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姚峥华
有些作家的作品，一出版你会比较注意，它自带营养，会帮助你弥补一些知识缺陷，或是他的新思创见对你有所启发。我承认余世存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些年，不单是他自己的作品，还有他给其他书做的序，哪怕只言片语，总能从中看到一些思想的火花，以至于你会把书放一放，再想一想。
这次，余老师出版了《己亥 余世存读龚自珍》，作品的体例与他之前的另一部作品《老子传》有点相像。
当年他把五千余言的《道德经》，一字一句地用余氏方式翻译了一遍，加入情景还原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生存状况、行为规范，透过这些原本为周景王铸在无射钟的律文，描画出一个他心目中的老子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余世存通过找寻老子，找寻自我。
这次，我猜想，余老师有可能通过阅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镜像自身，以及当下的社会百态？
余世存自2017年开始研究龚自珍和他的《己亥杂诗》。
他之所以研究龚自珍，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己亥的亥作为十二地支中最后一个时序，带有总结的意味，也预示着新的变化。
龚自珍写下《己亥杂诗》是1839年己亥年，这是历史轮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成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文明冲突的前奏。
而2019年又是一个己亥年。重新关注180年前己亥年的龚自珍，余世存希望能帮助我们有准备地面对新的文明碰撞与对话，认清中国在文明竞赛中的方向。
时间点的契合非常重要。
二、余世存认为龚自珍的历史价值，更多体现在他的眼光、识见和启蒙思想上。
龚自珍父亲这一系是走仕途的，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仕途都很顺。他母亲这一系是研究学术的，外公是段玉裁，大名鼎鼎的学者。所以，他的家世可以说政学一身。这种家庭环境使他在关心学术的同时又敏感于现实政治和社会。
在龚自珍的己亥年，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前夜，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龚自珍47岁，人生面临着重大转折。他的叔父在朝廷当了高官，成了他的上司。按照官场规则，他要避嫌。这种情况下，龚自珍选择回乡。
1839年农历己亥年他辞去公职，离开首都北京，南下返乡，后又北上，接家眷一起回家。其间他行走九千里路，写成315首诗，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它让龚自珍得以跻身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列。
离开官场，并非被贬被逐，而是权衡之下的自我选择，所以，这一年不能说是龚自珍的至暗时刻。只是人习惯了体制内尤其是官场的生活，一旦脱离，总有种种不适。这种不适体现在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让他回到地面，站在精神回归自由的角度，从而对社会转型和国家变局有了深刻的思考，也因此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名句，作为思想启蒙先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人都认为龚自珍最出名的学问是公羊学，公羊学在鸦片战争后影响了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康梁就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所以，在余世存看来，要想了解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乃至胡适、鲁迅这些重要人物的思想流变，必须往前研究龚自珍。要了解“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历史大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要往前追溯到龚自珍。龚自珍在己亥年的呐喊，对后世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有警醒和借鉴的意义。
三、在文学上，余世存认为龚自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可与李白、杜甫、苏轼等并列的旧体诗词大家，他的《己亥杂诗》既是自传，也是他的神曲。
以前读书人喜欢玩一个叫“集龚”的游戏。集是收集，也就是在熟读龚自珍的诗的基础上，把他的诗句拿来不断地转接，从而变成一首新诗。比如他的《己亥杂诗》，每首都可以拿出来打乱顺序，在这首诗里面挑一句话，在另外一首诗里面找一句话，拼凑出一首新诗。这个游戏，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流行。冰心老人也曾说她年轻时就很喜欢玩“集龚”游戏。
余世存在读龚自珍的诗之后，也喜欢上“集龚”。十多年来，他集龚有三首。其中有一首读来很有味道，如：华年心力九分殚，进退雍容史上难。何敢自矜医国手，几人怒马出长安？
余世存认为《己亥杂诗》是传统中国的人格美学、生活美学的示范，全面反映了传统中国个体生命的大视野、大情怀。
在余世存读龚自珍的书中，余世存以315首诗为线索，采用第一人称、心灵独白的手法，描摹、还原了1839年龚自珍的传奇经历乃至个人的理想追求和文学成就。其中既拼接出了龚自珍离开仕途的精神解放图景，又有余世存对龚自珍思想的一次重估和详尽考察。
这既是一本阅读笔记，同时可看作余世存与龚自珍穿越180年、三个甲子两人的精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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