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早已对皇陵虎视眈眈的郭沫若盯上了明定陵。对于挖皇陵这件事关千古的大事，文化届和考古届一直争论不休，一心想要名垂青史的郭沫若力排众议，不顾一切地想要挖掘明皇陵。
为了能够得到皇陵的挖掘权，郭沫若三番四次提交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又上报了毛主席，然而，最终的决定权力还是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看着郭沫若报告中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周恩来陷入了沉思，最终在报告上写下了4个字。
至此，历史的尘封再一次被世人揭开，那么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
图|郭沫若
一、明定陵的历史意义1955年10月4日，郭沫若就向国务院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内容就是对于挖掘明皇陵的报告请示。封建王朝的皇族在死后都会有大量的陪葬品，朱棣作为朱元璋的儿子，殉葬品的数量可能远超其他陵墓。报告中建议在进行陵墓挖掘工作后建立博物馆，将出土器物整理陈列。
对于挖掘明皇陵，文化界议论不休，主要分为了两个阵营，一个是支持挖掘，一个是反对挖掘。以郭沫若为首的支持阵营，坚信出土的文物会成为最为可靠的历史资料，可以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推断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
郭沫若等人认为此时新中国拥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拥有新培养的大学生，所以从人力上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图|夏鼐
反对阵营则是以夏鼐（nài）等人为主，夏鼐认为目前国内的考古水平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陵墓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地搞基础建设，对于考古领域确实不够重视，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在文物的保存和修复方面也缺少专业人员。
一开始郭沫若主张挖掘朱棣的明长陵，后来因为迟迟找不到地宫入口而放弃挖掘，改为了明定陵，不论是明长陵还是明定陵，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明定陵，位于北京大峪山东麓，是明十三陵之一。明定陵中安葬着明神宗万厉皇帝朱翊（yì）钧及其皇后。万历皇帝在位长达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一生多有争议，前半生在张居正的扶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让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晚年启用宦官，激起民众反抗，还因为立嗣一事党争，后患无穷，给明朝留下了许多隐患。在历史上，朱翊钧一直都是一位讨论度很高的皇帝。
图|万历皇帝朱翊钧
虽然朱翊钧死后24年明朝就灭亡了，但是朱翊钧在位时期还是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国力富强，国库充裕，所以修建的定陵规格和档次都不同于其他皇陵。
历史记载，明定陵中有着大量奢侈的陪葬品，朱翊钧后半生昏庸无道，敛财无数，从各地征收的矿税都是直接进入了朱翊钧的腰包，所以说，朱翊钧生前也是拥有丰厚小金库的男人。
朱翊钧21岁（1584年）的时候就开始修建明定陵了，一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是明十三陵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完全仿照了明世宗的永陵建造。耗时6年建成，共动用白银八百万两。
明定陵占地面积共18万平方米，前有宽阔院落三进，后有高大宝城一座，正门还有一座货真价实的汉白玉石桥，还设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监等建筑物300多间。
到了清乾隆时期得到了修葺，但是被缩小了规制，民国年间再次被焚，只有宝城、明楼、重门等地没有遭到严重破坏。明定陵建立于明朝中兴时期，陵墓主朱翊钧死后带入了大量的陪葬品，虽然陵墓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考古意义依旧非常重大，只不过在当初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挖掘明定陵显然是一场灾难。
图|明定陵
二、郭沫若对挖掘皇陵充满执念郭沫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学术贡献巨大。不过文人多情，郭沫若在感情方面的错误让其在后世留下了人品一般的印象，只能说一句人无完人，即便是郭沫若，也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和鲁迅先生一样去了日本留学学习艺术，后来弃医从文，开始文学创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挖掘明皇陵之前，郭沫若还拆除了北京古城墙。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北京的老城墙见证了北京古城三千多年的风雨变迁，如今的北京古城墙已经消失不见，而是被二环路取代。
上个世纪初，同样因为拆除北京古城墙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郭沫若主张拆除老城墙，但是梁思成一方却表示坚决反对。在郭沫若眼里，城墙是古代用来防御的工事，如今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作用，而且古城墙还阻碍着城市的发展。
图|北京古城墙局部
梁思成却更注重城墙的历史意义，认为古城墙和万里长城一样，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也属于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作为首都，应该拥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
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人们都希望北京可以变成工业化城市，所以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为了修建起宽敞明亮的道路，大家都决定先破后立，要来一场彻彻底底的改造。
梁思成妻子林徽因也非常支持保护古城墙，坚决反对郭沫若一方的拆除工作。为了保留古城墙，梁思成、林徽因、罗哲文和留英建筑专家提出了“梁陈方案”。“梁陈方案”中建议保留北京古城区，去往北京西城建立起一座新城，政府机关都搬入新城，北京新城会成为国家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思成的提案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具有前瞻性，可惜少数始终是要服从多数的，即便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图|城门楼子
1952年开始，北京的古城墙陆陆续续地开始拆除了，林徽因指着郭沫若痛斥：“你现在拆除，将来一定会追悔莫及！”
林徽因一语成谶，现在的中国非常注重文物的保护和修复，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古代的历史名城、文物古迹，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旅游业，大大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拆完古城墙的郭沫若感觉自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为了干出更加轰轰烈烈的事业，又盯上了古代的皇陵。郭沫若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非常的热爱，一心想要验证历史资料中的记载是否正确。
从古城墙到皇陵挖掘，郭沫若不可否认地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私心，急功近利的他也被后世戏称为“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图|郭沫若
1956年，郭沫若、吴晗带着考古小组直奔明长陵而去，后来因为找不到地宫入口换成了明定陵。当时的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带人勘探定陵，无意间在宝城一角发现了一个坍塌的洞口，队员爬着梯子上去查看，从漆黑的洞口中隐约可见城砖堆砌，显然，这洞口后面另有乾坤。
队员急忙下来报告赵其昌，赵其昌又汇报给了郭沫若，原来这里就是定陵的玄宫入口。为了尽快地完成开挖工作，挖掘队雇请了周围村庄的农民参与挖掘。
1956年5月17日，挖下了定陵第一铲，当时的挖掘方法非常落后，雇佣的农民直接拿着干农活的铁铲就动手了，光是第一铲，就对陵墓造成了损坏。
为了找到定陵地宫的大门，考古队挖了整整一年。直到1957年5月19日，才发现了定陵地宫外的金刚墙。郭沫若等人兴奋不已，立马着人登了简报，这封简报一出就轰动了整个学术界，全国各地包括世界上的学者都来到了定陵外，共同见证着激动人心的一刻。
图|考古队员拆除定陵金刚墙
地宫大门被开启后，出于保密需要只有寥寥数人拥有进入的资格，当时不少外国人，都被远远地挡在地宫的外面。郭沫若带领着考古队员，戴着防毒面具，拿着手电筒进入了地下墓道。
前殿非常的广阔，摆放着许多的石刻，还有大量的长明灯，以及无数熄灭的烛台，虽然宽阔但是看起来空荡荡的，没有什么记载中奢侈的随葬品。
图|地宫大门
陵墓中埋葬着万历皇帝和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后，但是并未看到什么棺椁，郭沫若指挥考古队搜索了前殿和东西偏殿，但是都没有什么发现。忽然有人大声呼喊，郭沫若循声而去，才看到了后殿的三座棺椁。
后殿才是地宫的主体，比前殿和中殿还要高大宽阔，地面上铺着细腻光滑的花斑石，和今天的瓷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殿中赫然陈列着三口棺椁，正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任皇后。
郭沫若兴奋不已，没有多加考虑就命令手下打开了棺椁，万历皇帝的尸身早已腐烂，只剩下了骨架，但是装束保存得还是很完整的，身上穿着刺绣衮服，腰系玉带，头戴乌纱翼善冠，贵气逼人。
图|万历皇帝和两任皇后的棺椁
古代中国的丧葬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帝王更是其中之最，所以说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陪葬品是非常珍贵的，就比如他身上穿的这件衮服龙袍，就是皇帝参加最隆重的典礼时才穿的，所以考古意义重大。
这件衮服龙袍是利用缂（kè）丝工艺制作的，因为缂丝非常的复杂繁琐，成本也相当高昂，最熟练的织工一天也只能织出一寸，所以在朱元璋时期就被禁止了。
朱翊钧身上这件缂丝龙袍，需要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足以证明这件龙袍多么的珍贵，还有皇后身上的罗地洒线绣百子衣也是及其珍贵的。这两件丝织品在开馆的那一瞬间就遭到了破坏，珍贵的丝织品基本上就是众人看了一眼就灰飞烟灭了。
图|出土的万历帝衣物
朱翊钧棺椁内还有一个圆盒，里面装着一顶金丝翼善冠，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制的，上面有非常精致的二龙戏珠图案，小巧而灵动，造型生动活泼，艺术造诣极高。这么繁复的手工制作，却没有漏出任何的接口，高超的技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图|金丝翼善冠
在棺椁旁边有29个朱漆木箱，打开木箱以后是琳琅满目的金银器、各种明器、武器、珠宝、木俑等共计2548件，里面有许多的罕见珍品，甚至是绝品。
郭沫若和考古队中的人都非常的兴奋，大家手忙脚乱地伸手拿起了木箱中的珍贵文物，有不少人轻率地拿在手中把玩，不经意间弄坏了许多珍贵的瓷器。
当时国家全国上下都比较贫困，根本没有多余的预算保存这些文物，所以很多文物挖掘出来后都被装在纸箱子里扔在储藏室中，不少容易被碳化的丝织品也这样被随意装在盒子里，结果出去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堆碎渣。还有大量的纸质典籍被破坏，还没来得及重见天日就化为了灰烬。
1956年1957年，对定陵进行了整体的发掘，共出土各类器物3000多件，为明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导致大批量文物被破坏，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实在是令人痛心！
定陵的挖掘，让不少省份都向中央写文件请求挖掘本省的皇陵，这种风气越演越烈，周恩来出面赶紧制止，下令：“十年之内不动帝王墓”！
图|明定陵中的瓷器
三、周恩来为何同意郭沫若挖掘皇陵当年挖掘皇陵其实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北京市文化局组织考古人员，对整个明十三陵进行了一番调查，勘测定陵的时候，发现土围墙南侧外墙皮有几层砖塌落，里面有砖砌券门的迹象，被误认为是定陵的墓道。
1956年4月2日，吴晗将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郭沫若。1956年3月28日，吴晗等人召开了关于明十三陵的开发问题，王昆仑副市长并不支持挖掘定陵。
那为什么后来又挖掘定陵了呢？
这其中有个非常巧妙的时间差。4月2日，郭沫若收到吴晗的信件时非常的兴奋，当即就把吴晗的来信交给了国务院，国务院又将信件和报告交给了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向毛主席请示了这件事，之后考虑再三，周恩来在文件上写下了“原则同意”4个字。
图|周恩来
也就是说，在吴晗、王昆仑等人还在商量的时候，郭沫若就先下手为强，交给了周总理征得了同意，要是周恩来晚批3天，也许事情的结果就截然不同了。
周总理和郭沫若的私交是很好的，早在抗日时期，郭沫若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救国运动，周总理提出举办戏剧节，想通过戏剧来影射现实，动员群众的抗日热情。
郭沫若特意写下了《棠棣之花》，在写剧本的过程中，经常送去让周恩来看，甚至是一幕剧，都要让周恩来过目，后来又写下了《屈原》、《虎符》、《高渐离》等历史剧，这段时间成为了郭沫若的戏剧创作高峰期，后来郭沫若在戏剧领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其中离不开周恩来的倾力相助。
图|郭沫若
郭沫若和周恩来相识于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期，时任广州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北伐军，1927年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又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填的就是周恩来。
1938年武汉方面邀请郭沫若去武汉，当时国民党任命陈诚为武汉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要求郭沫若担当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但是郭沫若并没有同意，后来还是周恩来写信，希望郭沫若上任，郭沫若这才来到了武汉。
周恩来非常欣赏郭沫若的才华，一直以来对郭沫若的创作都非常支持，在创作、排练和演出各部分都给予了帮助，有时甚至会亲自参与郭沫若的创作。
解放后，郭沫若虽然担任了领导工作，但是一有空就搞起戏剧创作，1959年2月写成的《蔡文姬》历史意义就非常的正面。在《蔡文姬》之前人们单一地把曹操定性为大白脸的奸臣形象，但是在这部戏剧中，曹操成为了一位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不仅重才举贤，文韬武略，对历史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周恩来亲自前往剧场观看了演出，看完之后，周恩来亲自致电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发给了剧院，后来的《蔡文姬》在最后一场都会穿上大红色的袍子，这就是周恩来的建议。
图|《蔡文姬》话剧
这么多年来，周恩来和郭沫若都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感情好是一码事，对于郭沫若的定陵挖掘申请，周恩来还是进行了全方面的思考。
在报告中，郭沫若说出了挖掘皇陵的积极意义，可以增长人民群众的唯物主义意识，丰富文化知识，同时郭沫若也自信满满地说，当前国内的考古团队可以挖掘这个规模的陵墓了。
出于对郭沫若的信任和对群众具有积极意义，周总理同意了郭沫若的挖掘请求，但显然，郭沫若是没有金刚钻还要强行揽下“瓷器活”，最终明定陵的挖掘对定陵中的文物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损害。
挖掘定陵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让周恩来清晰地看到了当时国内考古专业的实力。
图|乾陵
之后，郭沫若不仅想挖定陵，还想挖乾陵，乾陵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合葬的墓地，位于陕西咸阳的乾县，关于乾陵曾多次传出盗墓事件。公元881年，黄巢领导起义军占领长安后，亲自率领40万起义军来到乾陵，40万大军连续挖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找到墓道口，无奈之下只能离开，这条为了盗墓挖开的坑道被称为“黄巢沟”。
时间来到民国初年，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连仲看着同僚孙殿英盗掘慈禧陵而发了大财，打算效仿孙殿英，挖个武则天墓。孙连仲来到乾陵，动用了20吨烈性炸药，炸开了乾陵墓道上方的三层坚石，还是没找到墓道口，还碰到了怪事，最后落荒而逃。
挖掘定陵失败的郭沫若又盯上了乾陵，借着自己和周总理的交情，郭沫若又向周总理提交了一份计划周详的乾陵开挖工作计划书，周恩来看完报告后批示道：“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给后人来完成。”从此以后，我国十年不动帝王墓，哪怕是郭沫若，也不能违背原则性的问题。
图|墓中文物
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的一个农民在挖防空洞的时候，一铲子下去居然挖到了一个东汉墓室。考古队迅速赶到，展开了抢救性挖掘，这个墓室被挖开后发现被盗墓贼多次盗掘，但是存留下的文物依旧非常丰富。
墓室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墓室中存放着许多铸造精致的铜车马武士仪仗俑99件，其中还有一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艺术价值极高的铜奔马。郭沫若第一眼看到铜奔马的时候就赞叹不已，认为它巧夺天工，既保留了马的动态，又完全符合力学平衡原理。
图|铜奔马侧面
事实证明，在铜奔马事件上，郭沫若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从1973年以来，铜奔马和其他出土文物先后在美、英、法、日等10多个国家相继展出，大家都被铜奔马震惊，赞叹它是“中国灿烂文化的精品”！
为了便于铜奔马参展，郭沫若特意起名“马踏飞燕”，后来“马踏飞燕”成为了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国家将其列入了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成为了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图|“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是郭沫若为考古做的正面的宣传，但是郭沫若一生褒贬不一，关于他的评价后世一直争论不休，不论是好是坏，郭沫若对于定陵的挖掘堪称近代考古史上最为重大的错误，也给后世带来了启示，直到现在，国家依旧不允许主动发掘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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