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交通员的回忆王荫林口述 尉金魁撰写，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八十年代交通现状?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八十年代交通现状
一个老交通员的回忆
王荫林口述 尉金魁撰写
（经整理修改）
(一)
193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当时在太康)受特委书记社省吾同志之托，到滑县两门集送信(此信必须尽快交给当时住在滑县两门集的县委书记贺林良)。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化装成庄稼汉模样，带着几个窝窝头，推着一辆独轮车，将机密信件暗藏好，就上路了。我一边走一边盘算：如果遇到敌人盘问，我就说：“我是到太康县种地的，现在要赶回家去班。走了一会儿，果然遇到了国民党部队盘查。敌人询问得很仔细，好在我事先有准备，对答如流，应付过去了。经过艰苦跋涉，我来到贺林良同志的家。他正在院子里“圈仓”(这是河南一带的风俗习惯，每逢农历二月二，家家户户用草木灰在院子里划圈，祷祈粮满仓)。我把信交给贺林良书记，他很快写了回信，叫我带回杞县大同中学交给杜省吾。
l937年4月，杜省吾又写了一封信交给我，让我潜入洛阳将信密秘送给吴芝圃。当时吴芝圃化名吴殿祥，在洛阳市做地下工作。他是从外地调来河南任地下党的书记的。出发时，社省吾给我一元两毛钱做路费，我是扒乘煤车到洛阳的，一路上避免了查票、检查盘问等麻烦，比较顺利地到达了洛阳。在秘密联络点，我见到了吴芝圃，将密信交给他他收信后很高兴，又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回交给杜省吾，同时给我一块钱做返回的路费。临走，吴芝圃低声告诉我“现在情况很紧张，国民党军队到处抓夫，你要见机行事。”于是，我机警地把密信卷成细纸简，混装在自制的纸烟筒里，就立即扒运煤火车离开洛阳。火车行驶到杏花营，在我下车时，被查票员发现，逼我补票。我说；“我是个穷人，确实没有钱买票。”他见我穿得又破又烂，混身粘满煤屑，，又黑又脏，怀里揣的是吃剩的又黑又糙的窝窝头，确是一个穷光蛋，便在火车开动后，让我离站走了。我赶到杞县，将信交给杜省吾，又一次完成了秘密交通的任务。
(二)
1939年4月底，组织上调张献州政委到豫皖苏边区去学习，由我护送他前往，由于化装和联络等工作都做得比较周到，所以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回部队的时候，组织上分配我带领刚从抗大毕业回来的陈子良同志一道回部队并将一份机密文件交给部队首长，我俩化装就绪，推着一辆独轮车出发，走到毫县东北角花园庙地方，被汉奸拦住盘问。他一口咬定我俩是新四军的密探。经过申辩和解释，他们对陈子良仍感可疑，将他带到伪军驻扎的庙院里去了。我推着独轮车跟在后面，来到一个茶摊旁，我靠路边将车放下，蹲在车旁看动静。我左等右看，没有消息，而独轮车上席包里大蒜上面藏有机密文件，这于万不能有误，我只好盈盈欲涕的丢下了被扣押的陈子良同志，只身推车忍痛离开了花园庙。
我推着独轮车继续往前行，来到毫县东边的洋桥头，不幸又遇到日本鬼子的岗哨。他们检查独轮车，用步枪上的探条捅进席包，试探大蒜里是否有别的东西。我泰然站在一旁，敌人没有查出破绽，就放我走了。后来我考虑再三，不敢从洋桥过河了，于是就往西走。到了亳县北关，看见一辆日军的小汽车正停在路上修理，这时候陈子良同志也到北关来了， 我们相见，喜得眉开眼笑，我情不自禁地拍着他肩膀。他轻轻对我说：“前面有敌人。我们不能往前走。”我说：“现在绕道回避反而不好，我先推独轮车往前走，你随后来。”我推车不紧不慢，火大方方从小汽车旁经过，敌人忙着修车，无暇顾及我们。陈子良也踉着过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吐了一口气，又匆匆向前。路上我惊奇地问他：“敌人咋把你放出来了，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他说：“日本鬼子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吊起来，用扫帚把毒打我。汉奸在旁边一口咬定说：‘你是新四军的密探’。我说：‘我不是密探，我是黄水窝的老百姓，是大大的良民。’那汉奸一听是黄水窝人，他就另眼相看，立刻把我放下来，松了绑。他说：‘我也是西乡黄水窝的人，咱们是家乡人，误会了，莫见怪。’接着他又详细地询问了家乡的情况，我对答如流。他转身在日本鬼子面前嘀咕了一阵，就放我出来了。我脱险后急得团团转到处找你，茶摊上有人说你推车往这个方向走了，我就拼命追赶你，找寻你。真是咱们有缘。”
我俩庆幸别后重逢，格外高兴，一路说说笑笑，不久就到下亳县北边的赵集。这是封建会道门红枪会盘踞的地方。我们看见村子里竖着一排排红缨枪，步枪也整整齐齐地放在枪架上，戒备森严。站岗放哨的个个手执钢枪，背着大刀片，盘问过往的行人。我们走上前去，站岗的盘问道：“你是哪里的?”我说。“俺是西乡黄水窝的。”他搜查一遍，没有查出什么，就放行了。过了“红枪会”的关卡，陈子良摇头说：“想不到遇见中国人还跟过刀山一样，好险啊！”离开赵集不远，我俩就分手了。我推着独轮车回部队，陈子良向党组织去报到了。
第二天，组织上安排我到集市上卖大蒜，目的是侦察日伪军的动向。我挎上一篮大蒜，去曲龙集赶集。我在集市上转，不少人问我大蒜多少钱一斤，我说：“两毛钱一斤。”在交易对话时，我经常用草帽遮脸，同时眼观四周，进行侦察。肚子饿了，在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我问同桌的：“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出来?”在一起吃饭的乡亲说：“日本鬼子每天都要出来，他们白天出来，晚上躲在碉堡里。”过了几天，我又去侦察一次，基本弄清了日本鬼子出来活动的规律。我回到竹林向团部作了详细汇报，接着又提出伏击日本鬼子的设想。工委书记韩达生听得很认真。我请求：“给我一支枪吧，我能逮住日本鬼子。”韩书记说：“要提高警惕，注意掩护。我说：“南边路旁有高梁地，青纱帐已起来，好作掩护。”他思考后说：“你别一个人去了，我跟兰桥团长商量一下，可以多派几个人去。”韩书记后来与兰团长研究决定派作战参谋李子荣、战士王志岗、王荫唐等5人和我一同去。由我带路，连夜出发，摸黑前进，到龙曲西南门外，天巴黎明。我们6人每人挎一个篮子，先后进入龙曲集。不一会，看见一个日本鬼子和一名汉奸走过来了，他们走到西瓜摊旁，选几个好西瓜，抱起不给钱就要走。一我们已悄悄向敌人靠拢，突然趁其不备拔出手枪抵在敌人身上。有一个汉奸名叫秦百顺的认识我，面露凶色的说了一声。“原来是你?”李子荣当机立断，“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接着同志们又把那个日本鬼子也打死了。我们缴获“三八式”步枪一支，予弹22夹，手表一块。集上的群众听见枪响，就丢掉担子往外跑，集市秩序大乱，碉堡里的敌人不摸市场大乱的底细，不敢贸然前来。直到中午l2点左右，日军调来主力部队进行清场，而我们已经走远了。团部及指战员也转移了。
(三)
194O年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彭雪枫及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等领导同志商定，派我去接孔石泉、马立堂2同志前来，将任命孔石泉为睢杞太的团政委，马立堂为营长职务。那时正当炎炎溽暑的七月，我在途中找到寿团长，他说：“过敌人封锁线白天不好走，还是夜晚走吧!”我请寿团长协助我和孔石泉、马立堂安全通过封锁线。他指示我等天黑从观堂方向过去。我走在前头，孔、马随后，互相保持一定距离。走到观堂，我回头细看，由于摸黑走路顾照不及，马立堂跟上来了，孔石泉却不见踪影。我又回头找寿团长，寿团长立即派人四出查找．终于将孔找回，于是我们便加快步伐赶到观堂。我继续领路摸黑往前走，突然有人从路边跳出举起手榴弹拉我往回走。我以为是敌人，就拼命挣脱，贴近一看原来是自己人王洪彦同志，他也松开手。我说：“你这一手真把我吓一跳。”他说：“此刻正在封锁线上不能出声音，只好动手拉你往回走。这是寿团长派我来将你们拦住的，要你们3人在这附近隐蔽起来，等到夜深，团长将派武装护送你们过封锁线，这样比较安全。”我们感激寿团长的周密安排，就在离铁路不远处隐蔽下来。直到夜深人静，寿团长便派来一连武装，护送我等安企过了封锁线。把我们送走后，这个连立即返回了。
过了封锁线进入敌占区，已经是大白天了。我们走到亳县东，看见一支汉奸武装迎而走来。我们机灵地藏在瓜地里，等汉奸队过去，我们才上路继续往前走。我们朝柘城霸王岗方向走，又遇见伪军一个团，我们迅速抄小路避开伪军匆匆往前走。化险为夷，继续赶路，几经周折，又突过了睢杞太封锁线，晚上才赶到目的地。兰桥团长安排孔石泉、马立唐去联系工作，我完成了护送任务就返回了。 还有一次，我奉命护送工委书记韩达生及马一明、张剑石、李建光、刘振邦、阎彬等同志，从睢杞太到豫皖苏边区参加会议。我们穿的全是老百姓的破旧服装，我穿的更是破烂不堪的衣裤。当我们风尘仆仆到达目的地时，彭雪枫、吴芝圃等领导同志立即接见我们。首长们非常高兴，叫我们好好休息，抽空详细汇报睢杞太的情况。他们看了我们的穿着叹息不已，韩达生风趣地说：“别看咱们象个花子队，真不简单，走南闯北，穿过封锁线，创造了奇迹。”
当天晚上，文工队到豫皖苏军区司令部广场演戏，其中有京剧“花子拾金”，管服装的一时找不到“花子”的服装，就向我借身穿的褴褛服装为道具。看戏的群众穿着都不错，有的穿大棉袍、戴棉帽、礼帽等，可见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巳得到初步改善，与敌占区群众生活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彭雪枫是我尊敬、爱戴的老领导。他是河南镇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围共产党，在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对秘密交通非常重视，经常向同志们讲授经验与教训。193O年5月彭雪枫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任师长、师政委、江西军区政委和纵队司令员、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抗日初期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驻太原办事处主任。l938年初调任新四军竹沟后方留守处主任、豫东游击队司令员兼政委。lO月彭率豫东支队从竹沟出发到水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当时，我任睢杞太地下政治交通员。1939年彭雪枫率部东进，扩建豫皖苏边区。1O月任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驻在涡北、永南一带，我先后任睢杞太大队政治交通员、睢杞太独立团的政治交通干事，经常往来手冀鲁豫、豫皖苏、鄂豫皖3个边区传送文件和情报，护送干部过封锁线，和彭雪枫同志接触较多，印象很深，他神采奕奕，风华正茂，态度从容，冷静沉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每次相见，他连连提问，详细入微，特别是过敌人封锁线的情况，以及群众的生活和情绪等他很关心，我亦愿意掏心里话与他详细交谈。
有一次张剑石等同志从豫皖苏开会回来，由我带路护送，俺几个都推着独轮车掩护他们回睢杞太。走到亳县西，住在旅店里，我靠拢张剑石睡在通铺上。夜里有个查店的汉奸进旅店，张剑石有点紧张，立即坐了起来。我急忙使个眼色叫他睡下由我出面去应付查夜的汉奸，没有露出什么破绽，他就出店去了。第二天一早，我们迅速离开，匆匆忙忙朝四廊方向走去。孔石泉和兰桥率部驻在四廊，听说我们要去，就撑着船接我们。到达四廊后，张剑石、孔石泉和韩达生等同志开了一个会，决定孔石泉、兰桥立即到豫皖苏去，我就回睢杞太了。真想不到我和韩达生这次分手竞成了诀别。那是敌人“扫荡”睢杞太的时候，韩达生不幸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郑杰、刘振邦、阎彬以及一个姓田的营长(是个麻子，后成叛徒)。刘振邦、郑杰、阎彬未暴露身份，不久放回来了。只有韩达生仍被敌人关押在狱中，守口如瓶，保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最后光荣牺牲。
l940年组织上决定从豫皖苏调王其梅到睢杞太地区工作，派我去接他。我们通过的封锁线，正好是伪军蒋新亮盘踞的地带，蒋部伪军对八路军和革命群众怀有刻骨仇恨，多次进行武装入侵，逮住咱们的人就要活埋。好在我对这里的秘密交通情况比较熟悉，避实就虚，终于通过封锁线潜入了敌占区。我们经亳县、商丘、宁陵、睢县。在睢县平冈集有几个妇女正存套被子，抬头看见王其梅就嘻嘻发笑，低声说：“这个人很怪，穿的布衫很大，带的席篓子很小。”我催王其梅赶快走，这一带是睢县汉奸孟兆华的势力，怕碰见孟兆华派出的爪牙。我们悄悄走近区集北门外约里把路的大桥旁，这是必经之路在桥边有个卖茶的，他惊奇地指着王其梅对我说；“那不是王营长?”我说：“不是。”王其梅靠拢来说道：你问我咋?”我急忙对卖茶的使眼色，请他别管闲事，我微笑点头对他说：“你知道就算了嘛！”他转身回避了，我们也很快离开了大桥头。
隔了两三天，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登报说：王其梅带回一个团…”，敌伪部署兵力，调来大炮，在兴太岗盲目地打了几十炮作威壮胆，虚张声势。我们估计是卖茶的认出王其梅，向敌人添油加醋作了汇报，因而引起了一场风波。这时候，我和王其梅已顺利到达睢杞太地区，听到敌人调动兵力和放炮的消息，同志开怀大笑对我说：“这次日本鬼子放礼炮欢送你和王其梅，真是大笨蛋
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商潮。蒋介石悍然于1月l7日指挥所部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我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针锋相对，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不久，新四罩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继续领导分布在华中、华东的9万余新四军指战员，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战争。彭雪枫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豫皖苏边区机关转一移到洪泽湖地区。原睢杞太独立团归豫皖苏边区领导，皖南事变后，划归冀鲁豫苏区领导，当时我任两个边区的政治交通干事。
有—天，领导让我护送阎彬，李大晓到北方局去学习。李大晓的父亲是睢县老铁岭的大土匪头目李金草，我党派人去做李金草的工作，晓以抗日救亡大义，耐心说服动员，李率部投诚八路军。但因李金草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尚不知他投诚起义后与国民党顽固派及日伪军是否还有瓜葛，所以这次派我送李大晓去学习，是有风险的。我们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我推着一辆独轮小车走在前，车上放个空席包。李大晓、阎彬跟在车后。从内黄东边过了一个关口，接着还要穿过铁路。日军为了保护铁路运输，在铁路两侧挖有两道3丈宽、1．2丈深的封锁沟，还筑起不少碉堡。日伪军在路口设卡盘问搜查行人。我们镇静地走上前去，有个汉奸问：“干什么的?”听口音他是当地人。我回答说：“到内黄北边高集去借帐的。”我心里想：“借帐”只有当地人知道，这是借阔人的地(各子地)一亩，折合钢洋lO元，一年要交40斤麦，4O斤秋粮。汉奸听了知道我们不是外方人，又看我们3人的衣着打扮，就放我们过去了。
我们到了商集就向胡集方向快步前进。在胡集我们找到地下党支部的同志，说明来意，他们就派人送我们去葛庄。为了安全，我们4人分成前后两批走，因为去葛庄的途中要经过国民党反动派马丰乐、胡罗头部的驻地，他们的势力在陇海铁路以北，从兰考到砀山一带均在马、胡部魔掌之下。他们对外地去的人特别警惕，不论是挑担的、要饭的、做生意的，只要主观怀疑是“八路军”、“共产党”就悄悄地活埋。在白色恐怖下我们小心翼翼通过几道关卡的盘问，由于是本地人口音，举止自然沉着，他们不在意就让我们通过了。离开葛庄，我们必须通过李家园，那里有个恶霸地主豢养了一个团的反动武装。我们经过时他们盘查不严。我们就顺利通过李家园，_接着又经大杨湖、小杨湖才到达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洪庙集。我带领阎彬和李大晓到司令部报到，当天我在司令部招待所住下，等候回睢杞太的文件和任务。
(四)
我住了几十天，直到6月9日杨得志司令员亲自来交待任中，要我带文件和宣传品回去，还要护送魏金山到睢杞太工作。当时形势越来越险恶、严峻，我们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沉着机智。事先我将文件，和宣传品_用大腰带捆在腰间，好在战争年代的文件和宣传品体积都很小。我捆好腰带，光着臂膀，将破破烂烂的衣衫搭在肩上，魏金山推着独轮车跟着我不慌不忙往前走。我俩小心谨慎经过马丰乐、胡罗头顽部盘踞的地区，通过敌伪统治地区和铁路封锁线。因为我们的口音是当地人，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不少关卡。真想不到我们在内黄车站附近通过封锁沟时，有个伪军岗哨盘问魏金山：“干啥去?”。魏说：“到湖集去借帐。”又问： “你是哪里人?”魏答： “我家在前面楼岗。”伪军见他神态雄赳赳的，坚决要搜查，在魏金山身上搜查出一个八路军的残废证，那伪军颠来倒去地细看，显然．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他指着残废证问魏金山：“这是啥?”魏随机应变理直气壮说。“这是9l师的护照骥。那伪军分不清是国民党9l师还是伪军91师，就将残废证还给他，又继续搜衣袋，掏出100多元伪钞，他见钱眼开，将钱装入自已的口袋，说声“到乡部去”，就把魏金山带走了。
我心里万分焦急，立即跑到内黄车站东边6里左右的清水堰找崔运生，他是地下党员，熟悉当地情况。我拉着崔运生的手告诉他：“咱们有个同志叫敌人逮走了。”他着急地问：“上哪去了?”我说：“可能上乡部啦，因为有高梁挡住视线我没看清。”崔运生立即到乡部一问没有，又到伪军部再问也没有。我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着急，抬头一看魏金山竞安然无恙地向我们走来了，真是喜出望外，象在梦中相遇似的。我们惊喜地问魏金山，敌人怎么将你放出来了?他感慨地谈了不平凡的经历。原来那伪军带魏金山过了封锁沟，就对魏说：你走吧，不要多嘴。”将他放了。搜去的lO0多元伪钞他独吞后，不声不响回岗哨去了。我们庆幸他遇到的是一场l虚惊。终于归来了。接着，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
(五）
1944年三四月间，我从水东军分区护送报务员陈××到洪泽湖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李中一及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命令我去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我尽快到津浦路东找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汇报当前水东军分区的指战员身穿棉衣，没有单衣更换，单衣的款项至今没有着落，请求解决等问题．并要求将拨款带回。我愉快接受任务，推着一辆独轮车上路，车上放着破烂的棉絮和褴褛的衣衫，乱七八糟捆成两捆。我的爱人蓬头垢面跟在车后，犹如逃荒要饭的难民。
我们夫妇和陈同志三人走到南宿县时，被敌人拦住了。一个汉奸凶神恶煞地问道； “干啥的！”我说：“去田家庵子煤矿找我弟弟。”又问：“有良民证吗?”我随即将所带假良民证价他看，汉奸把良民证带进屋了，我心里忐忑不安．一怕他们检验出良民证是假的，二怕押送我们上东北矿区当苦力。我爱人和陈同志看我被扣了，他们虽着急，但不敢停留，继续若无其事地蒙混过去了。不久，那汉奸又将良民证还给我，认为无油水可捞，放我走了。
离开敌据点，我加快脚步四面寻找妻子和陈同志。其实他们没有走多远，就在附近焦急地翘首等待我，老伴坚信我一定能设法应付，逃出魔掌。我们“心心相印”，很快就相遇了。我们三人边走边谈，加快了步伐，继续向前，急急匆匆到五里铺时，我们又被敌伪军扣留了半天。汉奸盘问得很详细，我从容对答，态度自如，汉奸没有发现破绽，就放我们过去了。一路上我们应付了敌伪的多次盘查，直到傍晚才到津浦铁路附近的小村寨隐藏下来。等到天黑，我们弯腰避开敌哨，悄悄地越过铁路线。我们迅速朝路东跑去，归心似箭地向新四军四师所在的解放区迈步。由于喜在心头我们感到没有费多大劲，没有走多远，轻松愉快地通过我军哨所。放眼观看，红旗招展，抗日歌声嘹亮，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村口路旁写着琳琅满目的大字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目本帝国主义!”等等。抗日子弟兵英姿飒爽地在场坝上操练，农民在地里紧张的劳动，庄稼呈现着茂盛的景象。而我们所路过的敌占区却是。
我们到了洪泽湖畔的半城集，找到豫皖苏军区司令部陈 同志前去报到，就和我们分手了。我俩又到新四军四师的师部，看望了彭雪枫司令员、邓子恢政委、张震参谋长、吴芝圃政治部主任等老领导。他们热烈地向我们握手表示欢迎，并纷纷问长问短。具体询问了水东军分区同志们的近况。我详细向他们作了汇报，着重谈了水东的指战员们面临的困难是至今身穿棉衣，汗流浃背，军分区没肴经费添置单衣。水东军分特意派我前来请求豫皖苏军区司令部拨款，尽快解决单衣的困难，他们听后深表向情，经研究决定同意拨款。
彭雪枫司令员问我。“你们水东的指战员换单衣要多钱?”我说：“请给40万元吧。”他说““老王，给你40万，你怎么带走?”：我说：“请放心，我自有办法。”彭司令员说：“那好！先给你20万元吧，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水东的指战员们换上单衣，钱不够再来。”我激动地说：“首长们对水东太关心了，水东的战士，水东的人民．感谢您。”四师的同志们将2O万元联合币(折合伪币约2万元)点交铪我。他们仍不离去，疑惑不解地围着我，要看我如何将这笔款子带走。我胸有成竹地将独轮车推出，把事先购来的包装得又脏又臭的虾米席包扒开，将款子藏在席包底部，又将虾米盖好。我老伴帮我将席包牢牢实实地绑在车上。彭司令员看了微笑点头说：“老王真有办法，不愧是个老交通。”同志们看了喷啧赞叹 。“可以，祝你俩一路平安!”组织上又安排我将冯民嵩同志护送到水东去工作。
第二夭拂晓，我们三人就出发回水东了。走到靠近固州封锁线时，冯民嵩主动提出：“小车让我推，你累了。”他光着背，赤着脚推车向前走。过封锁线时，站岗的汉奸恶言问道：“干啥的?”我上前点头答道：“我们是逃荒回家的，马上就要收麦，赶回家去收割。”汉奸看我们衣衫破烂，身上没“油水”，又用手摸摸席包，扒开干虾搜查一番，接着又用步枪捅了几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就让我们过去了。其实除了巨款外，我身上还带有冯民嵩的组织介绍信，我事先将它卷成极细的小纸捻藏在烟丝里，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一路上我们经受了多次检查和盘问，终于一次又一次地顺利通过了。当我们安全到达水东军分区的时候，喜讯不胫而走，李中一政委和张剑石组织部长跑来握住我的双手问道： “老王！钱带来没有?”我说。“带来了，就放在独轮车上的干虾席包里。”冯民嵩听了，惊奇得睁大了眼睛责怪我：“老王!你带了巨款，连我这个同行人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轻声地对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而是怕路上遇搜查，万一你沉不住气，身发抖，脸一黄，露了馅就要坏大事，我们都回来不了，任务就要落空。”经我讲明后，冯不再以此为忤，反而觉得这是睿智之举。他愉快地到军分区报到去了。这次我们虽经历了较大的风险，却终于完成了任务。
(六)
1945年1月13日，水东军分区的李中一政委，余克勤司令员和张剑石组织部长研究决定，派我到大别山麓新四军五师取军用地图。我愉快地接受任务，当天我就背起包袱，从巨台岗出发，路经豫东。当年蒋介石为阻挡日军进攻，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淹没了豫东很多地方。因此，这一带荒草萋萋，人烟稀少。在鄢陵东北，有个村庄名叫老窝，地处河套里边，地势较高，未被水淹。这里有国民党的反动部队盘踞。当我刚走到顽军的境内，便被扣押了。我思想上有些紧张，听说这股顽军凶狠残暴，抓到可疑的人就活埋，我担心若有不慎，触犯了他们，就会被活埋，他们仔细搜查我的全身，见只有半袋粗糙的窝窝头，衣服破烂不堪，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榨不出廿么油水，便在下午四五点钟把我放了。我继续往河西走，到了靳门村，找到靳金山同志家，在他家安安生生地歇了一天。第二天靳金山护送我向东南走，到了上蔡、汝南、正阳_一带，不巧遇到日军“扫荡”。我们不敢再往前闯，折向西北方向，走到桐柏山已经半夜了。靳金山说：“这里狼多，咱们别走了，找个地方住下吧。”忽然听见山那边有犬吠声。我俩顺着犬吠的方向走去，到半山腰，看见有一户人家。我上前喊门，屋内有人警惕地问。“谁呀?”我说：“俺俩到这里找个熟人。”他又问：“找谁呀?”我说：“找俺兄弟，他在皇协军当兵。”那人将门缓缓地打开，让我们进屋，又客气地问： “吃饭没有?”我说：“打扰你了，我们还没吃饭。”他请我们坐下，就转身进房叫妻子下床给我们做饭。这时候他出门去了，不一会儿他带领一排武装，冲进屋来将我俩押走，到连部立即将我们关押起来，翌日黎明，又把我们押到豫南兵团的指挥部，继续关押在屋里。当时我蒙在鼓里，不知是什么部队扣押我们。后来我听见外边唱的是抗日和革命的歌曲，我才断定这里确是豫南兵团指挥部了。我喜出望外，高兴地对老靳说：“不要紧了，我们死不了啦，这是我们新四军所属部队的驻地。”吃罢早饭，娄广其政委问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新四军，是从水东分区来执行任务的，如要进一步弄清，请发电报给水东军区司令部查问一下。”大约到下午一点钟左右，他们接到复电，说我们是自己人。这时，指挥部的同志深深向我们致以歉意。政治部主任杨安平来看我，他问：“你是水东哪儿的?”我说：“是龙曲东边河坡的。”他高兴地说：我家在太康曹坡，离河坡六里地，我们是同乡异地相逢啊!”后来杨安平还领我去见娄广其政委。娄说：“现在路上不好走，在这里休息几天吧！走的时候我给你写封信，路上好走些。”我们离开的时候，娄政委写了介绍信，我们一路顺利地到了鄂豫皖边区。我们到新四军五师的驻地，见到了李先念师长，详细汇报后，靳金山另有任务走了，师部便安排我住在招待所。李先念师长要我在招待所休息几天，无事少外出，要我耐心等待，他们尽快将地图翻印出来，不久，五师的同志将翻印好的一小捆比例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慎重地交给我，并关心地问道。“你能带得走吗?有啥困难，还需要什么东西?”我说：“请给我几十块钱。我要买一辆旧的独轮小车，还要买点火纸。”我拿到钱，离开招待所。
接着我走到小集上，买了一辆旧独轮车及绳索等，又买来两捆火纸绑扎在车上，地图藏在火纸里c我推着火纸，走到天快黑时，便找小客店住下。我对掌柜的说：“我就住在这过道里吧！”掌柜的关好店门，给我一个草垫，我便席地而睡，小车就停放在我身边。我注意到过道里卖菜饭的案桌上有菜刀，等到夜深入静，我用菜刀将成捆的火纸中部挖个窟窿，把军用地图藏在里面，再用封面的火纸盖起捆好。我还把扣出的火纸碎沫全都扔到厕所里，不留痕迹。第二天早晨我若无其事地结了帐，推车上路了。我走了一天，仍恋恋不舍地回头仰望人心向往的巍巍大别山。
到了上蔡县东，遇见查税的汉奸，他刁钻地问我：“车上的土纸报税没有?”我说：“没有报税。”他好似公事公办地挡住去路叫喊：“不报税要充公。”我央求：“该补税就补税嘛!”他诡密地笑了，低声说；“你懂事点，给多少钱?”我说：“身上没有多少钱。”他不信，熟练地伸手掏我的口袋，一共搜出十多元，他往自己口袋里一塞，说声：“你走吧!。汉奸这种厚颜无耻的贪污掠夺行为，我是司空见惯的，只好哑巴吃黄连，无可奈何推着小车往前走。路途还远，我身上的钱已用光光了。我恨在心头，忍气吞声低头赶路。走了一阵，眼睛发黑，迈步无力了。如再空腹坚持，一晕倒就会耽误大事，我只好将身上穿的棉裤脱下变卖，得一块多钱。我忍饥蹲在一家小饭铺门前，买了点饭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还没有辨清饭莱的滋味就吃得碗底朝天。剩下几毛钱，我不敢再花了，慎重地藏在口袋里。我遇见当地的穷人，打探过黄河的路线。我问：“过黄河，好过不好过?”他们告诉我：“除了矛桥能过，别的地方都过不去。”我考虑到矛桥是敌伪的重要关卡，不好通过，还是多走砦路，从周口绕过去好些。走到周口，想不到周口敌伪也把关很严，行人能进不能出。我若身陷其中，插翅难飞，心里急躁万分。左思右想：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找到守关卡的伪军，说了很多好话，又买了盒香烟送他，这样我才出了关卡。经过周口往东南走，又过了洋桥，到了河北，在县城的东门又见一日本鬼子持枪站岗。我心里一面咒骂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一面低头向前走去。他便端起步枪，一刺刀向我桶讨来，我眼快身子灵活，一侧身，刺刀从我身边擦过，我忽然想起“入境必须随俗”，按照“良民”的规章必须向皇军敬礼。我赶忙放下小车，不得不向日本鬼子鞠躬。日军喊了声：“开路!”我低着头过去了。出了城门向东南走去，只走了几里地，又遇见汉奸武装汉奸们大喊：“别走，拿菜钱！我问：“拿多少菜钱?”他说；“两毛。”另一个说：“检查检查，新四军的探子都带枪。”说着就围住我。我就把有地图的那捆火纸扒开，请他们检查，他们偏不检查这一捆，要看另一捆，检查得很仔细，没有查出什么。我给他们两毛钱，感谢他们辛苦了，他们才让我通过。我又往走，不多远，看见有个客店，我就住下了。我向掌柜的打听哪条路好走，他们告诉我到淮阳毛桥尽有一条路，别的路过不去。后来又听过路的人说毛桥敌伪军检查很严。没有别的路可走，任务又非完成不可，我只有硬着头皮趁天黑过桥了。第二天天不明就动身，走了几里路，一个伪军连副带三个士兵，朝我喊：“往这边走!”当时我心里很害怕，怕他们把我带走关押起来。不走吧，又怕他们更怀疑。我就跟他们走了，他们上渡船，要我也推着小车上船，到了河北岸，他们匆匆下船走了，忘记将我带走。我疑惑不解，推着小车下船走了。细想起来如果从毛桥过是凶多吉少，从这里坐渡船过河是比较安全的。下了渡船，肚子很饿，身无分文了。我只好卖了几斤火纸，买得两个馍，边吃边赶路。
当时黄河水位下降，满地是泥浆水，道路泥泞，车子很难推，我使劲推着车，颠颠巍巍走到淮阳县的夏亭集。汉奸魏凤楼部盘踞在那里。因为军用地图在纸捆里，我此时提心吊胆，确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好在这一带我比较熟，机灵地避实就虚，推车绕道过去了，没有被魏部发现。我走到淮阳西北苗集薛浦洛同志的舅家，找到了党支部。回到了同志们的身边，就象回到家那样高兴。同志们相见有说不完的话儿，但他们见我在泥泞路上挣扎了一天，此刻累得难以支撑了，就安排我吃住并不再和我多说话了。第二天我要走，请党支部派人送我回去，他们说：“现在情况很紧张，汉奸东游西窜，见了新四军就杀。”我说：“任务在身，不能耽误。”坚决要走。他们派不出人来，就指点我从五里口西门悄悄岔过去。我走出敌占区，来到土堂集，这里是游击区。我快步向前，走到老当寨，就到了我们部队的驻地。同志们盼星星，盼月亮，翘首盼望我平安完成任务归来。当我出现在同志们面前时，我被团团围住了．多少双热情洋溢的眼睛，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我，看了又看。我胜利完成任务归来了!同志们紧紧抱住我欢跳起来。有的同志热泪盈眶，祝贺我归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战争年代战友们的感情诚挚、纯净，深厚，至今那感人的场面仍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
我把比例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交给军分区首长，首长激动地双手接过这来之不易的地图。我松了一口气，这次长途跋涉历时l03天，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袁振政委、李中一政委、余克勤司令员、张剑石组织部长见了我很高兴，问这问那，详细询问途中情况，祝贺我历尽艰险。胜利归来，第二天，水东军分区开大会悼念彭雪枫司令员。南下部队集中列队在彭司令员遗像前誓师，袁振政委讲了话。会后袁政委对我说：“感谢你!现在你把军用地图弄来了，我们已经有腿了，也有眼了。”我流下了激动的泪花，为革命我仅仅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而组织给我的表扬太多了。
太康党史资料汇编
第一辑
革命回忆录
对水东政权建设的回忆
张少耕
1946年9月，调我去太康任县长，以后冯国彦同志去当付县长，秘书是宋行伍。宋调到大队任付政委，文冶平同志任秘书。以后赵北新同志任秘书兼民教科长，付科长是王×剑，县公安局长刘忠，司法干事刘思明，公安于事许典然。保卫队长王治鲁，财粮科长李传学，谢体康的职务记忆不清。管理员郑广玉，情报站长李慰先、张金钟，交通站长孟昭选、王洽运，县大队付牛××，以后是宋秀启，董连采是政治干事。
县委书记刘振邦，后换党锋，组织部长史原。以后是王林贞，宣传部长杨寒，付部长王广恩，抗联主任王法洲，王洽惠同志作敌伪军工作。地委社会部长贺林良，长时间在该县帮助工作，47年初，由予皖苏八分区调来一部分干部，分配到各部门工作，有的陆续调回。
所属的区有：杨庙、高朗、马厂、马头、柳河、王集、平岗、高贤，龙曲等、区的主要负责干部有：王洪蟠、李万杰、李宗儒、李忠甫、魏广聚、王学文、陈德尚、孙楷书、王荫林、王荫科、王荣先、王慎然(在柳河一带牺牲)、张志宽、张祥瑞等。(张祥瑞以后反动为敌，被我们镇压)
走南闯北当“交通”，历尽艰险为革命
王荫林
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是杜省吾同志。一九三七年二月，杜省吾同志在太康北部龙曲、河坡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以在杞县大同中学教书作掩护)经常在我家落脚。每到我家，就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他说“穷人不是命穷，而是世道不公平，湖南一带农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日子好过了”。我就问：“咱们到那里去不行吗?”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湖南离我们这太远了，路又不好走，等着吧，我们这里也一定会象湖南那样的。”经过多次交谈，并让我替他送几封信，逐渐对我有所了解，便向我公开了身份，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为穷人办好事谋福利的”。他稍停了片刻，充满信心地接着说：“湖南农民运动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我们这里也要搞，也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一听高兴极啦! “我也要参加共产党”。不久，我的入党愿望实现了，上级党安排我做地下交通工作，从此便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初次受考规，送信去联络
一九三七年二月，杜省吾同志委托我将一封信送给在滑县的贺霖良同志，并嘱咐我要保证完成任务。当时，贺霖良同志住在滑县的两门集，相距数百里之远，路上又加之国民党的封锁，任务非常艰巨。我接受任务后，带着～锅窝窝头，推着小平头车就出发了。路上敌人盘查很严，我总是以我在外乡种地，现家中有事捎信让回去的借口通过了敌人的条条封锁线。经过艰难危险的行程，终于和贺霖良同志接上了关系。贺霖良同志看过杜省吾同志写给他的信，随即写了复信，并再三对我说： “这封信事关重要，千万不要落在敌人手中，你要想方设法交给杜省吾同志，如有危急情况就把它毁掉。”我说： “请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随后，就带着信离开了两门集。一路上历尽艰辛，日夜兼程，胜利地回到了杞县大同中学，和杜省吾同志会了面，并详谈了一些重要情况。
一九三七年四月，杜省吾令我带信去洛阳和吴芝圃联络。(吴芝圃当时叫吴殿祥，在洛阳作地下工作)，出发时我仅带了一块两角钱，我是扒火车去的。到洛阳找到吴芝圃后，说明了来意，并把信交给他。吴芝圃又写一封回信让我带给杜省吾。又给我一块钱，他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国民党到处抓夫，你马上回去。”我伯信被敌人搜去，就把信卷成细筒，装在汗烟袋里，就立即坐火车离开洛阳。当火车走到杏花营时，国民党把我盘问住了，要我拿钱补票，我说：“我是个穷人，在外地要饭，那里有钱补票啊。一听这话，敌人看我弄得满身是煤(因我扒的是煤车)，穿的又脏又烂，怀里还揣几个黑窝窝头，再加上火车一开动，就放我走了。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联络任务。
加强独立团，接应孔石泉
一九四。年，豫、皖、苏边区领导命孔石泉，马玉堂到睢杞太工作；孔任睢杞太独立团政委，马任营长。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我去完成这次接应任务。
从豫皖苏边区出发，突破敌人封锁线，到了敌占区，一片白色恐怖。日、伪、土顽在这里相互勾结，作恶多端，时没时现地活动在这一带。一天，当走到毫县东边时，孔石泉碰见了汉奸，他立即爬到一块打瓜地里隐蔽起来，没有被敌人发现，就过去了。第二天走到柘城的霸王岗村，马玉堂脚上打了泡，不能走路了，他想租个车子，孔石泉说：“走吧，租车子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敌人真的发现了我们，就派一个排向我们追来。我说：“不好，他们追上来了，恁俩都不要说话。”因为孔石泉是湖南人，说话很蛮，很容易被敌人识破。敌人用长枪对着我们，“不许动!”没等往下说完，我就抢先说。“老总，你追俺干啥!俺哥老大(指孔石泉)在柳河开饭铺，谁不认识他。他(指马玉堂)是马家杂货铺的人，是到毫县办点杂货。我是到关唐推点蒜，俺碰到一块回来了，这有啥!”他们说： “检查检查。”说着，一个敌人就往孔石泉身上搜，经过一番搜查，敌人从孔石泉身上搜出一支钢笔；我一看，顿时思想紧张起来，略加思素地说到：“老总这有啥稀罕，他在杂货铺里写写算算的能离了这吗?”敌人一听这话，颇有点道理。经过一番盘查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瞬间，紧张气氛缓和好多。在查无可疑的情况下，敌人就放我们几个走了。在当天晚上，我们艰难地通过睢杞太敌人的封锁线，拂晓时分到达了目的地。兰桥团长还表扬我一番，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东进洪泽湖，去找彭师长
一九四四年三、四月间，睢杞太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虽然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部队的物资供应更是奇缺，已经到了寒尽春来的三、四月了，战士们还穿着棉衣。为此事大家都非常着急。记得有一天，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李中一同志，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同志向我交待任务，让我到津浦路东找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汇报情况，请求帮助。
一听说去见彭师长，我高兴的甭提啦。因为我和彭师长是老相识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竹沟出发，来到水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我任睢杞太地下政治交通员。一九三九年彭雪枫率队东进，开辟豫皖苏边区，进驻永南、涡北一带时，我先后任睢杞太大队政治交通员、睢杞太独立团的政治交通干事，经常往返豫皖苏、冀鲁豫、鄂豫皖三个边区传送文件，所以和他接触颇多，他对我们的情报工作和交通工作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也非常关心睢杞太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他总是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及时派人传送到水东，他先后派六、七十位干部到水东加强工作，还给水东配备了电台，培训了电台工作人员。水东的干部、战士对彭雪枫同志极为信赖，～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说：“找彭师长去!”
第二天，我和爱人收拾了些破烂衣物，推着一辆独轮木车，扮成逃荒的样子，满怀希望地出发了。自从一九四一年，四师撤到津浦路东，水东地区的斗争确实极为残酷，环境十分恶劣。有些同志对水东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信心不足。当时，正值我去路东，彭雪枫同志得知这一情况，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老王啊，请你转告同志们，水东历来是军阀招兵买马之处，现在又处在敌人所占领的开封、商丘、淮阳以及睢县、杞县、太康大小两个三角形包围之中，斗争是艰苦的。确实不易存身。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的水东是华北、华中根据地的桥梁，四师的门户，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掉，我相信坚强的革命者不但不会被残暴的敌人所吓倒，而且会更加不屈不挠地英勇战斗。有人曾说过一句话：“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坚持下去，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彭师长精辟透彻的分析，激动人心的鼓励，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魁梧英俊的身材，时时浮动在我的眼前。想到这里，我恨不得一步跨过津浦路，马上再见到彭雪枫同志。
在津浦路西，日伪顽的烧杀抢掠之残暴到处可见，真使人目不忍睹，我胸中燃烧着熊熊怒火，暗暗骂道：“强盗们，待彭师长率兵回来看怎样收拾你们!”我们夫妻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搪塞了敌人的多次拦阻盘查，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越过了津浦路。津浦路东的解放区，村村都长着茂密的树木，郁郁葱葱，远看都不见房屋，正在抽穗的小麦，迎风起舞好象一片绿色的海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标语，写满了各个村头、路口。人民在生产，军队在练兵，到处热火朝天，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使我对彭雪枫同志更加钦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愿更加强烈。我明确我所肩负的使命，不觉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在鱼米之乡、山青水秀的洪湖畔，半城集，我找到了新四军四师师部。在师部彭师长、邓子恢政委、张震参谋长、吴芝圃主任热情接待了我，当他们得知水东的战士还没有换上夏装的消息，都很关心。彭雪枫立即问我： “你们准备要多少款子?”我知道，当时四师的经济情况并不十分宽裕，没敢多说数目。彭师长看出了我的心意，便和几位首长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很果断地对我说： “无论如何也要让战士们换上装，先给你们解决二十万。再多了也不好带。如果不够，可再来几谒。”我听了简直要跳起来： “首长，对水东太关心了，我代表水东人民谢谢你。刀彭首长笑着说：“这就外气了。不过，你先在这里住几天，待筹好了款子再走。希望你尽量与外人接触。因为你是做交通情报工作的，经常到敌占区去，应该知道敌人也有在我们这里做情报工作的，斗争很复杂。闷了，可在屋里看看报纸、文件，需要什么，告诉通讯员。”接着他又吩咐了炊事班：“伙食尽量搞好一些，老王同志很辛苦，需要补养补养。”我望着彭师长消瘦的脸庞，忍不住掉下眼泪： “师长，你要爱护自己的身体，水东人民盼望着你们回去啊!”
临行的时侯，我把筹好的款子捆在席包底下，上面装满虾米。四师首长便设宴为我饯行，一～察看了席包，彭师长很满意地说。 “老王有办法，真不愧为老交通。这可是关系到水东战士的夏装问题，任务重大，你一定要园满完成任务。”其他首长也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我不住的点头称是，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半城集。
我牢牢记住彭师长的教导，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一路上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把二十万元的款子全部安全地带回了水东。地委、军分区领导纷纷向我询问彭师长的近况，以及筹款经过，我一一作了汇报。水东的战士们得知其消息，欣喜若狂，斗志更加昂杨，大家一致表示，～定要坚持水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答四师首长们的关怀。
南下大别山，取回军事图
一九四五年春节刚过，经水东军分区首长研究，决定命我南下大别山，找李先念师长取回军事地图。
正月十三日，我从聚台岗出发，踏上了去大别山的征途。走到鄢陵东北角的老窝村附近的河套里时，被土匪队长王格蚜拦戗开口就说：“河东都是新四军，八成你是新四军的探子，来给新四军弄情报的。”我一听，顿时思想紧张起来，但很快又镇静了下来。忙说： “我是崔桥的，是河套里边的，”王格蚜亲自下手搜查我全身，搜来搜去从我身上只搜出布里的几个窝窝头；看我穿的又脏又烂，没有出息，就放我走了。而后，我搭船到河西，就向东南方向走，经过上蔡、汝南县，走到正阳时碰上了日本鬼子扫荡，不敢再向前走，只好绕道又向西南走去，行至广水，又向西北走，到桐柏山时已是深更半夜。此时，又累又饿，加之山路难走，准备找个地方住下，正在这时，忽然听见一阵狗咬声，我就向着狗咬声的方向摸去。到半山腰，这里住着一户人家。我忙上前叫门，听屋内人问： “谁呀？”我说：“弟弟在皇协军里干事，去找他，现在天这么晚了，又累又饿，想求。个方便，在此歇歇脚，等天亮了再走。”进屋后，房东趁老婆给我做饭之机，外出报告去了。不一会带来一排人，把我给带走了。天亮前我被送豫南兵团指挥部，关在屋内。这时我忽然听到外边唱歌声，并且唱的是革命歌曲。我简直高兴极了。心想这就好了，我死不了啦，这里竟是新四军的天下。吃过早饭，娄广其政委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新四军军。“那你昨天为什么说是找皇协军的呢?”“我真是新四军，是水东军分区的，如不相信，就给水东军分区司令部拍电报问一下。”他们果真拍了电报。收到了复电，才相信我是自己人。为了路上好走，豫南兵团指挥部又给我写了封信。在其帮助下终于到了五师找到了李先念师长。从谈话中李师长了解到我的来意。根据当时情况，派人先把我按排在招待所住下。李先念师长亲切的对我说：“老王同志，这次来这里很辛苦，好好休息休息，等几天地图翻印好了再带走。刀我～直住了十几天，地图才翻印出来。而后就带着地图和给我的盘费以及李师长的重要指示，登上了返回的征程。
在我返回走到麻城县(现改名新县)时，碰上了敌人，与敌周旋好一阵子，才得以脱险。为了确保地图的安全，在过麻城的一个小集上，我买了一辆小推车，又买两捆火纸和一根绳，装扮成做小生意的。推着小东在崎岖山路的一个偏僻地方停下来，我就把纸腰扣开，把上面的纸拿下一部分，在下面的纸中间用刀子挖个洞，把地图放在里边，而后，再把拿下来的纸盖上，把纸腰扣上，继续向前赶路。当我走出大别山到上蔡县东时，碰上了查税的汉奸，把我身上仅有的十块钱全部搜走了。这些我全然不顾，只要搜不出地图就可以。敌人得钱后，就放我走了。又走了几十里路，又累又饿，实在不想走了·可身上又没有半分文，怎么办呢?沉思了一会，我只好将身上穿的棉裤套卖掉。吃了顿便饭还剩不到一块钱，仍继续赶路。当行至周口时，由于和日本鬼子对话的口令不对，差点被日本鬼子给刺死。从周口至回家的路上，又通过了数十条封锁线，敌人搜查很严，主要是搜查新四军的枪支、弹药，我都以先把带地图的一捆火纸扔给敌人检查，使敌人放松警惕而过关的。一路上除敌人搜查威胁外，还有饥饿的威胁，历尽了千辛万苦，历时一百零三天，终于完成了既艰巨而又光荣的重任。
在取回地图的当天，袁震政委、李中一政委、余克勤司令员、张剑石组织部长等几位首长亲切接见了我。第二天，袁震政委在南下动员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是老王同志从遥远的千里之外，冲破敌人的条条封锁线，和敌人进行英雄顽强的斗争将地图取回来的。这地图对我们来说是无价宝。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腿，有了眼。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战斗布署，我们要向南挺进，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英雄冲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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