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秦国位于西北边睡,地狭民少,处于戎翟包围之中,而且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中原诸国;到了战国后期,秦国逐渐崛起,最终统一天下。秦国的丰功伟业可归功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而其中较为特殊的,则是秦国的用人制度—客卿制度。客卿制度,其实就是选拔、任用外来人才在本国为官,为本国效力的制度。春秋以来,相对于山东六国而言,秦国立国较晚,国力赢弱,文化积淀较浅,成份不湛,所以人才极其匾乏,函需各类贤才。同时,由于宗族观念淡薄,传统观念束缚不严,而创新进取之意锐,奋发图强之志强,所以,秦国以豁达的胸怀吸引客卿到来,最终在客卿的竭力帮助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其他诸侯国也有客卿,但较之秦国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因此在人才制度上逊色于秦。
一、秦国的国情
在秦的整个发展历史中,曾经因野蛮和非华夏而深受正统的鄙夷,起初是周王室最西边的一处王家封地,专为王室养马和抵御西戎,在文化上显得相当落后。公元前九世纪初,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公元前770年,周天子封秦为诸侯,并把岐山以西的地区“赐”给秦。然而在岐山以西是所谓西戎的蛮族杂处地带,西戎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秦人要面对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秦襄公八年,秦人开始打造兵器,诛灭戎、翟,到了文公十六年,秦败戎兵。据《秦本纪》记载：
“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歧”
可见,秦国建国之初经过艰辛的斗争。尽管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夺得了地盘,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与戎、翟无异,直到商鞍变法之前,秦仍然是“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以至于中原各国“夷翟遇之”。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秦国统治者招贤纳士,这为当时人才济济的东部俊杰施展才华和理想提供了基础,东部人才投奔而来,况且秦国在当时并不会因为举用异国人才而受到宗法制度维护者的极力反对,接纳异国人才十分顺利。此外,秦地处戎翟之间,要立足西睡、发展壮大,必由之路是与戎翟争夺地盘。长期的对外战争,需要大量的贤能之士,而此时秦国经济、政治、文化极为落后,本国人才资源极为短缺,必须大量引进异国人才。这样的国情,既是任用客卿的客观要求,也是其必然趋势。
二、秦国广纳客卿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纷纷争霸图强,兼并战争连年不休,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齐秀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述略》一文中指出,
“人才流动是实现人才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它为各种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是人才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是我国古代第一次人才大流动。”
这些流动的人才被各国用于政治改革、军事战争。无疑,每个国家都会流出或流入大规模的人才。但能够为秦朝所用，究其根本是因为秦本身特有的原因所导致的。
1、士阶层的解放
春秋以前,社会被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严格束缚,每个人似乎是一个机器的零件被镶嵌在国家这台大机器上。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制的瓦解,原来的士阶层也开始瓦解。此时,农业技术不断改进,加之工商业的发展,促成了私学的兴起,许多庶人开始摆脱固有的身份束缚,进入“士”的行列。此时的`士'已经逐渐摆脱了宗法关系,不再受“大夫臣士”的制度约束,获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和一定的人身自由。士阶层的解放是其自由流动并效力于他国的前提。
2、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国时期,争相兼并。此时,战争不断,无论是国力雄厚的大国,还是赢弱不堪的小国,都面临着生死彼关的竞争。大国要稳步前进,争强争霸,小国要竭力自保,以图存活,在一定意义上,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人才的竞争。贤明国君都竭尽全力招纳贤才、唯才是用。正如《秦策一》中所说:
“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秦国求贤若渴、任人唯贤,从历史上著名的《求贤令》便可见一斑。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许诺: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各位贤士群臣,有能出长策奇计让秦国强大者,孝公将封他为官,与他一起分享秦国。封官、分土在当时的社会极为罕见,这足见孝公强秦之决心,以及对人才的重视。
3、宗国观念淡薄
东迁后的周王室逐渐衰微,周天子的威信日益降低;到了春秋中、后期,周王室仅在名义上是全中国的“共主”;战国中期后,秦灭东周,人们的家国观念逐渐消失,宗国意识开始淡漠。此时,诸侯国之间频繁交往,各民族初步融合,国的界限已不再如西周时期那般严格。在人们的意识中,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四海之内若一家。“士为知己者用”是当时社会人才的价值取向,人们并不认为只有宗国才是自己效力的地方,只要能够得到君王的赏识,能够学以致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任何地方都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而处于西北边睡之地的秦国,其旧的宗法制度不似中原地区那样严格,宗国观念较之其他各国更为淡薄,用人制度更为开放,这为其客卿制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秦吸引人才的政策
一、有明确的用人标准—能出奇计强秦者
春秋以来,诸子百家兴起,他们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向君主游说、相互辩论,出现百家争鸣的热潮。与此时的诸子百家学派相对应,按照客卿所学及专长,可将他们分为儒家客卿、法家客卿、道家客卿、名家客卿、墨家客卿、兵家客卿、纵横家客卿、阴阳家客卿等等。
秦国对客卿的要求是“能出奇计强秦者”,也就是说,只要对秦国的发展有利,不论其出身、国籍、所学门派,皆可来到秦国成为客卿。最著名的要数商鞅了。商鞅,卫国人,“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起先为魏大臣公叔痊家臣,公叔痊去世后,他仍不被魏惠王重用,后来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商鞍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秦国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商鞍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其他如李斯、张仪、范雌、公孙衍、客卿通、客卿错、客卿造、胡伤、蒙鹜、尉缭、王剪、魏章等,无不为秦的崛起及统一大业献奇计、立大功。在客卿的选择上,秦国重实—选择那些具有政治才能、外交才能、军事才能的客卿,可以按其能力、功绩封为卿相;而对于那些空有理论、不能促进秦国发展者,则无论其名气大小,皆不采纳任用。如儒学大师荀子曾来到秦国,却未得到秦王的青睐,是因为秦昭王认为“儒无益于人之国”。而东方六国在选择客卿时,未立标准,只看名气,且不重用,最终在人才资源上逊色于秦。
二、有惠实的待客之道—高爵重禄,优厚待之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饱学之士纷纷游走诸侯国之间,游说争辩,希望学以致用,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治国方略;同时也希望以此赢得安身之处,衣食无忧。早在春秋时期,墨子就主张“尚贤”,他在《尚贤》中提出“众贤之术”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即所谓的“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秦自孝公以来,“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秦国之所以赢得了不少杰出客卿对秦国的忠诚,是因为实行了惠实的待客之道—使用“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高官厚禄的办法优待客卿。如商鞍相秦,秦孝公分商地十五邑给商鞍,号曰商君;张仪相秦,秦惠王分五邑给张仪,号曰武信君;范雌相秦,秦君封应地给范雌,号曰应侯;吕不韦相秦,秦君封十万户给吕不韦,号曰文信君。给客卿封号分土,东方诸国也有实行,例如燕国封赵人乐毅于昌国,号曰昌国君。但是只有秦国真正形成一贯的政策。
苏秦主持合纵、并相六国,经过洛阳时车骑瑙重,仿佛王者驾到,可谓显赫一时;但是他只不过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并未分土。张仪先后相魏、相楚,但均未得到封号,也无寸土相赠;张仪担任秦相,秦惠王立即分其五邑,尊为武信君。尽管在秦国获得封号和封地的只有少数客卿,且是位居高位、贡献较大的客卿,但是总的来说,客卿在秦的待遇优越于东方诸国,否则三晋权变之士也不会千里迢迢投奔秦国了。正是因为秦国践行了优厚的待客政策,招徕大量异国谋士,于是出现了《史一记·李斯列传》所说的
“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盛况。
客卿对秦的统一贡献
在争战激烈、争雄称霸的春秋战国时代,人才的引用对各国的兴衰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才”的向背震慑天下诸侯。偏处西睡的秦国,为了扭转本土人才匾乏的不利局面,长期大胆地引进、重用异国人才`,使得天下谋臣良将齐聚于秦,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加强了秦国的力量,削弱了东方诸国,从而促进了秦的崛起,加速了全国的统一。
一、春秋时期客卿的贡献
秦人为赢姓,原本是生活在我国东部地区的一支古老部族。周孝王时,其祖先非子因养马有功,被赐封于秦,号秦赢,此为秦人称秦之始。周平王东迁时,因为秦襄公率兵护送,对周王室“有功”,于是平王将其封为“诸侯”,并且把岐山以西的地区“赐”给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诸侯国。然而,此时的秦国只是在名义上领有宗周故地,岐山以西的封地布满了戎、翟部落,需要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封地。秦国不仅地狭民少,处于戎翟包围之中,而且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中原诸国,要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图谋发展,战胜戎翟、夺取封地是必由之路。
1、辅佐穆公与强晋抗衡
秦历经几代人的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秦穆公遂霸西戎,将关中地区几乎纳入到秦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使戎人在他的控制之下,解除了边境祸患,赢得了稳定发展的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都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力有所提升,在此基础上穆公开始凯觑东部诸邦,谋求邦国东扩。而此时的晋国是秦国自西向东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穆公东进的首要任务是攻下晋国。然而,晋国国力强盛、兵力强大,相对而言秦国毫无优势。秦穆公曾利用晋国政局动荡,先后扶立了两位晋君,但是并未给秦造成控制晋君的目的,面对晋国强大的政治基础,秦国第一次向东推进以无功告终而返。
但是,秦国作为刚刚战胜戎翟侵扰的新兴国家,与国力强盛的晋国周旋,自身未被削弱,已然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公孙枝、王豹、赛叔等诸位客卿,为秦国统治阶层提供了一个智囊团,使得秦国在谋略上不失下风,赢得此次胜利。公孙枝、王豹来自晋国,赛叔来自晋国,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曾经效力的国家极为熟悉,能够提供确切的情报资源,于是有力地辅佐了秦穆公的对敌战略计谋;同时,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军事、思想才干,是秦国每次成功迈进的重要因素。
2、协助穆公称霸西戎
秦穆公在东方同晋国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回过头来向西戎进攻。为了彻底征服西戎,秦穆公曾处心积虑地作了长期的准备。他了解到戎族大臣由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就决心将他争取过来。首先,穆公向出使秦国的由余询问西戎的地形与兵势;然后在由余要归去的时候故意挽留以耽搁其归期;同时利用戎王的猜忌心理,大加赞赏由余,并让戎王知道。当由余回到西戎后,戎王果真对他产生了怀疑。在离间计初步奏效之后,秦穆公又采取了“腐化戎王”的策略—他挑选了一批能歌善舞的“女乐”送至西戎,供戎王享乐。戎王一见这些年轻美貌的女子,就被迷住了,整日沉迷于声色歌舞之中,把戎马功夫和打仗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由余几次劝告戎王都不听,于是对昏庸的戎王彻底绝望,最后弃戎奔秦。到了秦国,穆公将由余奉为上宾。由余将西戎的山川形势一一向秦国报告,并提供消灭西戎的策略,使秦国做好了一切准备。秦穆公三十七年,正当戎王被女色和美酒弄得沉醉未醒的时候,秦国大军突然出现在眼前,威胁秦国多年的西戎就这样被穆公征服了在由余的协助下,秦国发挥出对戎的优势,平定了多年的戎患之忧,终于成为西方霸主。此后,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于民族融合以及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是有利的。
二、战国时期客卿的贡献
1、奠定坚实基础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在战争中赢得优势,都主张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在战国七雄中,魏国最先启用李惺变法,其后,各诸侯国纷纷仿效,在当时一形成了一种变法图强的潮流。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鞍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商靴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商鞍的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积累而成。变法的直接效果就是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建立起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为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以及此后统一中国奠定了雄厚的国力基础。
2、完成统一大业
在秦进行兼并战争乃至完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客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内有文臣运筹帷幢,外有武将征战沙场,秦国凭着这些客卿逐渐完成了统一六国的艰巨任务，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思想。
并于公元前340年设计生擒魏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河西之地。秦惠王时,公孙衍任大良造,率领秦军向魏国发起了进攻,主攻河西要塞。因为对于秦国来说,只有占据河西之地,才一有可能走向中原。河西之地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在公孙衍的率领下,秦军终于大破魏军,俘虏魏国主将龙贾,斩首八万,迫使其归还除少梁以外的全部河西地。此时,黄河以西地区全部为秦国所有,秦从根本上一改长期的被动局势,在关中及西部创造出一个稳定的环境,进可攻、退可守,不仅有利于秦国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而且为其经济的增长和政治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表明,增强秦国国力,提升秦国国家政治、文化地位,令秦国从最初的边睡弱国,逐渐崛起、称霸西戎,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客卿功不可没。
结语：
客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产生于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维系古老社会制度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开始走向瓦解,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制度再也无法发挥它昔日的作用,以宗法制维系的权力忠诚也变得不堪一击,各个封国拒绝继续尊奉周天子为邦国的权威,这是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各诸侯以自己的封国为重心,建立起政治中心,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同时,为了在诸侯相争的荆棘丛中赢得有利的地位,各个诸侯国都不断革新内政,进行有利于邦国发展的改革。于是,招贤纳士,吸引人才成为各诸侯非常重视的邦国政策,客卿就是顺应当时的时代需求而出现。秦国是一个教育落后、人才匾乏的邦国,为了在诸侯争霸中壮大实力,其统治者向来重视招纳东部诸邦的人才,这为士人提供了进身之阶。也正因此,客卿制度在秦国非常完善。也为秦一统天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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