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李晓玉和父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1933年8月1日，我出生于法国巴黎。父母都是留学法国的研究生，父亲李珩在里昂大学攻读天文学，已获得博士学位。母亲罗玉君在我出生那年也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4年，在母亲怀中，迎着风浪，刚满周岁的我回到了祖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难之时，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5所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汇集。这里汇集了国内的学术精英，虽然条件简陋，但治学气氛极浓。我的童年便是在华西坝度过的。在日军轰炸机“隆隆”的炮火声和学院朗朗的读书声中，我完成了小学及中学课程。抗战胜利后，父母仍留教于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英女中。医生变研究员，与药理学结缘1949年，新中国成立。成都解放较晚，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父亲毅然决定飞回成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1年，考虑到父亲留法经历及所学专业，郭沫若致电指派父亲来沪，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首任台长，于是，我们全家迁居上海。就在这年秋天，我考入了上海医学院，也因此与药理学结下不解之缘。上海医学院是我国自办的第一所医科大学，学科齐全、师资雄厚、治学严谨。我从小就立志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能够进入这样一所名校学习，我感到十分高兴。教授我们生理学的徐丰彦、药理学的张昌绍、病理学的谷镜汧等都是国家一级教授，课堂讲学精彩，医德医术更是令人折服。5年的课堂学习和临床实习，除了了解医学基础和临床医疗的知识之外，更锻炼了我对事物观察、分析和处理的能力。1956年毕业前夕，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校领导基于我平时的学习成绩和表现，动员我考研究生。夜深人静，窗外隐隐传来蝉声，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如何选择？一边是自己的儿科医生梦想，一边是祖国母亲对我的殷切期望。多方思虑，几次考量，我放弃了成为一名儿科医生的梦想。这时的祖国百业待兴，科学研究更需重整旗鼓，无国便无家，又有什么能比得上祖国发展需要呢？1957年春天，我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师从丁光生教授，开始了药理学研究生涯。多项研究推动中国医药发展1980年至1982年，我获得西德洪堡奖学金赴哥廷根马普实验室医学研究所进修两年，我的导师是免疫补体系统研究的权威之一。我结合当时在国内研究的一种云芝多糖，发现它能强烈地激活补体，经过反复提纯，证明人类血液中原来存在着这种多糖的天然抗体。这是一种有趣的发现。我在欧洲药理大会上的报告，后总结成3篇论文，发表于《国际免疫学杂志》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药厂合作研究。1979年，黄芪多糖进入临床试验；1987年，云芝糖肽（PSP）在香港上市；1994年，香菇多糖获得新药证书。这些药物配合肿瘤化疗、放疗合并应用，均有良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牛膝多糖，那是一种小分子量寡聚糖，能诱导免疫因子产生及白细胞升高，与肿瘤化疗放疗合并应用，可起到增效减毒作用。此研究在1998年获中国科学院技术发明二等奖。自“八五”以来，我主持了中科院生物学科重点项目“神经与免疫系统相互调节关系”，证明神经与免疫网络在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此课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多篇，并于1999年在上海组织召开了《国际神经免疫调节学术会议》，受到多方重视。“九五”期间，我承担了“中枢神经退行性病变的免疫机制及药物防治研究”，为寻找神经细胞退行性病变的防治提供了新思路。此项目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4篇，并获199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科研事业代代相传2002年，我从岗位上退休。人们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因为身体原因，我较少参与科学研究工作，于是将重心放在了中科院药物所创办的《中国药理学报》编辑工作，担任常务副主编、顾问。这本SCI杂志多年来被评为我国精品期刊，如今已走向国际，影响力也在逐年提升中。1990年，在荷兰举行的第11届国际药理学大会上，会议主席D·deWied教授聘请我为《欧洲药理学杂志》当时唯一的中国籍编委，此外，我还担任过《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Chinese Medicine》《国际药学研究杂志》《现代免疫学》《药学服务与研究》等期刊的编委或顾问。更加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许多学生如今都活跃在国内外有关研发单位中。对于他们的成功和中国药理学研究的发展，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时光荏苒，岁月留痕。70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我有幸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国家的伟大，莫过于以改革之魄力圆国人之理想；人生的精彩，莫过于以拼搏之活力筑家国之梦想。正逢70年华诞，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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