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令人不安。特别是其行为在极端、恶性、团伙等方面体现的特点，以及他们在法制观念上表现出的无知与野蛮，都令人心惊。
视频截图 被害人家摆着孩子的遗像和鲜花（来源：新京报）
10月20日，大连一名10岁女童被害。24日，大连警方公布警情通报，确认13岁嫌疑人蔡某某供述其杀人事实，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对其收容教养。
媒体披露了此案中更多令人血冷齿寒的信息：女孩是美术班下课后，在距离并不长的回家途中遇害的；嫌疑人居住在距离尸体被发现的绿化带仅20米左右的楼上；孩子被发现时是被塑料袋装着，身中７刀。另外，附近多名女士反映，曾遭到嫌疑人不同程度的尾随和骚扰，虽未产生实际伤害，但都引起了某种不适和担心。其中一位女士曾到派出所反映此事，还正好碰上了一位父亲来反映蔡某某骚扰其女儿。
女童被害，终告破案，但公众悬着的心却无法放下，反而更加煎熬和愤怒：未满14岁、不领刑事责任，但那毕竟也是一名残忍杀害女童的凶手，其罪其恶，如何惩戒和涤除，收容教养可否真能实现教化目的？其次，如多名女性反映属实，那么，这名未成年人对女性心怀不轨早有端倪，但可惜其监护人和社会管理系统都未能警惕并作出防范，终于把潜在危险变成了一名女童身上的真实悲剧。这已不是遗憾，而是血淋淋的教训！如何从中检讨反省，进一步筑牢社会安全屏障，是所有家长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这些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令人不安。特别是其行为在极端、恶性、团伙等方面体现的特点，以及他们在法制观念上表现出的无知与野蛮，都令人心惊。有的行凶者稚气未脱，竟然能够坦然说出“我年龄不够，法律管不了我”这样无知无耻的话，更把教育和教养最残缺、最失误、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一面，暴露无遗。
刑事责任的年龄划定，需要兼顾社会公平正义与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从来就是一个难题；也不独我国立法和司法系统，在这一问题上，既纠结又无比慎重。实际上，近几年要求降低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一直存在，也有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这都是要求将未成年人犯罪的“罪”与“罚”，更恰如其分地对接上，避免出现“有人犯罪，无人担责”以及“罪罚不当，正义难张”的困境。
与此同时，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和管理责任的自然人与机构，也必须适应当代青少年身体和思想变化的现实，为其提供必要的行为规范教育和行为监督约束，即：从内因和外力两个方面，都尽到“依法监护”的责任。对于目前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的，比如家长失于管教，对其沉迷不健康爱好或者侵犯他人、虐待动物、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等行为视若无睹，甚至隐瞒包庇其犯罪等，尤其应该设立更有效和更严格的追责机制。不能把什么罪责都推给“青春期人人心中有一头猛虎”这样的人性隐喻。
同理，学校、社区和基层派出所，以及处理青少年轻微犯罪的法律部门，是否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也值得我们从这一案件开始，好好地检讨和改进。可想而知，尽管杀害女童的13岁男孩已经被收容教养，但他在过去的学习生活中，为何没有确立起对他人和法律的敬与畏，以致残忍如斯，害人害己？这仍是教育界、法律界和社会舆论都需要反思反省的内容。而他在未来所处的收容教养环境，是否真正对其个体产生惩戒和教育，又能否对更多未成年人发挥出法律宣教和行为指导的作用，也仍然是社会公众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
媒体看法
目前，我国《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年满14周岁。对于未满14周岁的施暴者，只能收容教养。
性格偏执，自卑敏感，对亲情淡漠，欠缺法律意识……不少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背后，都有家庭教育缺失的阴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形成合力，加强青春期教育、心理矫治，预防其滑向犯罪的深渊。
对未成年人犯下极端恶劣的罪行，也应设计出更合理的处置机制，杜绝“犯罪不坐牢”的侥幸心理，不纵容恶劣的施暴者，还社会以安宁。
(“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
网友评说
@城南——法律应该保护的是未成年儿童的安全，保护的是他们在受到伤害以后对凶手的严惩，而不是保护未成年人肆意妄为！
@清风也识字——应该对监护人追究民事赔偿责任，从经济上重罚，从而警示那些不管束自己孩子的家长们。否则加害者轻松的一句“未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就算了，而受害人的家庭却是一辈子的伤痛！
@目不识丁——建议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实际加害能力，比如身高体重等因素，制定司法解释，未满14周岁的施暴者需要受到法律惩戒。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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