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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很多民航乘客是因为“写作”才翻看《中国民航》杂志的。在热闹喧嚣的网络年代，“写作”这个词本身所隐含的态度就值得尊重。去找寻这个时代有意思、有意义的好文字，它们能在方寸间带我们纵横千年于弹指一挥间，驰骋东西的思维从不受限，览尽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人性生发的爱恨情仇更从未间断。
从现在开始，杂志每周推出一篇写作栏目作者的好文章，也就千把字吧~~~
乌 米
作者：刘丰
新年放假三天，就有了时间做饭。冰箱里还藏着一包食材，于是取出，操练起来。这是一种特殊的食材，名曰“乌米”。妹妹在东北老家的朋友送了两包，其中一包被我千里迢迢带回北京。
乌米，我一直以为它是高粱没有授粉的产物——授了粉的高粱会结出高粱穗子，而没有授粉，就成了乌米。在准备做五花肉炖乌米这道菜之前，鬼使神差百度了一下，才知道乌米是作物孕穗时感染了一种真菌而成。其菌孢子色黑，故称乌米。本应是米，病而成菌，一不小心，变成了营养价值颇高的食材。
东北盛产高粱，而高粱是最容易病变而成为乌米的。因此，乌米别称“高粱头黑穗病”。我把乌米的照片发在一个吃货算多、见过世面（主要是食物）的人也多的群里，居然没有一个人猜到它叫什么。
我小时候是顶着高粱花长大的。那个时候，辽西广袤的田野，就是我的天地。一个农村的孩子，出门就可以看到成片的庄稼，不是高粱，就是玉米。这些土地可以随时产出食物——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甚至冬天。乌米，就是各种各样的食物之一。
五月初，春天真正回到东北大地。大人们把种子撒进田垄，然后秧苗就如墨水浸染宣纸般，把大地从淡绿涂抹成墨绿。大约两个月后，高粱苗长到成年人那么高，也就到了采乌米的时候。采，太过于文绉绉。采乌米这个动作，我们东北人称之为“打乌米”。现在想来，此举颇有气势：只有从高处取，才能称之为打，如打枣；而采，就温柔多了：采菊东篱下。
东北地广人稀，庄稼大片大片的，小孩子走进连绵的青纱帐里，如同一滴水掉进大海，顿时失了踪影。我们要打的乌米，都在高粱秸秆的顶端，更需仰视才能得见。正常的高粱穗在孕育初期，会显得松垮，犹如一个胖子；而乌米，就如同有着八块腹肌的小伙子那般紧致挺拔。搬弯高粱秆，咔吧一声，一枝乌米就被“打下”。这咔吧咔吧的脆响，也成了一同打乌米的小伙伴们的联络信号。
小时候乌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加点盐，用清水煮了吃。当时既不知道它如百度上所说“营养较为丰富”，更不觉其“味道鲜美”。偶尔觉得好吃，是把它撕成条再晒干，肚子叫当零食吃的时候。我对乌米的记忆，就是这么一点一毫的碎片，远不如嫩玉米或地瓜深刻而完整——后两者有时候要成为绝对的正餐主食，而乌米，从来没混到这样高的地位。
两年前的秋天，一家人又团聚在老家。秋高气爽，游玩之余在山脚下一个农家院里吃饭。突然，菜谱上出现“乌米炖肉”几个字，引得大家一片“多少年不见”的惊叹，赶紧点了催着上来，举箸入口，厚重的肉的荤香中夹带一丝田野清幽的芬芳，好吃！于是，乌米被一扫而光，剩下可怜的亮汪汪的猪肉们……
这也许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乌米。今日想来，好吃的可能不是乌米，而是用肉炖了的乌米。小时候虽不至于饿到，但是想吃肉，还要等到春节、端午这样的大日子。平日里荤油都是金贵的，肉么，还都长在猪身上呢。
元旦里，我想用这包乌米再现一次在老家吃的乌米炖肉。制作细节，可以省略500字。总之一番忙碌过后，砂锅西班牙猪五花炖辽西田野小乌米这道大餐——失败了：乌米入口，既无猪肉的香气，也无庄稼的清香，更无绵软口感。
或许是制作方法不对——妹妹说若用蒸的方法，肉汁可以全入乌米，好吃到流哈喇子；或许农家院的做法，就是重盐大油，而我，则撇去了多余的脂肪。或许是所用食材不对——肉虽产地西班牙，但远涉重洋冷冻久贮也未可知，全然不如本地的肉现杀现吃的好；乌米，也绝非采自田野，而是产业化的大面积种植的结果。或者，根本就是吃的氛围不对——一群人带着遥远的记忆抢而食之，即便口感有瑕疵，也让位于吃的快乐了。最终结局是：肉被留下重新烧，乌米倒掉了——
在我的历史中，乌米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美好的记忆，倒掉，就倒掉吧。
中国民航杂志特约作者刘丰，人大新闻系毕业后，职业生涯24年，7年记者，17年主编。从业单位历经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时代人物周报、新世纪周刊、新能源经贸观察等。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航》杂志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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