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少时见过一幅杨椒山的诗帖，诗帖的内容早已忘记，但那淋漓飘逸、毫无馆阁气的书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听长辈讲，杨椒山是明朝的大忠臣，后来读了《明史》，才深知他是一位极有气节的忠臣义士。
作者：朱小平
杨椒山是河北容城人，名继盛，字仲芳，椒山是他的号，因他忠贞刚烈、不畏权奸，被后人尊称为“椒山先生”。三十二岁时，杨椒山考中进士，初入南京吏部，三年后调升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此时正值嘉靖帝在位后期，这位懒惰的皇帝迷信道教，只图成仙，竟然二十年不见朝臣，在西苑深居不出，朝政尽悉落入大奸臣严嵩之手。严嵩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不顾北有俺答侵扰、南有倭寇犯海，一心敛财纳贿、结党伐异、擅政专权，朝中正直之士无不对此深感忧虑和愤恨，先后有敢于直言的“八言臣”奋起上疏，其中第一位便是杨椒山。
北京宣武门外大街达智桥胡同12号杨椒山祠的文物保护标志牌
杨椒山初到北京兵部任职，正赶上向严世蕃行贿才当上大将军的仇鸾不敢与俺答作战，仇鸾与俺答妥协，建议互开马市。杨椒山当即上疏“十不可五大谬”严词反对。在严党的诋毁下，他获罪下狱被击一百棍，并被刑具掰断了手指，又在出狱后遭贬谪，到甘肃临洮狄道县任典史。不到一年，马市的真相败露，嘉靖帝自觉冤枉了杨椒山，特旨将他调升山东诸城知县，一个月后又调到南京户部任主事，再后来升任刑部员外，马上又转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不到半年，他竟连升四级！武选司郎中主管武官的考铨升迁，在兵部里被视为肥差，杨椒山完全可以凭此职位发财升官，但他全然不考虑“皇恩浩荡”和前次上疏的后果，到职未满一月便写成《请诛贼臣疏》，痛斥严嵩的“十大罪”“五大奸”。在起草疏稿时，他的亲朋好友都百般苦劝，但杨椒山决心效仿夏商时进谏遇害的忠臣龙逄、比干，果真受到比上次更残酷的大刑，并被投入死牢。严嵩指示党羽欲将杨椒山绞杀，但嘉靖帝“犹未欲杀也”，将他囚禁三年。初入狱时，好友曾托人密送蚺蛇（即蟒蛇）之胆，谓此可止痛，杨椒山得知后慨言道：“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明朝监狱最为黑暗，杨椒山在狱中经受严刑拷打，骨折皮破，严党爪牙竟断绝医药之治，他便打碎瓷碗，用瓷片刮去溃烂的腐肉，将刮不净的筋扯断，狱卒见后战颤不已，而杨椒山却“意气自如”。那份“意气自如”还体现在临刑之际——他将狱中所书年谱、给妻儿的各两封遗书还有狱中诗作交付其子，这是怎样一种从容不迫？所谓“视死如归”，并非所有仁人君子都能做到。
杨椒山入仕仅五年，其间七易其职、六赴任所、一地贬谪、两次入狱，最终遭严党杀害，就义时年仅四十岁。临刑前，他曾写下两首正气淋漓的叠韵绝命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他就义时，观看行刑者无不涕下；他就义后，许多读到此诗的正直之士，无不为之痛哭失声！
杨椒山到北京兵部任职时，住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他起草弹劾严嵩疏稿的书房，被后人尊称为“谏草堂”。为纪念杨椒山，后人于乾隆年间将其故居松筠庵改祠以祭，后经道光年间法名为心泉的和尚募捐重建，成为北京最值得瞻仰的名胜之一。而杨椒山弹劾仇鸾和严嵩的两道奏疏遗墨，由浙江海盐人张受之手摹勒石。张受之是镌石名家，布衣一生，但敬仰杨椒山的人品，来松筠庵精心摹勒疏稿墨迹于石，疏稿刻就，竟死于庵内，令人痛惜。同为海盐人的沈炳垣写下《杨忠悯公谏草亭落成纪事》，感慨“张君劲铁笔一枝，惜不镌公临死诗”，这是说杨椒山的绝命诗虽然没有勒石于碑，但“腥云漉漉璧上喷，丹心万古振聋疲”，能流芳青史，被后人永远传诵！
松筠庵西南隅有一座八角攒尖顶亭，大概也是心泉和尚募建的；尽管心泉和尚是出家人，也是杨椒山的崇拜者。此亭被后人称作“谏草亭”，张受之镌刻的杨椒山疏稿墨迹碑就立于此处。而何绍基所题“谏草堂”匾、“正气锄奸”匾、“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青山永千年”的楹联等，据说上世纪末有关人员考察时尚存。松筠庵内还设有杨椒山神像，凡来京会试的举人，皆至此拜祭。清廷的一些官员士大夫也常于此地雅集，留下不少充满感情的诗赋，如清代尤侗访谒谏草堂的一首五律：“谏草留遗石，年年化碧痕。悲风吹古树，大鸟叫裥门。青史平生事，内楹故国恩。永陵北望在，流涕向黄昏。”颇值得一读。如有人搜集、编辑一部《明清咏椒山祠诗》，还是很有文史价值的。
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在松筠庵召集入京会试的举子出发去“公车上书”的。革命先驱李大钊是河北人，他非常景仰杨椒山，也常在此地进行革命活动。他最欣赏杨椒山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将联中的“辣”改为“妙”，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杨椒山的这副对联名气很大，我以为是他在北京时写就的，后来才知道是他被贬至甘肃临洮狄道县当典史后所写；虽然位卑受厄，他却胸襟不改。杨椒山遇难后，临洮人也在当地修建了一座椒山祠，是为纪念，1937年顾颉刚先生赴甘肃考察教育时，曾到这座祠参观。“丹心照千古”，不知临洮的椒山祠尚在否？
为何当地人会建祠以祭？古代的仁人志士为官彰显忠义，哪怕被贬谪至边荒烟瘴之地，仍会为当地百姓做好事、做善事，真正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据《明史》，杨椒山任典史时还不到四十岁，“其地杂番，俗罕知诗书，继盛简子弟秀者百余人，聘三经师教之。鬻所乘马，出妇服装，市田资诸生。县有煤山，为番人所据，民仰薪二百里外，继盛召番人谕之，咸服曰：‘杨公即须我曹穹帐，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爱之，呼曰：‘杨父’”。杨椒山卖了自己的乘马和夫人的服饰，开办超然书院，资助乡里的穷苦后生入学，怎能不受百姓的“信爱”？要知道，典史是知县的副手，可做事，亦可无为，但杨椒山不因贬谪而怨愤，仍施泽百姓，所以当地百姓包括少数民族为“杨父”建祠，是发自内心、理所当然的行为。至今临洮还有以“杨父”命名的“椒山街”“椒山中学”“椒山社区”等，足见人心所向，不可磨灭。除了北京和临洮，保定也有杨公祠。杨椒山是否去过江阴，我并未考证，但江阴人也敬仰他，在江阴兴国寺原址的兴国园内，建有一座四角攒尖的椒山亭。
报刊上写杨椒山的文章不少，但极少提到他被贬后为当地百姓做的好事，更罕见提及他的夫人张氏。杨椒山被贬到荒远的甘肃，张夫人本可以不从夫去受苦，但她心甘情愿相随。她还拿出自己的衣服首饰，让夫君帮助当地的孩子接受教育，可见是一个明理贤惠之人。更令人钦敬的是，张夫人不仅明理贤惠，还凛然刚烈。听到已在狱中三年的夫君被严嵩浑水摸鱼，在杀张经、李天宠案时夹带上奏，奉旨“勾决”后，毅然伏阙上书嘉靖帝：“圣明不即加戮，俾从吏议，两经奏谳，俱荷宽恩。今忽阑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臣仰唯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夫虽远御魑魅，必能为疆场效死，以报君父。”可见张夫人对夫君的深情，为挽救夫君性命不惜代死之志。只可惜按明制掌管奏疏的机构是通使司，已经被严嵩安插的走狗控制，上书不幸被封拦。可怜张夫人的一片赤诚肝胆！
很多年前，我读过杨椒山后人写的一篇文章，谈及杨椒山的绝命诗墨迹仍保存在后人手中，其中一个字与流传的诗句不同，是不是“平生未报恩”的最后一个字为“国”？岁月荏苒，具体已记不大清了。而杨椒山的遗书真迹至今完整地保存在河北省容城县档案馆，并附有自刘墉至民国一百二十六人的题跋，不可拜观，只能心诵“一纸家书五百年”！
杨椒山曾为杨氏宗祠撰联“是何意态雄且杰，不露文章世已惊”，颇显旷放胸襟。我去过河北的不少地方，但从未到访杨椒山的故里。据张伯驹先生所编《春游琐谈》，定兴北河店南有石桥，桥侧有杨椒山读书处，不知是否安在？能去体验“读圣贤书，庶几无愧”的境界，诵一诵他的绝命诗句“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令人回味和向往。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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