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死了，不能叫死，只能叫“殂”，叫“崩”；同时对得什么病死的、也不公布。刘备是三国蜀汉的开国皇帝，他到底是得什么病死的，专为他写传的晋代史家陈寿也避而不谈。
刘备死于何病？近年来，很多网上传说刘备是因为“郁闷”而死。这种说法，大概与东晋道教理论家兼医学家葛洪所写的《神仙传》有关，上面记载：
“先主欲伐吴，遣人迎(仙人李)意其。意其到，先主礼敬问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已，便一一以手裂坏之；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径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然耻发病死，众人乃知其意。其画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王死意。”
这里的“忿耻”，是说刘备“郁闷而死”的一个最早的根据。从中医看，“忿耻”与“郁闷”同属于生理变化，或者说是一种情志变动。剧烈的情志变动，往往会伤及五脏：怒则伤肝，喜则伤心，思则伤脾，忧则伤肺，恐则伤肾。由此也容易引起病变。
一、刘备当时的精神状态怎样呢？
在出师伐吴之前：由于东吴“孙权之袭关羽”使他盛怒不已，孙权派人送书请和，仍然“盛怒不许”；刘备部队快出发的时候，突然听到张飞被帐下大将张达、范强刺杀身亡，他又是悲痛不已。刘备出师伐吴之后，与吴军对战于夷陵道，不但仇未报，恨未雪，反而被吴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损兵折将。对此，他不免产生沉重的精神包袱。吃了败仗，还闹出一身大病来。眼看自己快完了，面对蜀汉江山和九五之尊的地位，怎不使自己陷入自悲自伤、自怨自艾呢？刘备自己也说过什么”人五十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的话，看来那是自宽自慰之辞，并非他的真实思想。以上种种，充分说明刘备的内伤很沉重。
葛洪解释仙人李意其回答刘备所问吉凶的画意是“忿耻发病死”，比起“郁闷而死”的说法要合乎情理得多。当中的“发病”二字是无论如何不可缺少的。
二、那么刘备当时到底有没有生病？
如果生了病，那又是什么病？刘备在给刘禅写的遗诏中说：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这句话很明显地把先患什么病，后又患什么病，交代得是很清楚的。
古人所说的“下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痢疾。按现代医学讲，痢疾是一种传染病，有的属于细菌性痢疾，有的属于阿米巴痢疾。痢疾与一般消化不良的泻肚拉稀不同，它是由于细菌或阿米巴而发病的。遥想刘备当年，在行军中可能吃下了带细茵或阿米巴的食物和饮料，不然是不会患痢疾这种病的。
或许有人要问：刘备下痢的时间是阴历十二月，那时已没有传播细菌的苍蝇了，痢疾又是怎么得来的？十月天寒，虽然没有苍蝇传播细菌，但绝不能排除水中含细菌与阿米巴的可能性。即使刘备在行军中一切吃喝都是非常干净的，也可能过去有害痢疾的病史，作怪的细菌潜伏在刘备体内，一旦抵抗力减低时就急性复发。其实，急性复发痢疾并不可怕，按照当时的情况服些白头翁汤或黄连黄岑葛根汤，十天半月就能好的。问题是痢疾未好，杂病又发生了！
古人所说的杂病，是指除“伤寒”、“温病”以外的病症，如中风、痹症、咳嗽、哮喘、黄疸等诸病症发生杂病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内伤“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外感“六淫”（指风、寒、暑湿、燥、火）。根据刘备当时自述的病症，分析起来，致死原因可能是由于下痢久治未愈，身体虚弱，加上内伤七情，并发了其他杂病，使病情日益加重，加速了他的死亡。所以简单地说刘备“郁闷而死”，是不合乎当时情况的。
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写道：
“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已，先主陷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查章武三年夏季阴历四月里，就没有一个“癸巳”日；但有“癸亥”（初五日），“癸酉”（十五日），“癸未”（二十五日）。这不能不说是史学家陈寿的个笔误。
陈寿在写《先主传》时只留心上下文，便可以避免这个小小的干支代日方面的错误。这就是他写的与他转引的诸葛亮上后主刘禅的表中所写的不一致。诸葛亮写道：
“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眺，若丧考妣。”
这里的”升遐"即指帝王的死时。这死时是夏季阴历四月二十四日，以于支代日，应该写成“壬午”。如果陈寿把“壬午”写成“癸未”，那还可解释刘备的死时是在十四日二十四时以后和二十五日一时之间的零时，但无法解释陈寿所写的“癸巳”属于当年阴历四月的哪一天。根据诸葛亮的准确的说法，用公元阳历推算，那么刘备是死于公元二二三年六月十日，距今已有将近一千八百年了。
“先主殂于永安宫”，这永安宫在白帝城还是在今天的奉节古城？从来就存在这么两种说法。
一、肯定刘备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的理由有这些：
理由一：《三国演义》八十五回写得明白：
“先主奔白帝城，赵云引兵据守。......遂传旨白帝城驻扎，将馆驿改为永安官。”
理由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写道：
“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
理由三：白帝城在北宋真宗（赵恒）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以前，许多朝代都是被作为夔州的路治府治郡治和军治的。刘备自夷陵道吃了大败仗转到四川来，他不驻扎军事要地的白帝城，又迁徙到何地呢？从安全条件看，难道鱼复县城比得上白帝城吗？
二、反对上述看法并肯定永安宫在奉节县城的理由是：
理由一：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八十五回不足可信；东吴的孙权对处于数千里以外的刘备行踪的传闻未必可靠。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先主自宣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这是史学家的语言，是可信的。那么，永安宫很可能就在永安县城里，也就在今日的奉节古城。
理由二：在原来奉节城关镇的师范校内，过去树立了一块古老的明代石碑，碑文隶书五字：“永安宫故址”。可惜它在那段浩劫中，也是在劫难逃，碎尸三段，以后不知所终。现在的奉节师范进修学校内又出现不同时代的却同指“永安宫故址”的残碑两块：一为颜体字书写的，落款字样为“县长杨乃斌重划”；另一为行书字体，落款字样为“知夔州府事长白成昌并识”。碑文中还留存了这样一句话：“邑人李缉安孝廉属补书之”。看来那颜体字碑是民国初年的遗物。而行书字碑可能是清代的遗物。它们一而再、再而三指出此地为“永安宫故址”，总是有根据的。
理由三：横枪跃马的公孙述在白帝山顶建筑白帝城，那完全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它既是群山隘路的障碍，又是控制三峡西口夔门的制高点。严格地说，这类古城只能说是为了军事需要囤粮、驻军、储备武器的城堡或者称为城障。当城内驻兵时，依靠军队生活的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也就随之而来；不驻军时，他们也就到其他地方去。刘备为了控制水路旱路交通，他不可能不屯兵于白帝城。至于他本人为了养病治疗等方便，也不得不移居永安县市场比较活跃的城关镇。更何况刘备治病期间，已是同意吴国请和之后了，吴蜀战争基础上告个段落，只求安心在这个小城养病罢了。
纵观水安宫地址的争论，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都不是那么可信的。两种说法的致命伤就是缺乏直接与永安宫有关的信史信物。曾几何时，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实地调查过永安宫的处所：千年陵谷变，故宫安得存？徘徊问耆老，惟有永安门。
苏轼当时没有亲眼见到永安宫，但已亲眼见到了永安门。门与宫总该相去不远。可惜他没有写个散文的调查记，致使后人读了他的诗，由于语焉不详，永安门到底在白帝城，还是在奉节古城，没法搞清楚。
刘备病逝的处所永安宫究竟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永安宫。这反映了当时的百姓对刘备这个人物有好感。在百姓的心目中，刘备已经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仁义的象征，一个爱护百姓、尊重读书人（三顾茅庐）、知人善用的典型；水安宫也不是什么圣地，而是一座建筑在百姓心中的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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