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峰、闫宏秀、郁锋、刘友古
2022年1月17日“人类增强 记忆哲学”咖啡工作坊在上海市虹量众创空间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复旦大学杨庆峰召集并主持。这次工作坊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的专题工作坊活动首篇，主要为人类增强的讨论提供记忆哲学的根据。他指出，记忆增强已成为反思人类增强的一个新兴点。通过对记忆增强的考察，能够为看待人类增强及其技术提供一个新的路径。而理清记忆增强在整体记忆哲学中的地位，能够为理解记忆增强提供一个扎实的学理基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赖长生和闫宏秀、华东师范大学的郁锋以及上海大学刘友古等4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分享自己对记忆问题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赖长生
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赖长生老师的题目为“The Threshold Problem for Memory”。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记忆的门槛问题”，并将其与知识论领域近年来热议的“知识的门槛问题”进行了类比。赖长生认为，记忆的门槛问题与知识的门槛问题一样是具有研究意义和解答难度的问题，且前者甚至可能比后者还要棘手，因为当下对记忆门槛问题最成熟的解答，即Sven Bernecker的“蕴涵论题”，一方面太过严苛，一方面又太过宽松。记忆的门槛问题由记忆的原真性条件（authenticity）生发而来。原真性条件要求：如果某人记得某事实p，那么她在回忆时产生的信念p应该与她一开始将此事实存进脑海时的信念p*具有足够强的内容相似性。这里不要求两个时刻的信念内容完全一致，毕竟人的记忆时常会衰退而变得模糊笼统，一些细节的遗忘不妨碍对整体事实的记忆。但两个时刻的信念内容又不能差别太大，以至毫不相干。于是问题便自然产生：p与p*间的内容相似度不是1（完全一致）也不能是0（毫不相干），那么应该把原真性的门槛划在哪里？这便是记忆的门槛问题，它与询问知识到底可以有多可错（fallibility）的知识的门槛问题具有极强的同构性，并且对它们的解答都将面临“言之有物”和“避免武断”间的两难。报告讨论了Bernecker“足够的原真性即p*可蕴涵p"这一解答的不足，并在最后提出了以记忆程度主义（mnemic gradualism）消解门槛问题的可能性。报告过程中，各位与会老师就记忆的种类、记忆的事实性与原真性、析取式记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上海大学 刘友古
来自上海大学的刘友古副教授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基夫的记忆理论对传统的记忆因果论进行了批判分析。他认为，当代哲学中的记忆因果理论主要关注于命题式记忆类型，将记忆描述成一个主体记住P的命题，并基于记忆痕迹（memory traces）的解释，将P与其过去经验事件P'建立起为真的联系，其中以因果联系来推导其为真的基础，这也就是说，P是P'的真实记忆。这样，什么是痕迹与如何解释痕迹就成为此种理论的关键所在。然而，当把痕迹解释为一种无关于概念储存与否的倾向性信念（dispositional beliefs）或潜信念状态（subdoxastic states）时，痕迹就被赋予一种记忆内容，以便获得其作为命题式记忆的内涵。这样，因果论者就将主体所关联的物理和社会的环境因素建构在这种痕迹所表征的内涵上，并诉诸于神经网络记录的符号处理过程，将P与P'关联起来，一方面用来解释作为记忆对象与神经网络记录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用来解释过去经验事件P'如何关联于P的因果关系。前者更多地描述记忆在物理上的痕迹，而后者更强调记忆在认知上的痕迹。因此，在因果论者看来，痕迹并不是一种P与P'的结构类似概念，而是一种分布式概念，由此说明P和P'在表征过程中所形成的储存、调和、重构或变异等现象，并通过神经网络的作用，痕迹发生转移、复制、唤醒或提取，若满足于一种因果加强条件，不太清晰的痕迹就会形成一种似记忆（seeming memory）。若达到了P与P'相一致的真值条件，那么，一个主体记住P的记忆就成立了。显然，分布式的痕迹概念就成为这种因果理论的前提条件，记忆似乎就成为记忆痕迹的因果推论过程。但在当代记忆科学的研究上，根据英国美籍神经科学家欧基夫（John O'Keefe, 1939- ）在The Hippocapus as a Cognitive Map（1978）中所提供的解释，他认为人类记忆在于情境系统（the locale system）向类别系统（the taxon system）提供一种客观的空间框架——认知地图结构才使得类别系统的记忆成为可能。在类别系统的记忆主要是关于事项、观念等无关事件时空的记忆，从这种意义上看就相当于命题式记忆。这样，认知地图结构成为记忆过程的驱动机制，而不是分布式痕迹。如果从认知地图上理解记忆，那么，记忆就不会变成因果推论过程，而是一种主动控制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 闫宏秀
上海交通大学闫宏秀教授则从新的数据科技背景下进一步探究了记忆哲学的新动态。对记忆而言，当前数据科学与技术不仅能够以数据存储的形式将记忆进行留存，还能够开启一种真正的自动记忆行为。记忆与记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等同的。微软公司的“我的数字生活”（My Life Bits）项目就是一个例子。此外，数据科学与技术在记录人类的一切的同时，还可以构建数据自然界。这种数据自然界与人类传统的生存空间一样，也可以是记忆的存在场所。这个场所既是记忆外化或记忆延伸，还使数据对人类记忆的外化走向人类记忆的内化。此种内化构成了对记忆本体论的冲击，与这种冲击相伴而至的是数据的真实性与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当探讨“我记得我昨天看到小明摘玫瑰花”的真值时，完美记录一切并毫无遗漏地保留一切的数据科学与技术（如摄像头），为“我昨天看到”和“小明摘玫瑰花”提供了客观确证，确保了“我记得”的有效性，进而推进和完成关于“我记得我昨天看到小明摘玫瑰花”真值的探讨。在这里，记忆之真与数据之真关联在一起。在二者的关联中，记忆伦理的数据之维不可忽视并被学界日益关注。基于目前主要的三种方式：新技术背景，探讨由数据而形成的新兴记忆所涉及的相关伦理问题，大数据背景下的记忆伦理分析，以及基于数据伦理的视角探讨被深度数据化的记忆对现有伦理观念的挑战，可以发现，记忆伦理中数据之维的呈现方式可以是寓居于数据中的记忆，可以是基于数据的记忆，也可以是独立的数据记忆。因此，记忆伦理的问题可以是基于数据的记忆问题，也可以是一种新伦理。这需要调整关于记忆伦理问题的研究视域，将其转换为以数据作为记忆的存在场域与数据对记忆的塑形为切入点，以此进入对记忆伦理问题的考察之中。
华东师范大学 郁锋
华东师范大学的郁锋老师则探讨了遗忘的认知德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家和认识论者开始关注遗忘在人类认知中的积极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确表明，遗忘不仅是一种认知德性，而且对认知内容和认知辩护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在传统在中国道家，尤其是庄子哲学中，“忘”是一个基本概念。在以往文献中，对庄子“忘”思想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其伦理修身意义，郁锋进一步探讨庄子“忘”对当代认识论的影响。其核心内容可扩展为坐忘、相忘、两忘、两忘。坐忘立足于个体，主张个体摆脱“形”与“知”的困境；相忘谈个体之间的关系；两忘试图消除客观与主体的区别，指向无我的境界（忘记“忘”）。“忘”也是实现真我、获得真正知识与智慧的途径。《庄子·大宗师》中“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道明了忘的认知德性。
咖啡室的讨论
此次咖啡工作坊主要是从记忆哲学切入，在四个小时内浓缩进行。该工作坊的总体设计是突出增强技术讨论的理论维度、热点维度、趋势维度以及问题维度等四方维度，最终为应对增强技术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龚思量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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