处和洞口石柱下方的低矮处，这些区域应是人类堆弃消费品的区域。这说明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是有计划的，如同现在人们装修，家具摆哪里，厨房设在何处一样，有规划有设计。
“我们接到现场同事说发现人类牙齿时，开心的放下筷子就赶过去看了。”张改课回忆道，这个“国际性话题”的考古发现在意料之中，也惊喜满满。“疥疙洞遗址是我们在秦岭南麓发现的第一个洞穴，因为此前有迹象表明周围有很多同期的遗迹，且洞穴是碱性不易腐蚀遗物，所以在意料之中，但是否有更具价值的遗物则充满了不确定性。
南郑疥疙洞遗址原生地层出土的早期人类牙齿化石
“惊喜的是，疥疙洞遗址出土有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动物化石，是近年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非常关键的新突破，对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栖居方式、行为方式、石器工业面貌、文化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环境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张改课说。
业界评价疥疙洞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更为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
如果说疥疙洞遗址是新秀，那么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就是老炮了。石峁遗址自2011年确认并开展考古发掘以来，每年都以令人震惊的成果引起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三次冲入“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一直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启示。
皇城台工作区域
毛乌素南缘，梁茆台塬之上，这个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发现了震惊中外的4000年前的古代城市建筑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是目前中国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这一遗址的发现把我国古代瓮城建造技术从汉代直接提前到了4000年前。
石峁遗址以“皇城台”为中心，分内、外两重石砌城垣结构，城外有数座线性分布的“哨所”类建筑遗迹，构成石峁外围的“预警”系统。其中，皇城台是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在4000年前，这座石头城中的高等级贵族就居住在这座高台之上，并可能在这里从事宗教祭祀等活动。
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陶鹰
结构复杂的门址、规模巨大的台基、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及数以万计的玉器、骨器、陶器、口簧、石雕等珍贵文物，无不彰显着皇城台的特殊地位和性质，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台基上新发现的石雕，其主题和艺术风格体现了石峁遗址与中国史前其他地区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相互影响，反映了早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石峁先民的精神层面，对后世也影响深远。
石雕
“皇城台是石峁古城的核心区域，仅仅是大台基北部很有限的一部分考古，就出土了玉器、陶鹰、口簧等4万件遗物，新发现的70处石雕，包括20多个依然镶嵌在现有建筑护墙上的石雕图案，其主题与艺术风格与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商周青铜器的表现形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它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陈星灿说。
平面型石雕应为修建大台基南护墙时有意嵌入，与石峁遗址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人头奠基有共同的精神内涵。据悉，其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也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藏玉于墙”
站在这片平整的广场上，眼前经历了4000多年风雨的皇城台，看起来依旧巍峨壮观，它的上层建筑虽然毁掉了，但它的骨架还在，这个骨架勾勒出了它的整体轮廓，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穿越感，这里曾经有一座高大的城门，穿过城门和曲折的廊道，便可以到达台城最高处那座神秘的宫殿。
皇城台门址结构图
“我们在总结石峁遗址的意义的时候，经常会说到一个制度文明，石峁遗址有很多种遗迹，它是能体现中国制度文明的。我们现在已经完整揭露的皇城台的门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外面有一个广场，也就是有这么两道墙，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中国的都城的正门带有广场，实际在4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邵晶解释说，明清紫禁城的正门是午门，午门就有一个广场，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制度文明，而我们经常在看古装戏的时候，会听到一个词语叫“推出午门问斩”，为什么要推出午门，不去神武门？为什么不去别的门呢？因为午门是整个紫禁城的正门，也是整个明清封建王朝最正统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去把这些罪大恶极的犯人问斩，是昭告天下，明正法典，而这种制度文明，实际上在4000年前的石峁城，我们就发现了。
可以说，皇城台作为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带给世人的新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的认识，改变了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传统认知。揭露出的中国史前时代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反映了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还有哪些“重磅”？
今年上榜的项目，个个堪称“重磅”，而“解惑”是最大共性。
有的加强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带来颠覆性认知。例如，除陕西的两项考古新发现外，还有以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为代表的小南山文化，确认了五支不同时期新的文化遗存，跨度超过1万5千年，填补了乌苏里江及黑龙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改变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小南山遗址发掘现场
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玉器超过200件，种类包括玉玦、环、管、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构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尤其玦饰、玉管、璧飾等，对其后的东亚玉器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玉器上多见砂绳切割技术留下的弯曲条形痕迹，此为目前世界最早发现，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六千多年。此外，它的玉玦应该是兴隆洼玉文化的源头，为东亚玉文化的起源、传播提供了颠覆性认知。
有的填补过去考古的空白，提供丰富的资料。例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的考古工作，发掘并复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布局特征、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最早的“双轮车”车辙，并出土一系列反映多元文化影响的高等级遗物。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出土的龙山时期玉冠饰残片
中国人好玉，不过中原地区玉料的来源众说纷纭，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大大提前了河西走廊地区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年代，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这对揭示早期社会先民的社会组织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稀有资源的利用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都有重要价值。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铜工具
夏商时期被誉为“青铜时代”，但一件件青铜重器的原料从何而来？此次入围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给出了答案。西吴壁等多处冶铜遗址的发现，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
有的提出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方向。例如，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中的墓葬内设置密封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目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先例。
密封暗格
湖北随州枣树林贵族墓地出土了2000余件青铜器，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铭文近6000字，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而春秋中期也是整个东周考古中资料最缺乏的一环。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大量金、银、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清理出的船体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重要的宋代船体标本。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现场
有专家认为，这艘船所代表的水下考古放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打捞沉船开始，就采用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古与展示同时进行。“我们把这艘沉船当做一个聚落单元来做，想知道船上都装了什么东西，去哪里，船员是如何生活的，通过它可以了解宋代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和繁荣的海洋贸易。这种考古方法值得推广。”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刘庆柱评委说。
30年，26项，“考古≠挖宝”
“地下文物看陕西。”作为“十大新发现”的常客和大户，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以来，陕西省境内共有26项考古工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均0.83个。
入选项目上至人类初生的旧石器时代、下至文人风雅的北宋一朝，以周秦汉唐遗址为主，地域分布从陕北到陕南，遍布三秦大地，充分彰显了陕西省深厚的历史积淀，为提升陕西省文化自信贡献了考古力量。
有人戏称考古是为了“挖宝”，其实不然。考古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惊世文物，而是要理清这些遗址和文物背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脉络。这是对中华文化最大程度的解读、还原和传承。
拿陕西入选的项目来说，不乏基本建设中的抢救性发掘项目，更多的则是围绕实证中华文明脉络的主动性科研项目。例如，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富县秦直道遗址、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北宋吕氏家族墓园等在基本建设发展的大潮中抢救出一批珍贵的文物、保护了一段又一段史书中未曾记录的文化故事；高陵杨官寨遗址、神木石峁遗址、宝鸡周原遗址、岐山周公庙遗址、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调查及勘探等，科学规划、严谨发掘，力求解决相关学术问题或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也为遗址保护规划及地方城乡规划的编制，提供了科学翔实的资料。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
人类的史料典籍尽管浩如烟海，但却无法全然地反映出历史的绵长与博大，对历史极为有限的记载，也远远不足以为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的全貌。历史文献记载缺失的内容，因为无数的考古资料与科学研究变得丰满起来，那些通过出土遗迹和文物而还原的、因岁月流逝而风化腐蚀掉的细节，向我们讲述的是那历史长河里的中国故事。
考古绝非仅仅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实实在在地与现实紧紧相连。学术以外，考古正在服务着社会、回馈着民众。不难发现，历届入选“十大”的项目都力求走向公众、贴近生活、丰富人民的日益多元的精神层面的追求。
汉阳陵考古遗址公园
例如，汉阳陵考古遗址公园、韩城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石峁考古遗址公园、周原国际考古基地等一批批优质博物馆依托遗址建立，唐昭陵、澄城刘家洼、高陵杨官寨等一系列遗址开放研学参观，使考古从神秘走向真实，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学术走向科普。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更是丰富了人民的休闲活动，加深了民众对历史考古以及文化遗产的认识，切身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价值和深远意义。
值得欣喜地是，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不仅仅深化了我们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也建立起横贯古今的完整脉络，重塑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来源：208坊 部分资料来源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日报等，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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