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谈鲁迅(周建人谈鲁迅)(1)

1977年5月17日上午9时半,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护国寺街23号访问周建人先生。周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住处是有警卫人员的。会客室很朴素,一圈几个白布套着的沙发。周老进来时,我仿佛觉得鲁迅先生站在我的面前。

  周老年届九旬,端坐于沙发,精神矍铄地与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而未显倦意,我至今印象深刻。

  周建人是鲁迅的三弟,谈话自然地从鲁迅的家族切入。鲍昌先谈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周老说:“那时我眼睛还好,看过的。对不对现在也讲不详细。《鲁迅的故家》讲的是家里的事,与鲁迅关系不大,也没有多大错。”又说,“鲁迅跟叔祖周玉田学过书,后来跟寿镜吾。鲁迅对寿镜吾是尊敬的。寿老先生是念书人,是个儒者,为人正派。他天天拿着菜篮到小云桥去买小菜。有一次刮风,脚伐船的船篷吹到河里了,船工要去捞。寿老先生说河里危险,不要去捞了。船工说要两元钱呢。寿老先生说我赔你就是了。”讲到念书,“鲁迅读到十三经还是九经,我不晓得,大概总读到十年以上。”关于科举,“鲁迅到南京以后就没有参加考试。以前考过,是考中的,但没有去复试。去南京以后,停止科举改办学校。每个县办个县学堂,分两部分,初小与高小。过若干年,每个府办个府学堂,相当于完全中学。”对于教育,鲁迅认为“小孩四书五经可以不要念,可以拿《西游记》等没有害处的小说看。他说《诗经》是诗歌,没有害处,还可以看。先识字,字识多了,可以看没有害处的小说。”鲁迅一再强调:“四书五经我读过,没有用的。”

  说到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周建人说:“关于光复会,鲁迅与陶成章关系很近,怎样组织武力,怎样打,鲁迅都知道,陶成章都讲给他听。光复会都是浙江人,如徐锡麟,在安徽被挖心的。秋瑾也是浙江人。光复会的事鲁迅都知道,他没有讲加入过光复会。”

  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奉母命回乡完婚。传说是鲁迅曾经回函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后来家中电告母病速归,只得立即返家。周建人说:“鲁迅回绍兴结婚,也不是强迫或不强迫,那时习惯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写信叫他回去结婚,就回去了。朱夫人是周玉田夫人本家的人,周玉田夫人做的媒。”这么回答,自是实情,而作为兄弟,如此作答既简单也在情理之中。鲁迅曾经对友人说过“朱夫人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郭沫若也有类似际遇,其兄劝告妥善处理,好像他回答与发妻离婚我没有那么新式,娶大小老婆,我又没有那么老式。两位文人都有强大语言力量,但还是难以掩饰其无奈的尴尬。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校长是沈钧儒。后来换了一个有名的道学家,鲁迅跟他闹翻后回到绍兴。“鲁迅到绍兴府中学,不是蔡元培请他去的,那人也是光复会的,大概叫陈子英。府中学生发起‘越社’,鲁迅没有参加,帮他们编过刊物等。有一次杭州要起义,‘越社’开过一个会,鲁迅主持的。大约百数人,鲁迅站在一个矮台子上说,革命就要起来了,我们的工作就要出去演讲,出去一二人还不行,可能要被人打,所以要武装的,要保护讲的人”。会上大家都同意鲁迅的主张,但没有实现,因为要找武装的人不容易。参加的人,有光复会的,还有一些进步青年。

  周建人还回忆绍兴光复时,先有消息来,杭州已经光复了。有人写信去希望革命军早日来。“后来王金发来了,陈子英、鲁迅,还有我等去迎接,没有来。第二天又去,换了个城门,他们来了。王金发没有见到。几个军官,军队二百来人,都穿黄军服,背着枪。这时是夏天。高声唱着歌。军歌还没有唱完,挑担的来了,担上是羊肉,切成一块一块,还有酒。羊酒犒军,是中国的传统。这是商会送的。两次去接,鲁迅都去的,他和王金发很熟。王金发到绍兴,让鲁迅开会,鲁迅也去的。范爱农也去,他和鲁迅非常熟。”王金发是光复会的,是个革命志士,一度被黑暗势力包围,作风腐败,竟对杀害秋瑾的章介眉网开一面,最终却于1915年在章介眉的策划下被枪杀于杭州。

  王金发很快腐化蜕变,绍兴形势恶化,鲁迅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抱着失望的心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周建人回忆,那时绍兴没有火车,要坐船到西兴,过钱塘江到杭州。说到这里,周老不禁感叹:“了解鲁迅早期情况的人,现在大概都不在了!”

  鲁迅1912年2月去南京,在教育部与好友许寿裳在一起办公。其实沪宁情势也并不见佳,光复会的陶成章就在上海广济医院被暗杀。5月初,鲁迅随部北迁。现存《鲁迅日记》第一则,便记载鲁迅1912年5月5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天津至北京,三个半小时,就是当时的火车速度。

  鲁迅到北京后,周建人曾去玩过两次。1919年全家搬北京,住八道湾,那是拿新台门(按,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周家老宅)卖掉分来的钱到北京买的。(购八道湾房及鲁迅返绍接全家来京过程,可见是年十一、二月《鲁迅日记》。)周建人说:“到北京后我到北大听课,学哲学什么的。第二年下半年离开北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是里面的编辑介绍的。”

  鲁迅收集碑帖,还是黎元洪做大总统时。“我跟鲁迅在北京住时,他在埋头看小说,编小说史料。他编小说史料,也跟母亲有关。母亲看了一世小说。鲁迅告诉我,母亲说,老大,我又看完了。鲁迅说,我去找。”鲁迅去南方后,由许羡苏(许钦文的四妹)帮老太太找小说。周建人说:“许羡苏是我的学生,到北京学数学。鲁迅那时南下了,她住在鲁迅家,帮助写点家信,还兼几节课。解放后,鲁迅纪念馆曾把她找去做馆员。”查1926年8月26日《鲁迅日记》载,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就有许羡苏(淑卿)在内的十余人。

  关于鲁迅最后的上海十年,周建人说:“鲁迅从广州回来,住在旅馆,什么旅馆记不清了。(查《鲁迅日记》为共和旅馆)我每天晚上去看他一次,有时也买点酒喝喝。说要找房子,那时东横浜路景云里第三弄最后一家有一幢房子(23号)空着。我住在前面一弄,他的前门对着我的后门。他不用保姆,吃饭就在我们家里。后来我们住的隔壁有一幢空出来,他就搬过来。柔石在鲁迅住过的第三弄的房子里住过,但是鲁迅住以前还是以后,记不清了。鲁迅搬来前没有见过他,鲁迅搬来后,见过柔石。后来柔石被捕,在他身上有鲁迅给他的一封信。有人劝鲁迅避一避,鲁迅便到花园庄旅店住了一阵。后来搬到北川公寓,二楼右边一个小门里。”[鲁迅1931年4月11日致许寿裳信中写道:“弟寓为‘北四川路’(电车终点)一九四A三楼四号。”周老说“二楼”,恐他记忆或我记录有误。笔者注]

  周建人说:“瞿秋白就是在这里(北川公寓)找到鲁迅的。那时有个党员被捕,他就要避开,就在鲁迅家住了几天。后来联络员告诉他事情过去了,找到住的地方了,他就走了。我与瞿秋白很熟的。北洋军阀时,共产党是公开的。我初到上海时,瞿秋白穿着西服,以共产党身份演讲。郑振铎结婚时,瞿秋白第一个演讲,讲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我是二十年代过几年,茅盾介绍认识瞿秋白的。他们到我家来,要我去教书。上海大学,瞿秋白是教务长。我去教过一个时期的书。那时学生支部书记是康生。那时星期六经常到瞿秋白家玩,平时有特别的事也去。

  “鲁迅叫我转的信,大部分是党内的信。有时候瞿秋白住在鲁迅处,有人送信来,信封上写‘家姑奶奶收’。这种信我收到后,下班就立即送到鲁迅处。鲁迅把信给瞿秋白,他们看了,知道找到住处,他们就去了。”

  周建人还讲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些事,说:“郑振铎的岳父做商务印书馆编译局长时,是倾向进步的,他专门找些共产党员来。让沈雁冰编《文学》,还让一个党员编《学生杂志》。王云五一来就不行了。”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大学毕业60元一月,高等师范毕业50元一月,外国留学生(日本帝国大学等)毕业300元,与教授同样待遇。大学毕业60元逐渐加到180元,相当于讲师的级别。学生考进去的,头一个月24元,后来逐渐加,也有加到160、180元的。

  鲁迅生平研究成果已极多,在大的方面难有新开拓,而周老朴素的口语化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许多新鲜生动的史料。尤其难得的是作为鲁迅的同辈亲人,周老以带有浓重的浙东乡音娓娓道来,这样亲切的现场感,更加弥足珍贵!

来源:天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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