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日渐凸显，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通电全国，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声明发动事变是为了迫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美龄得知蒋介石被扣，起初“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但很快冷静下来。
当天下午，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将军发来的电报，张在电报中告知此次发动事变旨在增强抗日力量，绝非挑起内战，希望得到宋美龄的谅解，同时还告知他会对蒋公“妥以保护，绝不加害”。宋美龄认为事变尚有转圜的余地，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张学良将军：妥以保护，绝不加害
南京方面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当晚即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一派指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力主武力解决。以冯玉祥、孙科为首的一派主张：“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主张和平解决。此次会议，主战派占上风，会议决定“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办”。
12日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战统一战线，一致对外。13日，孔祥熙立即电示各实力派，进行安抚，促其表态拥护中央。四川的刘湘在收到孔祥熙电报后，并没有立即公开支持中央政府，反而派代表到西安支持张、杨，保证以四川为其后方。西安事变发生当日，桂系代表刘仲容仍驻西安。
13日，李宗仁、白崇禧回电中央，虽派人口头答复孔样熙关于全国团结问题，表示继续支持中央政策，但主张“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健全中央政府组织，集中抗日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张、杨的正义举措也得到了舆论界的广泛支持。12日，全国救国会通电全国，支持张、杨。13日，西北救国会联合三十余个社会团体为张、杨发声。
何应钦和冯玉祥各执一词
在国籍方面，日本虽然发表声明对西安事变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但却秘密会见国民党亲日派。英国也于13日表态，《泰晤士报》报道西安事变是反日感情的爆发，如果爆发内战，会致使国家分裂，国内和平可以强硬对日。《字林西报》社论也指出：“应力求制止可怕的战争”。
立下决心，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回京后，何应钦向她汇报12日夜间的会议情况，说主战的占大多数。宋美龄认为在事情状况未明之前，就决定对张学良的处罚，贸然对西安出兵太过草率。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宋还向何应钦反复申诉，在委员长脱险之前，不能进行军事讨伐。然而，宋的苦求并没有打动何。
13日上午，何应钦召集军事人员开会，准备下达进攻西安的命令。宋美龄主张和平救蒋，很明显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但她也并非全部出于个人感情，而是对事变后中国当时的局势进行冷静分析后作出的决策。加之英美等国的支持和张学良对此事的态度，她下定决心和平解决事变。
宋美龄兵分多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宋美龄决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立即“兵分多路”，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以期和平救蒋。首先，宋美龄与主张讨伐的亲日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13日下午，宋美龄参加了国民党联席会议。在会上，何应钦首先发言，主张趁张、杨未部署之前，抢先发动攻击，救出蒋介石。
遏制讨伐派武力解决方案，在南京政府内部赢得和平救蒋机会戴季陶攻击张、杨已经形同叛变，极力主张讨伐。吴稚晖指责张学良是表面抗日，“为蒋公安全，须火速运兵去”。主战人数较多，但也有部分人主张和平解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反对讨伐，扩大事态。两派各执己见，宋美龄开始发言，她严厉斥责讨伐派：“如果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将会对委员长的生命造成威胁，而委员长的生命又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
她呼吁与会各方人士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事变，“请求大家在军事讨伐之前先思考如何用和平手段营救蒋。如果和平营救无望，在进行武力讨伐也不迟”。其次，宋美龄积极奔走，争取南京各界的支持。她拜访冯玉祥，请冯出面遏制何应钦的个人野心。她指示中央军校校长张治中，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何应钦蛮干，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宋美龄呼吁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宋美龄还召集黄埔将领和空军开会，要求他们“在事变真相不明之前，不能轻举妄动，要冷静自持”，要求学生谨遵师训，指出讨伐的人别有用心。宋美龄的活动使得何应钦有所顾忌。14日，宋美龄要求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的名义，召开高级会议，会议回避了战与和的问题，讨论在讨伐之前如何先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
与会大多数人员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别有用心，但也没有公然反对。此次会议，主和派意见占了上风，在宋美龄南京政府确立了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方针。
架起和平桥梁，为解决西安事变做准备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生死不明。宋美龄回京后，一方面力阻讨伐，稳定南京局势。另一方面开展宁陕对话，寻求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途径。宋美龄为了解事情真相，探明张、杨态度，安排端纳、宋子文相继赴陕，充当双方沟通使者。端纳到西安后，面见张学良，得知了张学良发动兵变的真实目的。14日傍晚，端纳面见了蒋介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蒋介石。
端纳面见张学良
信中写道“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蒋介石闻此潸然泪下。蒋介石被扣期间，态度强硬，声称：“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端纳告知蒋介石张、杨发动事变的原因，说南京是“戏中有戏”。在端纳的劝说下，蒋介石开始考虑政治现实，同意迁居新地。16日，端纳返回南京，交给宋美龄一封张学良将军的亲笔信。
张学良在信中写道：“介公在此极为安全，精神饮食如常，良常谒谈，并饬妥加侍奉，万望勿以为念”，“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张还在信中表达了兵谏的目的和西安方面的和平诚意，以及希望宋美龄劝诫蒋介石促其态度转变的意图。一方面端纳赴陕使得蒋介石了解了南京局势和张杨兵谏意图，协调了张、蒋之间的矛盾。
宋美龄给蒋介石写亲笔信
另一方面，也使宋美龄得知蒋介石在西安的真实状况。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陕，蒋介石再次收到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写道：“子文三日后若不能返回南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托宋子文告知宋美龄万不可来此地。宋子文告知蒋介石南京内部情况，蒋虽然惧怕军事行动对自身构成威胁，但仍坚持武力攻打西安，试图以武力威逼张学良释放自己。
宋子文对其指出了当前如采取军事行动的危害：“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使时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存亡攸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在张的引荐之下，宋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得知中共对此事的态度。宋子文的西安之行，使得宁陕双方有了进一步的联系，软化了蒋介石的态度，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奏。
宋子文指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危害
停战协议虽已签署，但宁陕形势仍剑拔弩张，蒋介石的态度也使得与“三位一体”的谈判难以进行，宋美龄深感亲赴西安的必要。22日，宋美龄不顾南京政府内部主战人士的阻挠，在宋子文、端纳等人的陪同下，亲赴西安。到西安后，宋美龄即开展了以下活动。
· 第一步，劝说蒋介石
自扣蒋开始，蒋便持强硬态度，反对签署任何文件和条约，声称：“余宁死不受胁迫”。宋美龄在见到蒋介石后，告知国民党内部情况，要蒋先想办法离开西安，又向其介绍了各方反应。在宋美龄的劝说下，蒋介石终于改变态度，他本人不出面，同意由宋氏兄妹代他谈判，并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回南京后会执行协议内容。蒋介石强硬态度的转变，加速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承诺
· 第二步，施压张学良
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后，宋当即面见张学良。张学良将军向宋美龄重申事变动机，宋委婉的批评了张不该用武力手段让委员长接受自己的主张：“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为错觉”。张本意逼蒋抗日，却令国家政局动荡不安，再加上蒋介石强硬的态度使他如今骑虎难下。宋美龄的此番话无疑给他带来了希望。
· 第三步，代替蒋介石参与三方谈判
在张学良的引荐下，宋会见了周恩来，指出“国家内政问题，应当用政治手段解决，不应谋求武力手段”，表示愿意劝蒋回心转意，并请周恩来做杨虎城早日释蒋的工作。23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代表、中共代表团开始谈判。因急于救蒋脱险，加之英美在背后的加持，会议很快达成了有利于抗日的六项主张。
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24日晚，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若蒋介石同意抗日，不再围剿中共，红军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拥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也承诺不再剿共。至此，西安事变和平局面已成定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抗战的大势所趋。但宋美龄个人在事变解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结语宋美龄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积极参与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活动中，协调各方、参与谈判，顺应了时代潮流，为协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方针。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公开宣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本人的抗战决心，8月7日，宣布实施全面抗战。至此，我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
若蒋介石同意抗日……
汪新，《西安事变始末纪实》，华文出版社，2007年
宋青红，《民国档案》，九州出版社，2013年
陈达萌，《宋氏三姐妹》，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宋美龄口述，袁伟撰写，《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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