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秦尊法学，律法严苛导致民不聊生，一味的愚民和打压，显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演变规律。同样有了秦灭的教训之后，汉朝初期的建设采取的都是修生养息，放任自由的黄老之术做法。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思想，主张的是“柔弱”“谦下”的思想。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时期都是以此作为主要治国方针，汉宣帝时期则难以判断。不过汉宣帝时有窦太后坐镇，《史书》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从这也能看出，汉景帝期间依旧没有太大改变。
汉高祖刘邦
那么尊崇黄老治国是否有效呢？可以从一个小案例上来说明。曹参不但是汉朝开国功臣，而且还是继任萧何以后的第二任汉朝相国。毫无疑问曹参是拥护黄老治国思想的忠实者，汉惠帝时期曹参在齐国（刘肥的封地为齐）丞相。《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齐国封地辽阔，多大七十余城。这时候身为丞相的曹参自然需要好好谋划治理良方。
曹参的做法是：
1.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意思是召集了齐国诸位名望之士询问安邦之策，可是人云亦云，无人可以定夺。
2.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后曹参请来了盖公，此人善于黄老学术，因此给曹参的建议就是无为而治、民自安定。
萧何、曹参像
当然这还缺少了说服力，听取了盖公的建议并不代表就可行。真正让曹参对此深信不疑的就是“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可见黄老治国思想的确可信，收获颇丰。也正是得到了该有的回报，曹参深刻的将这一套灌入骨髓，以至于出现了“萧规曹随”的成语。（曹参尊崇无为而治，继任萧何为相后延续萧何所以制定的律法规定，故而称萧规曹随。）
汉武帝拐弯有道是富家总出败家儿，有了前几代帝王的基础，无为而治所带来的就是“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见《汉书·食货志》），这时候恰好汉武帝又雄才大略野心勃勃，前有窦太后的强制性“学习黄老”的要求，汉武帝刘彻自然也是学了黄老一套的。只不过刘彻并不满足，身为一国之君远不及于此，而刘彻所做的决定也正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弯”。
明堂的修建从根本上上来说，儒家思想重视礼法，再过之就为讲究排场。例如儒家圣人孔子曾就做出过表率，当时孔子和子路两人被围困在陈蔡两国之间。一连十几天都没有进食，就快要饿死了。这时候孔子的学生子路去偷了一只小猪和酒菜来，孔子问都没问直接吃饱为妙。等到后来孔子脱险，受到了鲁国国君的接待。这时候孔子却和之前判若两人，坐的席子不正不坐，吃的肉切的不齐不吃。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当时是为了生存所以顾不了那么多，而如今是为了生活所以要把廉耻捡回来。
儒家始祖孔子
这一典故就类似于汉武帝时期的做法，正是因为前几代的经营积累，如今的汉武帝需要的则是礼仪制度，找回“廉耻”。这么一来明堂深得汉武帝心意，那么问题是明堂究竟是什么？《法言义疏》中说明堂最早是黄帝为祭祀昊天上帝所建的祭祀建筑，《北史》中记载夏朝时明堂称为“世室”，商朝称为“重屋”，直到周朝才被改为“明堂”。明堂顾名思义即“明正教之堂”，是宣扬君权神授概念的重要场所和特征。
现洛阳市明堂景区
同时明堂的作用不只在于君王，汉朝时期仍然有诸侯王。但是同等级诸侯王的地位大小难以区分，同为诸侯王究竟谁更大？有了明堂就一切迎刃而解。《礼记·明堂位》中对君王以及各诸侯、臣子的站位都有详细的描述：
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阵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
由此看来明堂确实讲究搞“名堂”，光是从这严格的站位制度来看，都足以彰显大国风范，天子威仪。而之前所说的诸侯难分大小，如今看站位何处，就一目了然。汉武帝生性就好大喜功，面对仪仗威严而且于君有利的做法，怎么可能会拒绝？所以汉武帝与之前帝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重视君权。在儒学繁文缛节的背后，实际上却是汉武帝为集权而铺垫的大戏。
明堂的意义在汉武帝以前，君权固然是首位，但时间一长就容易受到漠视。前有周朝时期诸侯分封导致的周天子衰微，后有秦朝过分集权而导致民众怨声载道的覆灭。汉高祖刘邦有了前人的案例借鉴后，提出了分封郡县并存的特点。为了能防止诸侯乱国，还出现了白马之盟。然而时间总会抹去一切，比如之后发生的七国之乱，刘邦的做法依旧不能长久。所以汉武帝建立明堂的初衷只是在刘邦做法上的一个演变，重视礼法制度，时刻强调君权的首要。
汉武帝
自然需要强调君权，那么则需要强调的渠道。原本明堂在夏商周时期都是祭祀专用，用来祷告上天，证实君权神授的概念。再加上有了明堂的政治礼仪，君王的威仪能够深入人心，从人心上出手，进行道德上的约束。证明一点，想要推翻君王是不合天意的，是不得民心的概念。汉武帝选择的这一历史拐弯，也是封建王朝君王的必经之路，只是历史选择了汉武帝来做。
参考文献：
《史记》、《汉书》、《后汉书》、《法言义疏》、《礼记·明堂位》、《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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