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石榴葡萄成熟的时候，郭建龙又出新书了。在这本《丝绸之路大历史》中，郭建龙告诉我们，石榴葡萄都来自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
《丝绸之路大历史》立足中国本土，以丝绸之路为切口，讲述了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这种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官方层面的外交关系，甚至包括也不限于丝绸之路本身。准确地来说，这部书所讲述的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史”或“中西关系史”，它更接近于“中国域外史”一些。
“中国”二字最早出自西周青铜器何尊，意思是指王城成周（洛阳）。后来“中国”扩展到中原，很多“化外之地”不断被囊括进来，后来才发展到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中国的扩展过程，不仅是疆域的扩大，也是对域外化外的探索和了解的过程。在不断对外碰撞中，“中国”的边界逐渐清晰和明确起来，“域外”与“域内”最终形成不同的世界，“域外”成为世界，“域内”成为中国。一部中国发展史，既是一部域内整合史，也是一部域外探索史。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大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域外史：经过探索与碰撞，一部分域外变成域内，一部分域内又变成域外，而大部分域外则永远是域外。
按照历史划分，现代世界始于1493年，这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从现在看大航海的历史，它其实就是西方人寻找东方人的故事，或者说，西欧人远航是为了找到中国。葡萄牙人最先找到中国，先行者皮列士就这样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在人类世界中，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常常意味着危险和敌意。
哥伦布的船上，专门带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除此之外，还有一份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大汗）的书信。哥伦布的认知具有典型的历史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人对于中国以外的域外认知也大体如此。
英国作家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一书中，以帕米尔高原为分界点，将欧亚大陆分为东亚和中亚欧两个地理板块。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两个地理板块跟新旧大陆一样，也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将这两个互相隔绝的地理板块连接起来，所以张骞和哥伦布一样，对丝绸之路的发现被视为“凿空之旅”。
郭建龙对于东亚地理板块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旧大陆，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天然的完整边界的巨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是巨大而又连通的华北平原、两湖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围的山地以及东南滨海地区，对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完美的保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维持着统一和向心力。
与之对比，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非洲，都缺乏如同中国的地理完整性，在历史上充满了分裂倾向，小国林立，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支离破碎和战争状态。
正是在这片幸运的土地上，中国人建立了数个富裕的朝代。正是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其本土比周边更加富裕的现状，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使得中国人过于关注本土，缺乏对周边地区的好奇心，也形成了所谓‘中央之国'的世界观，更进一步束缚了中国人的脚步，让我们很少能走出国门，探索世界。”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方，在哥伦布之前，唯一可以连接的对象只能是西方，这就是丝绸之路。从秦汉起，中国就一直不断向西试探，最早有周穆王西巡，后来有张骞通西域。
除过向西，中国也不断向南发展，从长江到珠江，最后进入南海。向西的结果是将西域（安西）纳入中国势力范围，向南则囊括了大半个越南（安南）。相对而言，向北方（西伯利亚）和向东方（朝鲜和日本）的探索就少得多，反倒是对方找上门来。
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正如西方是相对于东方。古希腊人将波斯和印度称为东方，罗马人将帕提亚（安息）视为东方；同样，这些地方又被中国视为西方。伴随着大航海运动，中国与西欧终于相遇，从此以后，中国成了“东方”，西欧成了“西方”。
现代思想有地缘论一说，中国的地理封闭形成思想观念的封闭，传统的儒家学说和华夷之辨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保守思想。对中国来说，域外只是一种想象，并不值得真正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向心性，始终关注的是中央朝廷，即首都和皇帝，这就如同太阳系的运行围绕太阳一样，边缘地带的小行星都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
从古到今，来自北方草原的入侵是一种强加的域外文明，来自海洋的西方炮舰也是一种强加的域外文明，中国对待这些域外文明的态度，其实都是一以贯之，即不主动接近，只会被动接受，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始终无法动摇。即使中国被嵌入世界地图，中国依然位于地图中央。在一个中国权力精英看来，现代文明于中国而言，也只是丰富了器用，改善了耕织，域外并不值得中国去过多关注。
这种对待外界事物的态度在清朝就很典型，清朝康雍乾三代的宫廷中有大量西洋钟表，也豢养了一大批西洋画师和精通天文地理的传教士，但清朝编撰的《明史》中对欧洲国家却语焉不详。明末时期，利玛窦就为中国绘制了世界地图，到了清后期，爆发鸦片战争，清廷上下依然对西方世界不甚了解。这种无知主要是没有兴趣，所以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也备受冷落，被扔进故纸堆中。
郭建龙从历史角度，大体上将中国域外史分为征服时代、信仰时代、贸易时代、帝国时代。秦汉以战争立国，对域外以武力征服来进行控制，这其实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武力强盛时，域外变成域内，被置于中国保护和统治之下；武力衰落时，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域内又变成了域外。
唐朝文武兼施，不仅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在武力征伐之外，也以文化交流和兼容并蓄来加深对域外的了解。从法显到玄奘，佛教连接起中国与印度，征服人心而不仅是征服疆土。宗教信仰自由让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唐气象。
宋、辽、金时期，中国处于一个新三国时代，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平等独立的国际外交活动。在国家关系中，化干戈为玉帛，贸易活动被纳入国家财政，专门负责外贸的市舶司对自由贸易进行保护，经济文化日趋繁荣。最有意思的是朝鲜非常崇尚中国文化，总想获得中国的图书，而宋朝总不想给，最后通过民间贸易，大量图书甚至刻版被输送到朝鲜。
元代中国作为蒙古帝国的中心，也成为世界中心，中国史变成世界史的一部分。蒙古大交流，使得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从陆地到海上，交通的风险变得很小，马可·波罗、白图泰等西方旅行家纷至沓来，汪大渊等也扬帆西洋。从贸易到文化，中国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元代之所以成为分水岭，在于蒙古帝国对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蒙古帝国横跨了整个亚洲内陆，西方人可以毫无障得地通过蒙古人领地，从西欧直达中国，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知识震撼和好奇心，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可是，蒙古帝国作为外来势力对中原的入侵，却让此后的中国变得更加保守。南宋的理学本来就是一种保守的哲学，遇到蒙古入侵之后，整个中国南方排外的风气达到了顶峰，这种风气又经过朱元璋渗入了明朝统治者的血液之中，最后又传给了清朝统治者。”
明清时期，西方进入后哥伦布时代，携现代文明之威重塑世界，恰在此时，中国因蒙古征服而走向内敛，进入一个后帝国时代。虽然中国的丝瓷茶畅销世界，新大陆的白银也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但明清官方仍动辄坚持海禁。
树欲静而风不止，海禁不仅未能阻断贸易，反而酿成一系列灾难，从倭寇之乱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挣扎在世界的边缘，对域外的恐惧和警惕成为一种杯弓蛇影的普遍心态。
对今天的人来说，哥伦布无人不知，但在历史中，哥伦布式的人物并不少见，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勇敢而传奇的故事。用郭建龙在书中常说的话，这些人不仅是探险者，他们也是情报人员，用通俗一点话来说，他们就是007那样的“特工”，最著名的如茶叶大盗福琼。
现代社会信息极其发达，但其实在传统时代，情报和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更加重要。
《丝绸之路大历史》以时间线为写作顺序，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哥伦布式的人物，如张骞、班固、法显、鸠摩罗什、玄奘、苏莱曼、丘处机、马可波罗、白图泰、鄂多立克、周达观、汪大渊、郑和、皮列士、利玛窦、马戛尔尼等等。其实，在这些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出现在本书中，比如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卜弥阁、闵明我、斯坦因以及“丝绸之路”的发明人李希霍芬等。
作为一部带有地理史风格的书，本书原本附有许多地图，这些地图都是专门请画师根据本书内容绘制。对读者来说，读书最重要的是信息，有些插图是文字不能替代的；同样，文字也不能取代地图的作用，用很多文字说不清楚的事情，用一张插图和地图就一目了然。遗憾的是，这些地图后来在出版时都被放弃。
据说地图在中世纪时是头等国家机密，任何人都看不到地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因为看到了地图，所以才斗胆下海。进入现代之后，地图这事情突然变得事关国家尊严，神圣起来，有时候一个国家的一部出版物中因为有某个张冠李戴的地图，就让另外一个国家大动肝火，仿佛自己的领土已经被对方侵占一样。
对于中国历史，人们都知道周秦汉唐元宋明清，但其实真正的历史比这复杂得多。在这些主流王朝之外，还有许多数也数不清的小王朝小国家，有的国祚绵延数百年，有的兴也勃，亡也忽，只是昙花一现，它们中有许多都是少数民族的部落国家。说起高句丽、吐谷浑、南诏（大理）等，或者前秦、后秦，南凉、西凉、北凉，或许很多人都一头雾水。
关于这些边缘史，以前高洪雷写过一部《另一半中国史》，就主要讲述了中国历史中的匈奴、契丹、鲜卑、突厥、蒙古、女真、党项、羌、粟特、回鹘、吐蕃、柔然等。高洪雷作品多少有点文学家言的样子，和余秋雨一样多有抒情。他按照每个民族分类写作，是典型的民族史写法。
相比之下，郭建龙将这些边缘史置于中国史的大叙事之中，常常貌似一笔带过，但其实精确地展示这些边缘史在历史中的分量。在真实历史中，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匈奴与突厥之间，突厥与蒙古之间，鲜卑与契丹之间，常常存在民族融合和继承关系。在地理和历史交织中，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仅从语言文字来说，域外与域内、古代与现代就有极大的不同，各种误读误解就让人难分难辨。同样一个地名，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名称。比如马可波罗笔下的鞑靼、契丹和蛮子，就让很多西方人看得糊里糊涂，不明就里，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国。这个谜团直到卜弥格游历完中国之后才解开。这就像是明朝晚期的“佛郎机”一样：当时的中国人将法国人叫佛郎机、将葡萄牙人也叫佛郎机，将西班牙人也叫佛郎机，甚至将马六甲也叫佛郎机，进而将西洋火炮也叫做佛郎机。
再比如，汉代时候西域大小国家林立，以撒马尔罕为中心中亚是如此，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再加上宗教变迁和民族融合，读历史弄不好就变成刻舟求剑——船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人却还在原先的地方按图索骥，必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这本书的阅读之中，我常常惊讶于作者对宗教信仰和地理概念等这些复杂问题的解释，这完全得益于郭建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宗教流派和内部演变非常复杂，经文和习俗更是众说纷纭，郭建龙读万卷书的优势给他带来帮助。中亚、印度和东南亚的地理地貌非常复杂，多民族带来语言杂乱，单单地名就是一个麻烦，一个地方有各种各样名字，这时候，郭建龙走万里路的优势帮助了他，很多地方都是他用脚丈量过的。
作者简介：杜君立，关中人，通识历史写作者。主要历史作品有：《历史的细节》（五卷）（天地出版社2021）、《现代的历程》（上海三联书店2016）、《新食货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4）。其中《现代的历程》荣获2016年“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TOP10）和第12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TOP50）。（来源：《丝路文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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