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1期，原文标题《童与伴：被忽视与误读的成长世界》，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从家长到老师，以成人为核心的教育往往会造成一种错觉：一个完美小孩的诞生，只取决于成人是否以某种正确方式去教育和陪伴他。当孩子被成人包围，自由、充分的同伴交往变得稀缺，童年会丧失什么？
主笔/徐菁菁
一些孩子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交时间，没有干过坏事，没有干过蠢事， 也没有干过无聊的事
孤岛童年
“要不要上网课？”疫情停课期间，这个问题一度让北京童语自然幼儿园园长左洁如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疫情破坏了家庭生活的基本秩序，时间一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情绪问题在家庭内部爆发，家长孩子乱作一团。开网课有可能帮助正常秩序的重建。但另一方面，一个又一个稚嫩的个体，孤独地面对电子屏幕上的老师，这和幼儿园的正常生活大相径庭。孩子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吗？上了几次网课后，左洁如决定做个尝试：组织一次“云约见”。老师们开了一间网络会议室，让每个孩子都能看见彼此，能够凑在一块儿聊聊天。
“孩子们，你们现在最想做什么？”一位老师发出问话。“最想玩躲猫猫！”说着，孩子Yvan用双手遮住了小脸，在屏幕那边认真数起数来。瞬间，屏幕上的一张张小脸都不见了。有的小朋友蹲在屏幕下方，有的小朋友躲到屏幕一边。Yvan数完数了，他把小手放下，露出小脸。“Yvan，我看到你咯！”“小汤圆，我看到你咯！”“芊芊，我看到你咯！”被“抓到”的小朋友笑作一团。孩子们的突发奇想让老师们目瞪口呆，但细想起来，合情合理。对3岁左右的小孩子来说，躲猫猫的时候被找到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他们非但不会很认真地找个地方，想办法让别人找不到自己，相反，更多的时候，他们会主动站出来告诉别人：“我在这儿呢！”
一场云上的躲猫猫玩了20分钟。许久不见的孩子们变得开心和熟稔起来。他们开始争相分享自己的新消息。“我长了一颗新牙！”“我买了一些中文书，打算用来认字！”“这是我做的彩泥，还有海草，海草上是鱼产的卵。”“我和妈妈一起擀面，做馒头。”“我会骑平衡车啦，骑平衡车下坡，还会骑滑板车，我什么车都会骑！”有的孩子在镜头里现场展示了自己的新技能——翻跟头，有的吹了口琴，有的教大家怎么戴口罩，最小的一个孩子只有一岁多，在视频里给大家用小小的手指头比画了心。孩子们兴奋的笑脸，让左洁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北京童语自然幼儿园园长左洁如（于楚众 摄）
左洁如的担忧和常年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心理咨询师宫学萍不谋而合。疫情期间，宫学萍发现，很多家长都在担心上网课效果不如现场教学，但很少有人关心另一个问题：孩子隔离在家，彻底没有了玩伴。有些孩子出现了睡眠障碍和情绪问题，家长们考虑各种可能的原因，但往往不会想到同伴互动是孩子日常疏解情绪和压力的重要渠道。
类似的，这段时间，因为社会热点新闻，宫学萍应邀在网上授课，讲如何避免孩子遭遇性侵。家长们热切地询问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教给孩子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件事不是你花两小时跟孩子讲一讲就可以做好的。除了你可以教育孩子的一、二、三点以外，孩子还需要很重要的其他支持，那就是伙伴。”宫学萍解释说，“针对儿童犯罪的罪犯大多会挑选相对来说更孤僻的孩子下手。这种孩子经常一个人活动，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另外，按照儿童的发展规律，五六岁以后的孩子如果有好的伙伴关系，就不会那么爱跟大人一起玩。没有好的伙伴关系的小孩更容易去依附一个陌生成人。”
从网课到隔离期的儿童情绪，再到对儿童安全的认知，所有问题都隐隐指向一个焦点：对于今天的孩子们而言，自由自在的同伴关系已经变成了成长中的稀缺资源。
我们的孩子没有时间交伙伴。去年，宁波语文老师、小学班主任王悦微到杭州的一个少年宫做讲座，分享作文写作的经验。王悦微到得早，在少年宫里闲逛。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少年宫非常大，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包罗万象。走廊里，她遇到一对父子，爸爸正拿着手机让孩子读一段英文。孩子表情凄切哀愁，苦着脸勉强读了一遍，没过关。爸爸放低声音怒斥：“你信不信我给你一个耳光！”
讲座还没开始的时候，王悦微坐在听众席里和小朋友聊天。她问一个男孩：“喜欢写作文吗？”男孩愣了一下，尴尬地笑笑：“还……还好吧……”孩子说“还好”，其实就是“不喜欢”。王悦微又问：“你周末上很多培训班吧？”男孩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王悦微告诉他，自己教书很多年了，对学生有直觉。男孩说，讲座是妈妈让他来的，他已经在少年宫里待了一天。这样的生活从幼儿园大班就开始了。
我们的孩子也没有空间去交伙伴。现代城市里，人们居住在以单元为结构，独门独户的高层住宅里，邻里之间的互动很少，“70后”“80后”记忆里的串门儿消失了，家成为了一座座堡垒。王悦微是“80后”，8岁以前在农村长大。一年四季，她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疯玩，和自然万物生活在一起。春天摘油菜花，初夏拔萝卜，秋天爬柿子树。
在同伴世界中，孩子们必须学会和在家里不同的行事方式
当年，孩子玩耍的环境在某些方面相对安全。农村车少，也很少有外乡人。村民们都有多年的交情。但更重要的是，“安全”还没有变成一种压倒一切的极致追求。还在上托儿所的时候，王悦微和几个大孩子去钓青蛙，鱼竿掉进河里。“人家一定叫赔，我就下河去捞，结果是村里人用钉耙把我给捞了上来。”遇到这样的事情，父母骂归骂，揍归揍，但没人会禁止小小的女孩出门玩。
王悦微的母校百年校庆的时候，几十代的校友齐聚在微信群里，发自己珍藏的老照片。有两张照片让她特别感慨，因为照片里伙伴们曾经一同玩耍的滑滑梯和铁杆子都不在了。现在很多学校担心安全隐患，早已拆除这类体育器械。同样消失的还有春游、秋游和野炊。宁波的冬天很少下雪，一下雪就会停课。有一次早上起来，王悦微收到停课通知，真想给学生们发短信：“喂，别睡啦！到学校来啊，我们一起玩雪去！”可她知道她是不能这样发号召的，万一孩子路上摔倒或出什么事，做老师的可吃不了兜着走。
童年世界里的同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儿童被成人团团包围。最初学习幼教的时候，左洁如对一句话印象深刻：孩子不可以离开老师的视线。为此，老师们需要学习不同场合的正确站位。她观察一些知名的幼教模式，教室里有很多教具，划分不同的区域，一旦一个孩子在使用这个区域，其他孩子就不再被允许进入。在这个区域里，孩子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使用这些教具的规则。“其实现在家庭的儿童房同样如此。一个房间里，各种用品堆得满满的，包围着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孩子要么被物质淹没，要么被成人淹没。”
做了多年的教师，王悦微有个感觉，没有经过童年就长大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交时间，没有干过坏事，没有干过蠢事，也没有干过无聊的事，就这样在成人的世界里长大了。这些孩子往往缺少孩童的鲜活。”有一次，王悦微在微博上提出自己的担忧，感慨当代儿童生活的孤岛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网友回复她：没关系，我们有电子游戏，打游戏也是组队的。王悦微想，人到中年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很容易漠视年轻一代的声音，主观推断他们的感受和需要。她问自己：我的担忧是真问题吗？没有真实充分的伙伴体验的童年是不是就真的不好？
家以外的真实世界
同伴的消失与一种普遍的观念相关：自由的同伴交往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是权衡利弊下可以被删除和牺牲的部分。在网络上搜索儿童教育的书籍，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成人无所不能。作为家长，你可以学习对孩子进行智识、审美启蒙和教育的各种方法；你可以学习如何培养和管理孩子的情商，让他们变得身心健康、惹人喜爱。不仅如此，你还能找到各种游戏指南，让你和孩子的相处显得乐趣横生。陪读加陪玩，一个完美小孩的诞生，似乎只取决于成人是否以某种正确方式去教育和陪伴他。这个观念是否站得住脚？
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在权威期刊《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提出，父母对孩子的人格成长没有长期的影响，除了基因，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同辈群体。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回响，哈里斯获得了包括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内的一些学界大咖的激赞，也遭遇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人们认为她的结论偏颇，几乎否定了家庭对个人成长的意义。抛开这些争议，哈里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更像是对以成人为核心的教育模式的拨乱反正。
哈里斯把“父母教育决定孩子人格”的观念称为“教养假设”。她指出，教养假设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独特的家庭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过去，“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家既是生活场所，也是工作场所。孩子事实上在一个较大的社群中长大。现代社会，孩子生活在只有母亲、父亲以及一个或多个兄弟姐妹构成的核心家庭中。父母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他们给予孩子大量的爱、关注，以及必要的纪律约束。所有的教养细节都发生在小家庭的内部。这个现象也使家庭变成了一个适合观察和评估的单位。心理学研究者将家庭教养的细节和孩子的表现放在一起进行比照，对表现的评估也常常参考父母的观察和意见。孩子成长的家庭外部环境往往被忽略了。
同辈群体因此成为教育视野里的盲区。但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在生活经验中发现一些端倪：成人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发展心理学家利恩·伯奇（Leann Birch）注意到一个最常见的情形，学龄前的儿童异常挑食，父母没法说服他们吃下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唯一有效的方式是让他们跟喜欢吃这种食物的孩子坐在一起，让所有的孩子一起吃。
发展心理学家利恩 · 伯奇
在著作《教养的迷思》里，朱迪斯·哈里斯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人人都很熟悉《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继母虚荣又自私，她的两个女儿和她一样，而灰姑娘则从她死去的母亲那儿遗传了善良的本质。在童话故事中，这一家人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可以想见，灰姑娘遭受继母和姐妹虐待，没有人可以依赖，一定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保持低调，不要引人注目，对一切侮辱忍气吞声。但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在皇宫举办的舞会上，光彩迷人，吸引了见多识广的王子的注意，认为她有资格成为自己的妻子，担当王后的重任。可是，当王子再一次在灰姑娘家中见到她时，却没能认出她来。他还需要用一只水晶鞋来辨别自己的新娘。
童话故事是荒谬可笑的吗？哈里斯说，假如你接受一个简单的想法，这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发展出不同的自我、不同的人格。灰姑娘在家中是温顺、卑微、忍辱负重的。但有的时候，她也会溜出门去找小伙伴玩耍，在那个同伴世界里，没有人把她当奴隶看待。她发现自己长得可爱，也能赢得一些朋友。她的姐妹在舞会上认不出她，王子在她家里认不出她，不仅因为她的穿着打扮不同，更重要的是她的行为举止在不同的地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少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吧：自己在家里和在社会上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人。只要踏入家门，听到母亲的声音“回来了！”，整个人立刻切换频道。在外面，他们可能是体面的成功人士，一旦坐在家里的餐桌旁，他们马上就像过去一样，失控地争吵和抱怨。难怪很多人不愿意回家过节。
哈里斯指出，这是因为大多数孩子至少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即家里面和家以外的世界。每个环境都有各自的行为规范和奖惩规则，而孩子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能够在这两种环境中切换。许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经验，听老师讲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感到难以置信：“这说的是我的孩子吗？”
小时候，父母一直觉得我内向寡言，不善交际。可上学以后，他们惊讶地发现，我居然是学校里最热衷举手发言和参加演讲的孩子，且人缘极好，参选学生干部几乎都是全票通过。这个差别在我看来非常容易解释：毕竟在家，我是一个说话没什么分量的小孩。
家庭是一种极特殊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其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父母是权威和庇护者。一个孩子知道自己是被管束和照顾的弱小对象，于是，孩子在家往往可以依靠撒娇达成很多愿望。在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后，许多中国新一代父母认为生二胎能避免孩子出现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中的常见短板，但实际上，兄弟姐妹同样是非常特殊的关系。研究显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平等的，大孩子想支配，小孩子想避免被支配，其中还夹杂着父母的介入和干预。
家庭生活的规则与真实世界如此不同。但正如灰姑娘的故事所昭示的那样，真正帮助孩子完成社会化的是同辈群体的世界。它的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重要。灵长类动物学家哈洛夫妇（Harry and Margaret Harlow）的恒河猴实验对教育和儿童心理学领域影响极大，但人们最熟悉的是有关母猴和小猴依恋关系的那部分。事实上，哈洛夫妇做过一系列实验，其中具有参照意义的是，在一次实验中，哈洛夫妇把刚出生的恒河猴放在笼子里养大，笼子里除了绒布娃娃和配方牛奶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些小猴子长大之后，完全无法适应猴群的社会生活，它们要么对同类表现得很冷漠，要么对同伴具有攻击性。哈洛夫妇还养了另外一批小猴子，它们同样一出生就离开母亲怀抱，但笼中有三四个伙伴，这些猴子长到一岁时，社会行为都很正常。
只有在家庭之外，自由的同伴交往之中，孩子才能体验完全平等的关系。在这里，撒娇加认错不再成为解决问题的通用法则。他们需要承受和直面问题本身，真实的社会生活在他们面前展开：道德、规则、冲突、合作、分享、竞争、妥协。
（本组图片：视觉中国供图）
探索与启蒙
几年前，左洁如创办童语自然幼儿园，选择的是在国内并不常见的瑞吉欧模式。瑞吉欧最打动她的一句话是：“带领孩子突破成年人的包围圈。”相对于其他幼儿园，童语自然的教室很空旷，只有有限的几种玩具，但每种玩具的数量比较多。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多互动的机会。幼儿园安排了大量的幼儿自主活动时间，老师们不会轻易干预。左洁如相信，作为儿童的第一个集体生活场所，幼儿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孩子体验同伴世界，明白交往的基本规则。
现代的成年人喜欢研究关系学，人们买书、听网课，认为这样的学习能够让他们成为社交达人。但在孩子的世界里，社交能力的获得往往不在于成人给了多少指点，而在于自身的体验和摸索。“许多家长都会在家教育孩子要学会分享。在幼儿园你会发现，一些孩子在和同伴们争抢玩具的时候会说：‘你要分享，你要顾及到别人。’他们没有学会分享这件事，倒是学会了家长对他们的教导之词，把它用在了别的孩子身上。”左洁如说，“孩子不是靠道理而是靠真实的体验去学习的。你能看到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玩，忍受了一段时间的孤独以后，开始想办法去跟别人交换，去分享。只要孩子没有被非常错误的家庭教育吞噬，都能够在同伴交往中慢慢得到调适。”
成人总感到孩子弱小、不懂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简单的，忍不住越俎代庖。在公共场所，你很可能也见过这样的情形：两三个孩子一起做游戏，另一个孩子被家长领来，在一旁观望。很快，成人受不了自己的小孩被冷落，忍不住发声：“你们在玩什么，带着我们一起玩吧！”然而，这种想当然的介入行为既是对孩童交往复杂性的无知，也是对孩子学习力的轻视。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A.科萨罗（William A.Corsaro）对儿童同伴关系有细致的观察。他发现，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他们的互动背后也有复杂的规则。成年人往往把儿童拒不邀请其他人加入游戏视为不够友好的，甚至自私的表现，但事实上，对于结成游戏团体的孩子们来说，准入门槛是他们维护彼此关系的方式。其他孩子要加入进来，可能会不断遭遇拒绝，但正是这种挑战会让孩子们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获得准入的策略。
在《童年社会学》里，科萨罗记录了他在美国一家幼儿园对3名4岁女孩的观察。詹妮和贝蒂在室外沙坑玩。两个小女孩不停地将沙子放进罐子、杯形蛋糕托盘和茶壶中，偶尔还会将沙子蛋糕给科萨罗假吃。黛比走过来围观这场游戏。数分钟后，黛比走近沙坑中的茶壶。詹妮一边迅速拿走茶壶，一边嘟囔说“不给”。黛比只好退回去，再次围观詹妮和贝蒂的活动。稍后，她走向正往杯形蛋糕托盘中装沙子的贝蒂，问道：“我们是朋友，对吗，贝蒂？”贝蒂并不看她，一边继续往盘中装沙，一边淡然答道：“是的。”听到这样的回答，黛比进一步走近贝蒂，拿起一个罐子和一个勺子开始往盘中装沙子，并向贝蒂说道：“我在做咖啡。”听到这话，贝蒂转向詹妮说：“我们都是妈妈，对吗，詹妮？”“对。”詹妮回答道。于是，三个“妈妈”开始了共同游戏。
科萨罗分析，在这个案例中，黛比的准入努力中含有一系列不同的策略。最开始，她想单刀直入地进入游戏，遭遇了拒绝，但她没有放弃，她不断地观察贝蒂和詹妮的行为，理解她们正在做什么。当她再次进入活动区域时，她先明确地用语言表达情感关系（“我们是朋友，对吗？”）。贝蒂的反应虽是正面的，但她并没有公开邀请黛比一起玩游戏。黛比于是使出了她的杀手锏——老练地做出符合游戏规范的动作，并清楚地告诉对方“我在做咖啡”。正是这个行为让贝蒂和詹妮把她当成了游戏的一分子：“我们都是妈妈。”
科萨罗发现，在幼儿园的孩子们很少用“你们在做什么？”或“我可以一起玩吗？”这种直接的策略，因为孩子们知道，这样得到的回应非常可能是否定的，因为这实际上暗示，发出请求的人并不懂正在进行的共享性游戏活动，并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
孩子们的这些小心思可笑幼稚吗？事实上，孩子们在互动中对准入策略的摸索和学习，正是他们成年后进入类似多元互动情境的前身和基础。回想你的社交经验，假定你进入一个聚会情境，在场的人你并不是很熟，你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不想落单，会怎么做？你会走向一群人并说：“你们在说什么？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聊天吗？”很可能不会。我们成年人不会像孩子一样直接拒绝你，但我们很可能会发出一些更微妙的信息，故意忽视一个闯入者。聪明人会像黛比一样聆听，掌握人们在说什么话题，适时适当地插话，自然而然地变成交谈的一分子。是的，那些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的人很可能在幼儿园就无师自通地学到了这些精妙的技巧。
在孩子的世界里，社交能力的获得往往不在于成人给了多少指点，而在于自身的体验和摸索
情绪与情感
动物行为学家们发现，灵长类动物天生需要同龄的伙伴。小猴子学会走路后，就会离开妈妈去找其他的小猴子玩耍。当小黑猩猩听到其他小黑猩猩要去远处玩耍时，想方设法让妈妈带它过去，它会哭叫吵闹，直到妈妈让步。对伙伴玩耍的渴望甚至会超越物种的界限。珍妮·古道尔曾经在坦桑尼亚看到小狒狒与小黑猩猩一起玩儿。父母们虽然无法感同身受，也能轻易看出来：小孩跟小孩玩，远比跟大人在一起有趣得多。
儿童心理学的普遍共识之一是游戏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非凡意义。但是，父母与孩子一起游戏，与同伴的自主游戏具有不同的效果。
两年前，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我的第一张育儿书籍采购清单里包括两本教父母如何做游戏的书。我很担心，自己在孩子面前是一个严肃、无趣，玩不起来的成年人。学归学，我有自知之明：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孩子的完美玩伴。当她在公园里兴致勃勃地挖土时，我可以耐心地在一旁陪伴；当她捡起一枚小石子兴奋地放到我手心里时，我会如获至宝般地揣进口袋；当她拿起玩具开始“做饭”的时候，我也会拿着小勺“尝一尝”。可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假装”：我并不能真正理解她的快乐，并不是真的和她“一起玩”。
“对孩子来说，同伴之间最可贵的东西是同频。他们的认知处在同一个水平，观察能力、注意力和思维方式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他们感知世界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是相似的，因此在情感上也趋向一致。”宫学萍说，“两个孩子在草地上捡到一根羽毛，兴奋地大叫，他们之间根本无需语言就能分享彼此的乐趣。”成人很难想象孩子会以何种方式彼此建立联结。前几年，一个小男孩来到左洁如的幼儿园，初春，他躺在地上打滚，因为他发现小草发芽了，他是幼儿园里第一个发现小草发芽的孩子。很快，其他孩子也加入了进来，一起打滚。
同伴世界也意味着更大的自由。成年人往往感到自己和蔼友善，意识不到自己的“在场”天然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王悦微是学生缘极好的老师，可学生对她还是“畏之如老鼠见猫”。“本来结伴而行有说有笑的学生，一见我走来，倏地收了笑容，迅速把饮料瓶藏到身后，紧张地向我打招呼；或是赶紧猫到路边停靠的车后，或是闪到树后面，还有躲进小区厕所的。我尽收眼底，还得若无其事地装作不知。”
王悦微总鼓励孩子独自出门去玩。女儿小菜年幼的时候，她就教女儿如何过马路，如果找不到妈妈怎么办，遇事如何找人求救。等小菜稍微大一点儿，就鼓励她自己在小区里玩。小菜小学一年级时，王悦微过生日，她提出让小菜到小区外300米远的地方给妈妈买一份早点作为礼物。小菜现在小学五年级，王悦微不给她布置额外的功课，让她带上电话手表，给她零花钱，鼓励她坐公交车走得远一点儿，去找自己的玩伴。
自由自主的同伴游戏能够给孩子带来纯粹的快乐（摄于1988年）
真正的自由才会带来纯粹的快乐。回忆自己的童年，王悦微对此有深刻的体验。小学的时候，她搬到小镇上居住。有十来个孩子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这个团体里，大家背景各异，有些人彼此关系很好，也有些人关系一般，大家都在一起玩。家长对孩子应该和什么样的同伴交往有一些现实的评价标准，比如学习成绩，但孩子的本心不讲这些，只看合不合得来。“我们的交往都是自发的，因此在这个团体里，人人都觉得很舒展。”闲暇的时候，男同学骑自行车载上女同学去山里捉蚱蜢，去水库摸螺蛳，去邻近镇上的滩涂捉跳鱼。
学校里有中队活动、小队活动，老师也放手让孩子们自己组织、自己行动。“我们把活动轮流安排在各个同学家里。大家在一个同学家比赛喝水，把人家的水都喝光了。我家在翻新房子，于是就地取材比赛爬梯子，看谁爬得高爬得快。我们还举办过苍耳大赛，都穿上毛衣，分成两个组，互相掷苍耳。”
“以成人的眼光看，这些活动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但它能带来纯粹的快乐，这本身就具有意义。”王悦微执教的学校文学社搞活动，孩子们抽签进行即兴主题讲话。一个女孩抽到的话题是“快乐”，她列举了许多快乐的事，比如得奖、被表扬、考试成功。她确实是个出色的女孩，这些应该也是真心话。不过王悦微对她说，其实快乐可以更简单些，不一定非要建立在成功和表扬上，比如吃到颗好吃的糖果，做了个好玩的游戏，都很快乐。
“很多人活到中年的时候会有特别多的危机感，他们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他们的物质条件很好，但是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找不到日常里的乐趣。”宫学萍说，“你会发现，他们的童年结束得特别早，儿童时期那种脆弱的、幼稚的、非理性的部分还没有充分发展，就学会了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他们擅长的是达成目标，而不是游戏玩耍。”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这是成年人草率的谎言。事实上，对于一个弱小的孩子而言，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挑战和危险。成人爱嘲笑孩子杞人忧天，或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安，可孩子的紧张和焦虑是多么真实和强烈！有一次，王悦微班上的小姑娘跑进教室时摔了一跤，她扶起来看看没啥问题，也就走开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姑娘在座位上哭了起来。她悲伤地呜咽：“我会骨折的，呜呜呜……”“小孩的世界里无小事啊。”王悦微感慨。
面对成长中的种种烦恼，儿童发展心理学认为，同伴能够为儿童提供的情感支持使得他们更有效地应对压力，能够教会儿童如何管理和控制情绪，以及帮助他们解释自身的情绪体验。一些研究显示，同辈文化中的活动也是安抚儿童、处理由家中负面经验引起的焦虑的最好药剂。“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体会，有些烦恼你不愿和父母说，因为你觉得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孩子的情绪问题更是如此。他们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而成年人也不能充分理解他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孩子到底在为什么烦恼，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安慰他们。”宫学萍说，“孩子能够看到彼此，有他们自己处理问题的办法。当小孩担心床底下有妖怪的时候，大人们会告诉他们没有妖怪，但这并不能真的让他们安心。但如果孩子有机会和小伙伴一起玩，在床下钻来钻去做游戏，不用任何语言，就能消解这份焦虑。其实，同伴间有很多角色扮演游戏都在处理儿童的焦虑和恐惧。”
心理学家唐纳德· 温尼科特
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认为，在游戏中，孩子“对自己忠诚”，可以尝试着向环境选定的人表达自己的感受。游戏如同梦，是为自我揭示服务的，是深层次的交流。儿童的角色扮演游戏里常常有大灰狼、巫婆之类的恶势力角色出现。科萨罗观察了这样一场游戏：女孩克里斯蒂娜扮演巫婆，她闭上眼睛，反复说“颜色！颜色！”的时候，路易莎和罗莎试图靠近她。然后“巫婆”突然说：“紫色！”路易莎和罗莎尖叫着逃跑，“巫婆”做出威胁的样子，开始追逐她们。在即将被“巫婆”捉到的那一刻，两个孩子都成功地拿到紫色的玩具，于是警报解除。科萨罗发现，在这个游戏里，孩子们让她们恐惧的东西“巫婆”变成了一个具体和熟悉的人；尽管孩子们在逃跑时显得很害怕，但这种恐惧感明显是伪装的，因为她们可以在游戏场所轻易地找到任何颜色的东西；而且，被威胁的孩子有时候会故意装作没看见具有适当颜色的东西，“巫婆”也不会执着于抓到人。这个游戏的价值在于：孩子们将他们的真实恐惧纳入了由他们生产和控制的同辈游戏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有效地面对了恐惧。
同伴之间的互动不只解决“床下妖怪”这样的“小事”，也处理死亡这样的大话题。伦敦塔维斯托克心理研究所在《了解你的孩子》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场互动：5岁的詹姆斯自己玩着一个游戏，假装妈妈死了，整个世界只剩下他自己。他的朋友罗比前来加入这个游戏，很贴心地问詹姆斯是否需要有人陪伴。很快，两个孩子便把觉得自己孤苦无依的这种恐惧想法，转化成了两个人结伴去外层空间探险的游戏。
前不久，童语自然幼儿园的孩子们养在教室里的一只小乌龟死了。一开始，老师试图向孩子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乌龟好几天不动了，它不吃也不喝，所以它已经死了。可是孩子们说没有，它肯定好好的，坚持让乌龟留在教室里和他们一起上课。老师没有强迫他们接受成人的这套解释。又过了几天，乌龟的遗体发臭了，孩子们接受了事实：乌龟死了。接下来怎么办？突然有一个孩子提议：我们把它送到“龟堂”去吧。“龟堂”这个词让老师们摸不着头脑，却得到了孩子们的迅速响应。“他们搞了个轰轰烈烈的仪式。”左洁如告诉我，“有的人去收集花瓣，有人弄树叶，有人准备水——因为小乌龟喜欢水。最后孩子们挖了个坑，把小乌龟和水、花瓣、树叶一起放了进去。原来这就是‘龟堂’。他们说：‘小乌龟，你在龟堂里应该生活得很开心，我们会常来看你。’”
除了情绪的安抚，同伴也能带来巨大的情感满足。“我们现在的教养文化中，成年人更多关注的是儿童情绪的发展。”左洁如说，“因为自孩子出生开始，我们就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小孩哭，小孩闹，他们是否开心，这是成年人能够看到和感知的部分。不容易被感知的是孩子内在对爱的需求，光有家庭里的爱是不够的。”
儿童发展心理学认为，基于心理亲密的友谊在12岁左右才会出现。在童年早期，儿童之间的关系只是短暂的游戏同伴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不能从彼此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左洁如常常在幼儿园里被这些瞬间击中：自己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没有来幼儿园，孩子望眼欲穿，念念叨叨；几天不见面的孩子重逢时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仅仅只是放学而已，即便是非常乐观、非常善于情绪管理的孩子，也会在和伙伴分开时流露出悲伤。“他们真的是可以分享一切的。他们会告诉对方，我昨天在没有看见你的时间里都做过什么；甚至会追问：‘我是不是你的小宝宝？’”
同伴提供的情感支持有时候甚至可以替代母亲。安娜·弗洛伊德曾经观察过6个生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孩子，他们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去世了，在集中营里由其他大人照顾，这些人没有一个活了下来。他们在大约三四岁左右获救，被送到英国的托儿所。这些孩子始终在一起，没有被分开。他们刚到托儿所的时候，对周围的大人充满了敌意，他们只关心彼此，只想几个人待在一起，不能忍受哪怕短暂的分离。让人们特别感慨的是，这些小孩子总是先考虑伙伴的需求，他们从食物匮乏的集中营出来，却宁可让伙伴们先吃上食物。他们好像永无止境地扮演过家家：每一个孩子轮流扮演爸爸和妈妈的角色，同时保留了自己作为孩子的真实身份。1982年，当这6个孩子差不多40岁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发展心理学家给安娜·弗洛伊德的合作者索菲·丹（Sophie Dann）写信，询问他们的情况。他们都过得很好，尽管在4岁之前他们历经磨难，但却在彼此之间形成了永久性的依附关系。
家长对孩子与同伴交往的种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人把自己内心的世界观投射在了孩子的世界里
“我们”与“我”
在心理咨询室里，来访者往往会描述自己的童年经历。宫学萍会注意两类信息，一类是来访者讲述的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另一类是“缺失”。
“很多时候，来访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缺失’。比如同样是回忆一次考试的失利，有的人会讲到成绩下来以后，他和同学去踢球了，谁在厕所里陪着他难过了；但有的人只会讲自己的妈妈是什么反应，做了什么。你会发现，一些人的童年世界里只有母亲，和母亲的关系构成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感知。可是，亲子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个弱小的我面对一个强大的成年人。而在成年以后的世界里，我们虽然也会有一些不平等的关系，比如和领导、和金主爸爸，但是平等关系是占主要部分的。”宫学萍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总是努力想取悦别人，或者永远在对抗，这其实就是一直处在我与强者的关系模式之下，这会让人很辛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考虑，他的成长中是不是可能缺少处理平等关系的经验。”
家长总是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独立需要通过挑战成人来实现。科萨罗观察到，摆脱成年照顾者的规则和权威，获得相对的自主性并掌控自己的生活，正是儿童同辈文化的一个中心议题。一个容易观察到的情形是，儿童对于攀爬游戏格外感兴趣。对年幼的孩子而言，他们与成人的交互性情境中，总是伴随着他们昂头仰视成年人的过程。而通过攀爬，他们可以高高在上俯视他人，尤其是成年人。科萨罗在美国一家幼儿园看到，几个孩子爬到户外玩具屋的最上面后，一个叫多米尼克的孩子冲着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助理喊道：“威利！威利！嗨，威利！”威利抬头看了看并朝他们挥手。很快另外三个孩子也加入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大叫：“威利！威利！我们比你更大！”这种欢呼声持续几分钟，让威利颇为尴尬。
童语自然幼儿园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保留游戏，是孩子们自发创造的。他们把课桌和椅子高高低低地摆在一起，设计各种各样的隧道，可以在下面爬，然后再翻到桌子上爬。孩子还会放置软垫做保护，从高高的桌子上跳下来。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会参与进来。
心理咨询师宫学萍（于楚众 摄）
这并不是偶然的。科萨罗在《童年社会学》里记录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游戏。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家托儿所，孩子们把凳子排成一条线，然后站在凳子上行走，从最前端的一张桌子上跳下来。孩子们为什么痴迷于这个游戏？科萨罗注意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和秩序是他们自主创造和维护的。他们总是会小心地放好小凳子，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一只凳子迈向另一只凳子。一些很小的儿童有时会违反规则，比如挪动了椅子的位置，或者往相反的方向走，大一些的孩子立刻会提醒他们犯了规。如果发生了微小的意外，孩子们会相互安慰。他们尽量不去找老师帮忙，即使他们发生了歧义纷争。“危险”也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孩子们非常明白成年人担忧这一点。孩子会故意假装要摔倒，又很快调整好身位。有孩子主动告诉一位老师，凳子的设计和排放工作做得非常好，没有危险。这个常规性的游戏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对物理环境的控制感，也让他们体会到了对老师权威的控制感。
孩子们在共同行事中体会到作为儿童的力量和能力，也在寻找自己作为个体的位置。世界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罗伯特·S.费尔德曼（Robert S.Feldman）认为，孩子到了6～7岁，就会自然地把较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其所属的同伴团体对于孩子的自我认知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在孩子的心中，“我像谁？”这样的问题其实和“我喜欢和谁在一起？”相当类似。换句话说，在孩子们寻找朋友的时候，同时也渴望自己能够被接受，他们需要通过其他儿童来确认自己正在逐步成形的自我。
尽管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在青春期才表现得急迫起来，但在6～12岁的童年中期，孩子们已经开始找寻答案了。这个阶段的孩子一直在试着理解自我的本质，这种理解会从身体发展到心理。6岁的孩子会这样描述自己：“跑得很快”“擅长画画”。这两个特征都依赖身体的运动和活动技能。11岁的孩子会说自己：“聪明”“友好”“乐于帮助朋友”。这些评价是以心理特质为基础的。不难发现，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基于同辈交往的经验。
不被“看到”的孩子
王悦微的学校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一个小女生的刘海儿被男同学剪成了狗啃状，女生回家后被家长责骂，家长觉得孩子受了欺辱，问是哪个孩子给剪的，要去学校兴师问罪。女孩坚决不交代犯事者的名字，哭泣抗议。这件事的真相是，小女生喜欢这个男孩子。头发被剪这件事根本不像家长理解的那样。
作为幼儿园园长，左洁如常常感到，家长们对待孩子的同伴关系有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和担忧。有的家长会和她抱怨：“你看我们就是个小跟班。”她回答：“那就先跟着，等到有一天大了就不跟了。”“家长往往只看到孩子被领导，并没有去看孩子在这过程中是不是舒适安心。”左洁如说，“成人总是片面地去理解领导地位。有个教育机构的口号叫‘把你的孩子培养成头雁’，很能抓住家长的心。我说，在自然界，如果总是一只大雁做头雁，它就会累死。头雁是雁群轮流担当的。领导并不只意味着权力，也意味着背负责任，意味着要照顾他人。其实你耐心观察孩子的游戏就会发现，在一个宽松自然的环境里，每个小孩都有可能是游戏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全看他的兴趣和意志有多强大。孩子在群体里的位置并不是恒定的。”
还有的家长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吃亏”。“有的孩子不太争抢玩具，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就拿走了。家长担心孩子懦弱。家长是在物质相对稀缺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会把物权看得很重要。现在这一代孩子非常的富足，尤其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基本是在物质过剩的环境里长大的。很多孩子根本不介意玩具被人拿走，他们甚至还很好奇，想看看别人会怎么玩。”“而且孩子有时候没有反应，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可能过一阵，他才知道：我的玩具被人拿走了。然后他才会去想怎么做，进一步采取行动，但是家长没有给孩子反应和思考的机会，我们急于直接告诉他结果：你的玩具被抢走了！甚至更进一步，我们还要不容置疑地告诉他们：抢回来！”
左洁如感慨，孩子被“欺负”以后要怎么办，简直是个能够吵翻半个中国的话题。“现在很多家长都会教育孩子：有人打你的时候，你要打回去。可是我们有没有先听一听孩子怎么想？”老师们问过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别人打你了，你会怎么办？”有的孩子说：“我会哭。”这是天然的情绪释放。有的孩子说：“我会蹲下。”有的孩子说：“我会朝他吐口水。”还有的孩子会“告诉老师”，会“逃跑”。当然，也有的孩子会“战斗”，“拿棍子打他”。“孩子会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想到各种办法，而不仅仅只有‘打回去’一个选择。”左洁如说，“不是每个孩子的攻击性都那么强。家长告诉孩子‘你一定要打回去’，会对一些孩子构成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不这么干的话，我就没做对。我挨打了，我还没能打回去，我好差劲。这会让孩子进一步陷入自我否定。”
在宫学萍看来，家长对孩子同伴交往的种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人把自己内心的世界观投射在了孩子的世界里，家长想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愿望，看不到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仔细观察过孩子们荡秋千，一个坐着荡，一个站着推。有些孩子喜欢荡，于是会要求轮流荡；但有些孩子真的就特别享受推秋千的过程，把别人推得很高也是一种满足。可是家长会不乐意，觉得推秋千的孩子没玩到，吃亏了。其实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自我体验之中，家长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宫学萍的同事处理过一起咨询。一开始是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母没有忍气吞声，找了学校，一来二去，结果孩子的情绪崩溃了。孩子见咨询师时描述自己的感受：整个世界变得乱糟糟的，妈妈跑来跑去地嚷嚷，爸爸也跑来跑去地嚷嚷，所有人都在忙，没有一个人听我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在孩子的交往里面，有两个概念是家长特别容易混淆的，那就是‘冲突’和‘欺凌’。一个孩子想玩另一个孩子的玩具，抢了过来，这是冲突；我不想玩你的玩具，但是我还是抢，因为我想让你玩不了，这是‘欺凌’。绝大多数时候，孩子们之间发生的是前者，这是同伴交往中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家长往往将‘冲突’理解为‘欺凌’。”
儿童心理学家曾对孩子如何理解同伴的挑衅行为进行研究。儿童经常会遇到来自同伴的挑衅，包括身体上的伤害、不能一起玩耍、不能得到想要的礼物等等。然而，挑衅行为背后的意图通常是不清楚的。一个男孩在学校走廊里走着，另一个男孩撞到他，并把他的书撞掉在地上。这个行为是偶然的，无恶意的，还是对他的恶意挑衅和威胁？两种判断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研究者发现，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主要的依恋对象不能做出善意意图的榜样，不能将他人的意图说成是善意的，那么孩子会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理解为恶意的，增加孩子发展出攻击性行为问题的风险。
左洁如发现，有些孩子在幼儿园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就是因为家长害怕孩子未来受欺负，从小教育要以牙还牙。这些孩子确实不会被“欺负”了，但他们是不是一定获益了呢？“这样的孩子其实最吃亏，因为小朋友不愿意和他玩。在幼儿园，受欢迎的孩子一定是温和的。一旦孩子形成了错误的行为模式，矫正起来要花费好几年时间，甚至一直影响到小学。”
王悦微作为家长，也遇到过孩子回家抱怨被男同学欺负了的情况。“和小菜交流的时候，我措辞比较谨慎，我不能把敌意的情绪传递给小孩。这不是纯粹的校园霸凌和欺负。我了解她的同学，男生只是顽皮，本性不坏，所以希望小菜首先不要以悲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遇到的事情。”最开始，王悦微教小菜敢于对男生说：“走开！”她让小菜角色模拟，从语言、神态和动作上进行指导，让她看起来凛然不可侵犯，但是这招没有见效，男孩还是会来捉弄她。第二回，王悦微下了很大决心，教小菜说：“滚！”之所以纠结，因为这个字跟日常对孩子的礼貌言行教育有冲突。她告诉孩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粗话会有威慑力，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但这个字在措辞上十分严厉，轻易不能对同伴说，除非你忍无可忍。
结果小菜还是沮丧地回来了：“我生气地对他说滚，他对我说，你才滚。我不知道怎么说回去，只好不理他。”不过这回，小菜说她自己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她班上有个很厉害的女生，谁稍微惹她一下，她会瞪起眼睛打过去，边打边大叫：“干吗啦你！”大家都怕她。小菜想请她来为自己撑腰，来帮自己，还为此送了她本书来讨好她。不过她收了书，还没帮过忙。小菜决定再去拉拢她一下。听女儿这么说，王悦微只是提醒她不要通过讨好来建立友谊。“道理要靠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她的拉拢有可能歪打正着，真的和那个女孩成了好朋友，也可能谈崩，又或许拉拢根本没用。这些都是值得经历的，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小孩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人际交往的世界，我不必过多干涉，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尝试。”
最后小菜收获的经验是：拉拢确实没有收获友谊。后来，王悦微和男孩的家长联系，让几个孩子在一起多玩多接触。男孩的父母也对孩子加强了教育。小菜在受到委屈的时候，告诉了班主任，也受到了一些来自老师的干涉和指导。问题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面对孩子的同伴交往，成年人很容易在一些负面事件上反应过激，但又往往在一些孩子需要支持和点拨的时刻缺席。
小菜在游乐场所碰到比自己稍大些的孩子，总是很热情地去打招呼，想跟别人一起玩。有时候，她碰到很冷淡的孩子，对她不理不睬，甚至抱有敌意，出言不善。开始几次，小菜一受到别人的冷脸，常两眼含泪，看着可怜。王悦微便安慰她别难过，再去换个人问问，她就积极许多，不会久陷于沮丧的情绪。
有一次，小菜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两个人玩得很开心，约好改天7点还在老地方见，还一起玩。约会的那天，小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吃完晚饭，一放筷子就飞快地跑到超市门口。可是等了半小时，那男孩最终没来。夕阳西下，小菜很惆怅。“挫败体验也是成长的一部分，人生嘛，要看透，但还要热爱。”王悦微对女儿说，别太伤心，也许他有事，不过我们做到了说话算话就好。那几天正好在山里，回家的路上，母女俩捉了几只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孩子又开心起来。不过后来，小菜把它们放了。她说，让萤火虫找它们的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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