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中央正式下令，组建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开始有目的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搜集革命战争年代的文物。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负责文物、博物馆的接收和建设工作的王冶秋，很偶然的一次机会，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东城走到西城，意外在德胜门外的草丛里，找到了一件珍贵的文物，后来这件特殊的文物，与8年后被收藏于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编号0001.
图|李大钊
这是一个由晚清政府从欧洲进口来的绞刑架，尽管历经岁月的侵蚀，但这座绞刑架依然保存完好，更为关键的是，在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19名革命志士，就是牺牲在这座绞刑架之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19名同志在北京北部，在狱中他们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被反动军阀杀害，李大钊时年38岁。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及早期发展历程中，李大钊先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直至新中国成立，尽管已经时过境迁，但李大钊先生当年遇害身亡，真凶究竟如何下落呢？
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北平市公安局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时，就已经发现了李大钊同志当年就义的绞刑架，随后侦查员在接管一部分从原国民党当局遗留下来的旧档案时，意外发现了当年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情况。
这是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的文书，文书中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因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了张作霖的嘉奖。
据此可以认定，以上四人就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图|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
鉴于以上线索，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立即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追查李大钊同志遇害一案真凶尽管公安部门迅速对该案重启了调查，但毕竟已经过了20多年，当年的真凶早已经无处追寻。
似乎这桩血案注定要成为一个无头公案，然而一个意外的线索，却意外地掀开了这桩案件的冰山一角。
一封举报信，牵出了幕后的真凶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了铁道部公安局转来的一封信函：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号一带，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早就接到彭真指示，奉命侦破李大钊一案，收到线索后，冯基平立即叫来了侦查处副处长狄飞。
狄飞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侦查兵，他在看了信函后，不动声色地走出了办公室，鉴于情况尚不明了，狄飞并没有展开大张旗鼓的调查，而是喊来了侦查员温振海，嘱咐他秘密调查。
第二天一大早，温振海就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鼓楼地区，寻找信函上所说的鼓楼湾，然而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温振海不由的焦躁起来：
“难道说信函上反映的情况不实？”
图|冯基平
温振海找了一圈没有找到鼓楼湾的位置所在，只好去找鼓楼派出所寻找线索，从派出所的民警处了解到情况，温振海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就在建国后，北京市政府对原有的街道和地名都进行了重新划分，信函上所称的鼓楼湾，已经被改为旧鼓楼大街一号。
温振海调阅了鼓楼派出所的户籍信息，一页一页地查询，最终找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吴博斋，现年69岁，住旧鼓楼大街4号。
名字上与公安人员要查找的吴博哉只有一字之差，年龄上也相差不多，而温振海之所以怀疑此人，不单单是因为名字上相像，因为在旧社会，鼓楼湾一带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也比较符合吴博哉在旧社会时的身份地位，信函中的×号，应该指的就是门牌号4号。
确定目标以后，温振海并不迟疑，立即骑着自行车赶到旧鼓楼大街4号。
旧鼓楼大街4号，是一处四合院，院子里住满了人，温振海不由得一个头比两个还大。
原来就在建国后，北京市政府对原有的房屋进行了重新分配，原来旧四合院东南西北四个屋子都各安排住进了人家，至于究竟哪一家是吴博斋家，温振海还需要仔细确认。
“从道理上来讲，政府重新分配房屋后，都会把北面最好的一间屋子分配给原房主。”
考虑到吴博斋在旧社会时的身份地位，温振海认为，北屋居住的很有可能就是他。温振海大步向北屋走去，然而还未进屋，屋子里便传来一股难闻的气味。
图|被依法逮捕的吴郁文
屋子的门是虚掩的，异味就是从屋子里面传来的。
温振海伸手敲了敲门问道：
“于永奎，于永奎是住在这儿吗？”
见没有人应答，温振海只好推开屋子的门，只闻到一股更加令人作呕的气味，很显然，这间屋子已经很久没有开窗换气过了，大概是屋子里的人也知道有人闯进来了，于是没好气的说了一句：
“这屋里没你要找的人。”
温振海进屋以后，看到了一个瘦的干瘪的老头躺在床上，似乎是重病缠身，温振海仍旧上前，小心的问了一句：
“于永奎是在这儿吗？”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院儿里没你要找的人。”
老人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很明显是赶温振海走。
不过作为一个出色的侦查员，温振海故意装作没听懂，还往前凑了凑，好奇地问：
“老人家，您病了？贵姓呀？您高寿？身边怎么没人伺候您呀？”
“活不了几天了。”
老人一边说一边拍打着左腿，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很明显不愿意多说话。
图|彭真
温振海也知道此时不应该再留在这里，于是悄悄走出门，跟回来的人家打听北屋老人的情况，住户告诉温振海这户人家姓吴，温振海历时便明白了三分。
等他回到公安局后，狄飞笑吟吟地把他叫过来。
原来就在温振海外出调查期间，狄飞也没有闲着，他提审了一部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旧警和中统、军统特务，掌握了吴郁文的不少犯罪事实，更为关键的是，他调阅了大量旧国民党政府的档案，从里面找到了不少有关的线索，还找到了一张吴郁文的照片。
尽管照片上是吴郁文年轻时候的样子，可温振海见过吴博哉本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吴博哉就是吴郁文本人。
也就是说，吴博哉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先生的真凶。
冯基平将案件情况汇报给彭真后，彭真立即指示对吴郁文抓捕。
事后审问中，吴郁文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还交代了雷恒成等人的罪行。
然而其余几个凶手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上海市公安局传来好消息就在吴郁文案侦查期间，北京市三里屯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北京西北角寺庙有个僧人“了明禅师”，系解放前杀害李大钊的真凶之一。
然而当公安人员前往调查时，却发现这个“了明禅师”已经离开了北京，前往上海。侦查员又立即前往上海，打探情况
图|雷恒成
1952年秋，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接到了公安部转来的信函，并附检举信一封：
“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根据信函中所反映的称，这个“了明禅师”实际上就是京师警察厅侦查处副处长雷恒成，后来化身成和尚后，以“卖卜”为生，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此人嘴里镶嵌着几颗金牙，随身还携有一块前清皇帝赏赐的一块金挂表，平时从不离身。
新成分局接到信函后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侦查员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三人调查。
鲁全发根据信函中所指出的地址——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立即出发前往调查，然而就在查阅了户籍资料后，却并没有发现此人的线索。鲁全发等三人只好亲自到马立斯路附近的公寓，实地走访调查。寻找周边附近有没有一个以算命为生的老和尚。
这么一查，还真的发现了线索。
有人告诉鲁全发，在马立斯公寓46号楼二楼住着一个自称“了明禅师”的老头，平日里就是以算命为生，鲁全发根据线索，比对户籍资料，却发现此人登记姓名为赵志安。
图|鲁全发
为了验证此人究竟是不是雷恒成，鲁全发化妆成看相的顾客前往赵志安家中。
一个老头开了门，只见老头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一把银须，见鲁全发问，老人摇头晃脑，信口胡诌：
“何谓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
鲁全发在一旁观察老头的体貌特征，发现基本上符合信中提到的情况，更为关键的是，这个老头一张嘴，嘴里几颗金灿灿的牙也暴露出来，鲁全发假意摸了摸手腕看时间，借口有事问老人时间，只见老人很熟练的从怀中掏出一块金表……
一切的特征都对上了，眼前的人就是雷恒成。
鲁全发不动声色地退出来后，与众人商量抓捕方案，当天晚上，上海公安机关迅速出动，将雷恒成抓捕归案。
图|前排右一为鲁全发
不仅如此，公安机关还在他的家里，搜出了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此外还有日伪时期的二等勋章、德国军刀及各式各样的挂表……
面对这些证据，雷恒成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雷恒成确实罪大恶极，当年在京师警察厅任职期间就有一个绰号“雷锤子”，在担任京师警察厅侦查处副处长期间，雷恒成不仅亲自参与逮捕李大钊，还参与了审讯，并动用酷刑，手段极度残忍。
“当时只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头子，是著名的‘南陈北李’，我是执行上峰的命令。抓捕他时，从他身上搜出的小号勃朗宁手枪被我留用了。”
李大钊遇害后，雷恒成后来投靠了东北军，并跟随前往东北，九一八事变后，雷恒成叛变投敌，先后在宛平、山东任伪职，任职期间曾致力于捕杀中共地下党以及革命群众，血债累累，一直到抗战胜利后，雷恒成意识到自己罪行累累，很容易受清算，于是摇身一变，出家成了“了明禅师”，并逃到了南方。
1952年10月，雷恒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华东公安局在处理意见中指出：
“查雷犯恒成系大汉奸，又确系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主谋之一，建议处以死刑。“
图|雷恒成的调查表
图|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关于雷恒成的拘捕搜查票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依法执行死刑，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吴郁文、雷恒成相继落网后，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也感觉自己难逃法网，最终选择了自首；原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建国后逃亡上海，隐姓埋名，本打算了此残生，但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后逮捕归案。
案犯全部落网在李大钊先生遇害一案中，还有一名凶手逍遥法外，他就是叛变投敌，出卖李大钊的李渤海。
可李渤海并不是什么寂寂无名的小角色，他是北大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与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中共早期党员都很熟悉，后来被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入党。而且还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早期创始人，在李大钊主持中共北方党务工作时，李渤海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顺直省委下属的北京市委书记。
也正是因为此人地位很高，他的叛变，给当时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李渤海后来被捕后，经受不住酷刑，供出了李大钊藏身于苏俄大使馆。
知道李大钊藏身苏俄大使馆的人并不多，尽管张作霖在当时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一来他并不确定消息属不属实，另外一点，张作霖想要光明正大进入苏俄大使馆抓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为了确定李大钊真的藏身苏俄大使馆，张作霖征得了东交民巷公使团的同意，派警察吉世安探查，吉世安跟各国公使都有交情，他往苏俄大使馆送东西，也根本不会有人怀疑。当时吉世安假托中共的名义塞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苏俄大使馆的人还以为是外面有人送进来的消息，于是就叫了一个卫兵转交给了李大钊。
吉世安凭借这一举动，断定李大钊藏身在苏俄大使馆。
京师警察厅凭借这一消息，暗中做了布置和准备，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亲自指挥300余名警察、便衣，将苏俄大使馆团团包围。
李大钊被捕时，随身携带有一把勃朗宁手枪，这把枪很小巧，是友人专门赠送给他防身的，但在被捕当天，李大钊为了不伤及无辜，最终未选择开枪，他与妻子儿女以及60与名革命工作者一同被捕。最终牺牲在敌人手中。
有关李渤海被捕叛变一事，因资料不全的缘故，很多版本记载都有出入，被捕时间也有1926年9月、1927年3月、1927年10月（如果是1927年10月被捕叛变，那么李大钊先生的牺牲反倒与他无关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但不管如何说，他叛变一事是属实的。
图|张作霖
杀害李大钊先生的几个凶手后来都被逮捕，唯独李渤海始终下落不明。
一直到70年代末，原来军统骨干沈维翰在台湾，才将李渤海出卖李大钊一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而且还说他后来改名黎天才，跟随张学良的事。
事实上，李渤海后来出狱后，因文采出众受到张作霖赏识，后来投身奉系，也是在此时他改名为黎天才，张学良后来上台后，黎天才继续受到重用。
在更名以后，黎天才不仅主持东北军情报组织，还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继续有所联系，和国民党复兴社也有联系。三十年代，中共在北方建立非常委员会时，黎天才还曾安排非常委员会骨干进入东北军中，在东北军中组建地下党组织。
更为关键的是，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黎天才在其中曾起到过积极意义。
一个人的两面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黎天才后来基本上离开了政治中心，然而就在五十年代中期，黎天才被逮捕，起因是受到潘汉年案的牵连，195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逝于狱中。
尽管黎天才一生多次反复，甚至在李大钊先生遇害一案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就从历史角度而言，黎天才亦有部分功绩。
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了对黎天才的判决，并予以平反。在改判书中，还特别提到了李渤海过去的历史问题，根据中央的精神，最终决定既往不咎，对他按照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对于这些杀害李大钊凶手，尽管本着法律严惩的原则，但在执行过程中，我党却选择了特别宽容的人性对待。
如吴郁文。
吴郁文在被逮捕时，已经是年近七旬，身患多种疾病，当时就有人认为：吴郁文又老又瘸，而且已经病入膏肓，即便我们不抓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可彭真本着法治原则，坚持要求逮捕吴郁文：
“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也得抓，这是要把反动历史颠倒过来！”
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逮捕归案后，如实坦诚罪行后。人民政府考虑到，他虽然罪大恶极，但人身患重病，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不判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吴郁文被关进监狱后，不仅有专人照顾，政府还出钱出力帮助其治病。
一直到两年后，吴郁文在狱中病死，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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