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之间，很多观察人士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开始研究起100年前的经济问题，这种现象乍一看似乎让人困惑，但仔细想来，又是理所当然。
因为历史进程又走到了关键的节点，人们需要从过去寻找蛛丝马迹。那么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上个世纪的第一场全球战争，并成为二战序幕的“一战”，就显得特别有参考价值了。
现在许多讨论都集中在大战后发生的变化上，其中许多是一个世纪后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而一战前后的经济问题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以下4点是最能引发关注的：
1、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经济不平等急剧上升的时期的结束斯蒂芬 · 布罗德伯里和马克 · 哈里森在《一战经济学: 百年前景》中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许多工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20世纪10年代早期，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成年人获得了大约五分之一的个人收入。”
当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现在严重得多，个人财富更加集中——英国最富有的1% 人群拥有近70% 的财富，位居榜首 。相应的法国、荷兰和瑞典的份额接近60% ，是这些国家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只有美国例外，尽管它的财富集中程度也比今天稍高一些... ...”
经济观察者希望通过财富不平等现象来揭示战争的起源，而这种不平等现象往往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戴维•杰克斯(David Jacks)写道: “我看到了世界贸易的演变，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悬崖，以及战争最初几年世界贸易的崩溃，贸易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欧洲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急剧下降，特别是德国在欧洲出口中的份额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全球经济演变的一个清晰的拐点。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球经济演变的一个明显转折点。外交上的误解、经济上的逆风和政治上的变化使我感到不安……”
今天的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从几年前开始的去全球化与一战之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全球化意味着融合，那么去全球化就意味着摩擦，当这种摩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往往就意味着更大悲剧的到来。
休·洛克夫解释道：“政策制定者可能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结论，即赤字支出结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走向充分就业——这一教训在大萧条时期将具有巨大价值. ...
虽然有关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教训可以从战争中汲取，但经济理论还没有准备好，战争期间用来处理物资短缺的方法，无论在战争期间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对于处理大萧条都是不合适的。
战争期间用于解决短缺问题的方法，无论在战争中取得了怎样的成功，都不适合应对大萧条。尽管罗斯福政府与大萧条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制定了重要的社会立法，如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但它的许多项目只是旨在将资源从一个利益集团重新分配给另一个利益集团，而不是创造更多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本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大萧条。
关于这一点在今天也可以得到一些共鸣，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的债务水平再次飙升，我们今天是否准备好了一次和平的债务紧缩呢？
德鲁 · 基林指出: “1914年8月的宣战对国际大规模移民的基本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大多数大型经济体中，国际人口迁移基本上是和平的、自愿的，并受到市场激励的推动。此后，由政治决定的配额和法律限制，以及逃离战争、压迫或同样可怕的危险和灾难，变得更加突出... ...”
难民问题往往成为很多国际摩擦的直接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点不言自明。其中蕴含了可怕的危险因子。这也促使今天的观察家们更加关注现在的难民和民族摩擦问题，在经济下滑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尤其值得警惕。
自凯恩斯(1920)以来，一战许多严重的后果被归因于凡尔赛条约。但是，德国实际只支付了到期500亿马克中的不到五分之一。从1924年开始，德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净流失，因为偿还由美国贷款承担。最终，德国没有偿还这些贷款和大部分赔款。
德国政府本可以通过接受条约对军费开支的限制来弥补大部分赔款。但相反，他们通过一场针对外国债权人的消耗战来逃避。盟军寻求赔款是不明智的，它不必要地使欧洲战后的调整复杂化，但认为它使德国政治变得激进是错误的。
该条约引发的政治极端主义是短暂的。从1920年到1928年的连续选举中，越来越多的选票投给了支持宪政的温和政党。事实上，魏玛民主主义的坏名声是不应有的。正是大萧条重新唤醒了德国的民族主义，让那个人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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