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在薛华立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故居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时而昏迷。
10月7日，总理突然清醒，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写的《难忘的记忆》披露此事，夏衍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撰文证实，尘封半个世纪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
杨度不仅是1929年白色恐怖下入党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上的特别党员，在上海为党做了大量情报工作，且至死恪守组织纪律，连家人都不知其真实身份。
杨度一生，从宪政国师到帝制魁首，从中山特使到秘密党员，身份经历了无数次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是与思想信念紧密相连的。从古老的帝王学，到近代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到共产主义，杨度思想的变化正是近代仁人志士探求救国之路的缩影。
倾家荡产营救李大钊
1927年4月4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在婚宴上，从在外交部工作的汪大燮口中探得一个紧急消息：张作霖要向共产党开刀！
原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进一步想做中华民国大元帅，以“反赤”来博取外交团的同情，于是密令汪大燮等人分途同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拟征得三国公使同意，派兵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俄国兵营。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借俄国兵营主持党务，这在北方已是公开的秘密。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不能进入使馆界。因此，借俄国兵营为基地，自然比较安全。张作霖派人与外国公使接洽之初，外国公使本不准备答应，架不住张作霖的“赤化”威胁论，最终允许张作霖派兵进入。于是，张作霖秘密训练了一批执行任务的军警，都关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走漏消息。
这事本是极端机密。汪大燮引杨度为“反赤”同道，才把消息透露给杨度。杨度一边表示赞成，如此这般很好；一边推说有事，中途便退席了。
杨度回到家中，看到宾客满屋，暗暗叫苦。座中有胡鄂公，有几次都想起身告退。杨度总是说：“不急不急，再坐一会儿。”胡鄂公明白杨度是有事要同他说。好不容易等到其他客人都走了，杨度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要他赶快通过内线转告李大钊。杨度又派长子杨公庶迅速赶到李大钊的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要章士钊火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另找安全地方。可是李大钊等人却轻视了张作霖派兵捕人的可能，认为历届北洋政府头人都惧怕外国使团，敬而远之唯恐不及，哪敢惊动外国使团？所以只有4人转移到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坚持留下来。第二天清晨，杨度又派长子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察看动向。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包围了东交民巷俄国兵营，封锁了交通。便衣特务化装成黄包车夫，把黄包车沿围墙首尾相接排了一圈，特务坐在黄包车上，翻墙逃走已不可能。那天，奉系军阀从苏联兵营里抓走了30多个共产党员和3个俄国人，李大钊一家四口都被捕。
杨度
得到消息，杨度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李大钊等人不致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营救。尔后，杨度还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与此同时，杨度断然卖掉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来贿赂买通审案官员，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很多名流与进步人士都参与了营救。然而遗憾的是杨度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
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自从李大钊去世后，杨度的思想就逐渐发生了转变。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信仰、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杨度，重新唤醒了杨度身上的豪侠情结。他还是学佛，经常与法友聚会讲法，但既不是陶冶性情，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精神的超越、个人的解脱，而是积极探讨佛学的经世功能，寻觅救国的工具。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政治中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了南京。这年秋天，杨度离京赴沪，寄居在法租界毕勋路友人家，以卖字画为生。杨度将润笔费定得很高，少则数十元，多则数百元。尽管如此，登门求杨氏墨宝者还是不少。杨度本来就有文才，于书画颇有造诣，曾在云南路乘书艺画社举办个人书画展览，成为上海滩上的一名文化人。其间，致力于历史研究，尝试著一部《中国通史》，于是又跟社会科学家们有了往来。
在上海，通过友人与章士钊的引荐，杨度结识了帮会头子杜月笙。杜月笙是上海青帮领袖，掌握地方上的一些基层势力，又是蒋介石的秘密高参，跟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权势不小。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杜月笙有意罗致、聚集一大帮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身边，以增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杨度曾经是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又是人间稀有的天纵之才，如今也是上海滩上的文化名人，于是成为杜月笙关注的对象。他聘杨度为名誉顾问（有的说是秘书），每月给生活费500元予以资助，并专门将薛华立路的一幢洋房送给他。有时他也请杨度写几幅字、题几句词，做点文章。因此上海小报都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对此，杨度不承认。他曾经对人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他自称“清客”，不免语含自嘲。
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入党
杨度移居上海后，家中经常有客人。这时，湖南老乡方表、王绍先等人也到了上海，成为杨家的常客。特别是王绍先王九爷，本是个富家子弟，经常没什么事，就找杨度聊天。王绍先有个亲戚叫陈赓，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王绍先通过陈赓，经常弄些进步书刊带到杨家，与杨度关上门阅读，这些进步刊物为杨度在佛学救国的理论之外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杨度对处于低潮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了钦佩与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寻求救国真理的精神也激发了杨度内心深处扶危救难的侠客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度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杨度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把从杜公馆得到的内部消息告诉了王绍先，通过他向陈赓汇报。1928年的一天，王绍先领着陈赓上杨度家，三人密谈，最后，杨度向陈赓表示：愿以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为共产党出力。
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杨度投身革命的真诚性表示怀疑。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一个极端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和研究佛学的人，怎么会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服务？于是，中央又派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去和杨度联系，进行考察。
潘汉年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
经过一年的考察，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和秘书长，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可见对杨度的重视。
杨度受周恩来领导，而由潘汉年与他单线联系。杨度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情报，还捐献了不少财物。1930年2月，鲁迅、夏衍、郁达夫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杨度签名参加。
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杨度也签名参加。
1931年4月，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此后，中共中央特科进行改组，潘汉年接替陈赓二科（情报科）科长之责，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实际上成为特科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由夏衍（沈端先）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于是，夏衍第一次见到了杨度。多年之后，回想起这次会面的情形，夏衍还记忆犹新。
夏衍眼里的“佛学党员”夏衍是中共党组织与杨度之间的单线联系人。夏衍每月跟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党内一些刊物和“禁书”，也和他谈谈国内外形势。杨度不止一次地把国民党的内部情况装在封印的大信封内，要夏衍转交给上级组织。开始，夏衍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是位姓杨的同志。后来，熟悉了，杨度才告诉他：“我叫皙子，杨度。”当时夏衍听了，着实吃了一惊！
在夏衍的印象中，杨度显然是个很特殊的中共党员。比如，入了党，还信佛，有时还跟夏衍探讨“禅悦”之类的问题。又比如，杨度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哪怕是谈及他所敬佩的周恩来，也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
除了为中共提供秘密情报之外，杨度还多次为革命事业捐助资金。
夏衍负责与杨度单线联系
这时，杨度的公开身份是杜月笙的顾问，利用这样的身份和各界要人周旋，为党收集情况；而杜月笙对杨度也很尊敬。因此1931年6月，杨度不可推卸地赴浦东筹备杜月笙家祠落成典礼，并撰写了《杜氏家祠落成颂》、《杜氏家祠记》、《杜氏家祠楹联》、《杜氏家祠贺联》等文章。杨度本来就有胃病，由于操办杜氏宗祠落成典礼连续劳累很久，最后一病不起，于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弄13号寓所去世。临终前为自己题了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殷切期望。杨度一生都在追求医民救国之术。他早年研习帝王学，留学日本接触到近代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帝王学与宪政思想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君宪理想。在杨度的大半生里，他都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为富国强民，当然也为个人功名利禄。然而，三次君宪三次失败，无奈之下，杨度放弃了君宪理想。为履行政治诺言，杨度转而帮助孙中山，试图运用他的纵横之术，达到和平统一中国、孙中山主持国是、国家走上法治正轨之路的目的。然而，随着孙中山的去世，杨度的这一理想又破灭了。先有南北对峙，后有国共分裂，国家苦难深重，百姓民不聊生。杨度一边学佛，一边“依附”于帮会头子，似乎早年的雄心壮志已烟消云散，成为一个清客门人。谁知这个帮会头子的清客门人，居然还有一重身份——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
只是，这个秘密保守了近半个世纪，其中细节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疑团。
细节尚未大白
杨度去世后，各个方面的要员都参加了吊唁。有杨度的旧友，有国民党的官员，有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闻人。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
一个人人都唾弃的“帝制余孽”，却又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免给世人留下了疑团。所以，当时就有人猜测杨度是不是共产党。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些小报还作过言之凿凿的报道。而这个疑团的彻底解开却是在杨度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
1947年，民主人士宋云彬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杨皙子的晚盖》的文章，说S君（指夏衍）曾经向他证实杨皙子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事，又说：“人不怕顽固，只怕顽固而不化，只要能够化，一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不但自己心安理得，以往的过错也就被掩盖了。故昔人有言曰：‘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
尽管如此，对于杨度晚年入党的事，人们还是信疑参半。1949年2月，宋云彬和文化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香港分局的护送下，从香港乘船经山东解放区辗转赴京。
旅途中，同伴谈民初掌故，涉及杨度，宋云彬补充道，杨度晚年的确和共产党有联系。此言一出，听者皆诧异，座中叶圣陶更是表示“前所未闻”。
直到197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写的《难忘的记忆》一文，回忆起两年前周恩来总理在病危时吩咐秘书去通知他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王冶秋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王冶秋的这篇文章主要在于说明周总理的情怀，正如文章中所说的：“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作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但同时也是向世人公告：杨度是共产党员，变卖家产营救李大钊，在血雨腥风之中以毁家纾难的精神为中国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由于王冶秋是间接听到周恩来的话，故文章在公布杨度的中共党员的身份的同时，也有一些不确信息，如说杨度大约是1926、1927年左右入的党，是周恩来介绍并直接领导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
随后，作为当年中共党组织与杨度的单线联系人，夏衍也在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纠正了王文的一些不确，如：“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1926、1927年，而是1929年秋，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对杨度入党的时间、介绍人都提出了异议。夏衍就他所知道的，充分肯定了杨度对革命的贡献。
内容摘自《书生襟抱本无垠：近代风云人物杨度》，有删节
作者：张晶萍
编辑制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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