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出一整个下午，老狼和小柯一起录了一首歌——这是两人时隔21年再次现场录音，上一次是1997年录《久违的事》 ，小柯弹琴，老狼唱歌。歌词中的哥们儿情谊和世事变迁，像极了走过的人生路。音乐伴随他们走过青春年少，迎来盛世浮华，也曾有过低谷，甚至命悬一线，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们自在坦然地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稳稳前行，音乐初心未改，少年心气仍在。
“孙子，你丫还好吗？你吹过的牛全都实现了吗……”老狼双手插在牛仔裤裤兜，脚底打着节拍，身体完全跟随着音乐的律动，对面的小柯表情更沉浸其中，唱到动情处会微微闭上眼睛。
这次录音是小柯的新唱片《50岁的狂欢》中的《给发小儿》，这是一首很北京的歌，像两个好哥们儿人过中年后多年未见的问候，一声昵称让人瞬间回忆起往昔。
作为上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和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老狼和小柯从白衣飘飘的少年变成头发有些花白的中年大叔。他们唱着有关青春、过往和情义的歌，此刻快乐如从前一般容易获得，有音乐便足矣。
老狼和小柯因高晓松而结识，第一次见面是在小柯家，老胡同里，将近十平米的小屋，除了床，全是搞音乐的设备，一大批当时的音乐人曾在这儿厮混。两人相识二十多年，做了半辈子音乐，被问及音乐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约而同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玩儿”。
不同的是，老狼玩了二十多年，依然是当年的沧桑嗓音唱着歌，小柯则把有关音乐的事情几乎玩儿了个遍。
老狼50岁了，小柯也快50岁了，跨了时代也跨了世纪。他们通过自己认为对的方式继续前行，身上带着理想主义留给他们的少年气，经历却也让他们更加平和地面对青春不再和世事变迁。
老狼：气定神闲，由它去吧
1994年老狼凭借《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校园民谣走入大众视野，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当年的沧桑嗓音和长发，只是头发中多了些许白色，嗓音中“少了欲望”。
2018年11月27日，老狼应约来到小柯剧场，与小柯和乐队一起录《给发小儿》，他大跨步走进剧场，掏出保温杯，把双肩包扔到舞台边，站在剧场一进来的一角，另外的角上是小柯，乐手们则分散在舞台上。
老狼一开口，便是那个伴随了好几代人青春的嗓音，他的身体随时跟着伴奏轻微摆动——大家都能看出来，唱歌的时候是他最放松的。
这首歌中的“孙子”一词十分洗脑，北京话中“子”读“贼”音，去儿声，是原先北京胡同里小混混们轻蔑的称呼，真正称得上兄弟的好朋友之间才敢拿出来互损。结束录音，老狼意犹未尽，见人都乐呵着，被问到刚刚录的歌名是什么，“叫孙子！”他张口就哈哈大笑。
毫无疑问，这首歌也勾起了他少年时的回忆。
老狼生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年轻人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好玩儿的东西，生活乏味，刚被带进国内的吉他和流行歌成了年轻人中的新鲜玩意儿，“茬琴”的风气由此而生。
物质匮乏的年代，年轻人们手抄歌词，口耳相传，三五成群聚在八一湖（今玉渊潭）、中山公园、颐和园、西直门桥下等“据点”，带着吉他比拼琴技和唱歌，“茬琴”是其中比较“剧烈”的运动，“互相比，谁输了，就把琴给砸了。”
老狼中学时常去西直门桥下，那时的西直门桥还只是一个双向立交桥，他们放学后结伴骑车到桥下卖啤酒香肠的小酒馆喝点啤酒。桥下的社会青年居多，大家弹吉他唱歌，有时茬琴，“把琴砸了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砸完琴很可能就要动手了。”老狼总调侃自己，大多情况下他只是挤着看热闹，有人一块儿壮胆时也去茬琴，“我基本以量取胜，就是我虽然琴弹得比较臭，但是能多唱几首，在数量上压倒对手。”
真实情况不是唱歌那么单纯——在荷尔蒙驱动下，心高气盛的年轻人们往往为了争夺某个地盘比比唱歌，再激烈就干脆打架。在没有电话和互联网的当时，“唱歌有点儿社交的意思，大家唱歌很大程度是为了吸引女孩儿。”老狼坦言，夏天八一湖的小树林，大家都“喜欢带着妞儿去唱歌”。
到了大学，老狼去了南郊的北京联合大学，唱歌的地点转移到了女生宿舍。当时只要女生宿舍有人领，就可以进去，揣着抄满罗大佑、李宗盛、齐秦等大腕儿的歌本，带着吉他，一唱就能唱整个下午。
物质匮乏的年代，仅有的几张专辑来来回回听，一大本一大本地抄歌词，音乐因为稀少而珍贵，满足了少年们精神追求的一个空缺。
经常在女生宿舍唱歌的老狼，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清华的高晓松，随后加入摇滚乐队“青铜器”担任主唱，开始“玩儿音乐”，1989年到1991年，“青铜器”游走于各种地下音乐会演出。
但老狼从没想过做歌手，“都是巧了”。他回忆，那个年代做歌手的基本都是经过专业音乐学习和训练的人，而“像我这种，就是大学毕业生，基本属于敢梦不敢想”。
1991年老狼毕业，作为普通大学生，他按部就班地找了一份在工业自动化控制公司做工程师的工作，他容易知足，刚开始工作热情挺高。查资料、反复编算，设计产品，“是有些创造性的工作”，随着产品的成熟，变成了不断调试产品的重复性工作，“后来基本就是焊电路板然后调试仪器，就觉得意思不大了”。
两年后，他们在大地唱片录了校园民谣的小样，厌倦了本职工作的老狼动了去唱片公司谋份工作的念头，“想着是不是有机会去做个企宣”，他找当时的制作人黄小茂谈，对方应允，转头拿出了一份歌手合约，“没想到就这么入了行，一辈子也就这么走下来了。”回想起来，老狼始终觉得自己太幸运，呵呵呵地乐着。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1994年，他在《校园民谣1》中演唱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流浪歌手的情人》，1995年带着《同桌的你》参加春晚后，开启了属于校园民谣的时代。
真正做了歌手，却不全是好玩儿。老狼在短期内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美，但面对排满的采访说着重复的话，“味同嚼蜡”，甚至“感觉身体被掏空”，从前工作中的乏味又回来了。被歌迷用想象力包裹出来的完美形象，失去了许多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乐趣，都让他觉得“没什么意思”。
当然，做歌手也有好玩儿的地方，老狼再次回味起白天的录音，“像今天这种，还有之前排练的时候，大家在放松的状态下，讨论一个歌儿怎么编排，然后慢慢呈现出来，最后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我就觉得特好玩儿。”
现场表演也能带给他足够的愉悦。“现场表演特别神奇，你能通过跟乐队的合作来营造一种氛围，或带领一种气场。很多细微的东西，比如某个地儿那么拐弯或者抻长一点，都有不同味道，一点一滴细微的东西积累起来变成一种感受，那种感觉特别爽。”
相比乐队演出的自由，暴露在大众媒体上反而令老狼不自在。“我不喜欢别人评论我，也不喜欢别人关注我，不管好的坏的。”正如小柯所评价的“敏感”，他也毫不避讳地说：“就是因为在乎别人的说法，所以才不喜欢被关注。”
个性使然，老狼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直到2016年出现在《歌手》舞台上——如果以出现在公众视野作为评判标准，他沉寂了十余年。
但老狼其实一直保持着跟乐队的互动，也从未脱离音乐圈。在音乐节、朋友的音乐会等各种玩儿现场的地方，他都在气定神闲地演出，偶尔有采访，他也更热衷于向大家提及并不是大众所熟知的歌。在他的话语体系中，音乐人们都被叫作“音乐家”。
老狼曾把万晓利推荐给十三月唱片的卢中强，当时卢提议跟他一起干被回绝了，理由是“我不能当他老板，我只能当他哥们儿。”但老狼最近多了一个新身份，从2018年7月起，担任太合音乐集团旗下厂牌麦田音乐的主理人。
这与他过往作风相比，看似是一大改变，但老狼解释过之后，便合理地符合了他的作风。他表达了对太合音乐CEO徐毅的信任，对方的踏实和有条理帮他减小了压力，再加上他一直想要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家和音乐类型做起来，谈到这里，老狼唯一一次用到了“野心”这个词，“我也有一点点儿做音乐的野心”。
至于管理的问题，他们更多是与音乐家的小团队直接合作，进一步提供对方缺乏的发行和推广渠道，“也不用我管理他们，只是提供帮助。”
唯一的纠结来自很“老狼”的理由，他“不太想去上班”，但徐毅立刻打消了他的顾虑，不用朝九晚五坐办公室，工作主要是面对音乐人，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当被问及音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老狼给出了简单直白的回答——“玩儿”，音乐之外，他也有很多工作，都是跟“玩儿”有关。早在2003年，他便参与《非洲之旅》节目的拍摄，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2014年在小柯的邀请下演了10场《稳稳的幸福》音乐剧，2018年11月刚刚去了乌镇戏剧节， 6月，跟朋友狗子和唐大年一起去日本拍摄了以寻访太宰治生活轨迹为线索的纪录片《三味线》，12月更是跑去南极拍摄了旅游节目。
回望自己一路的选择，老狼气定神闲，“我很随波逐流的，都由它去吧，我不是那种特别积极去做事儿的人。”当被问到从小至今什么事情是最想去做的，“玩儿！”蹦出这个词时伴随着他爽朗的笑声，“要是能玩儿一辈子就好了。”
在一次采访中老狼曾说过，当今和他那一辈人所成长的年代完全不同了，过去大家崇拜海子、顾城，现在年轻人的偶像是马云。但这不是批判，他归结于时代的大趋势，“我们那个年代都没见过钱，所以就喜欢一些特别理想主义的东西，而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得面临生存的现实问题。”
对于时代，他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所以“也不太困惑”，“有困惑我尽量就躲过去，这是一贯作风。”他自嘲这是“无赖”。
老狼成为老狼二十多年了，已经感觉慢慢跟时代有点儿脱节了，比如他已经无力去追大家都在玩的抖音，也不太能接受新的网络用语，他反省自己变得没有耐心，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了接收和浏览垃圾信息上，“被手机绑架了，糊里糊涂一天就过去了”，他选择主动增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去live house看更多演出，跟更多年轻人一起玩儿。
年龄变大带给他的，相比恐惧，更多是无奈，无奈更明显来自于身体上的体验。二十几岁时踢球这种年轻身体带来的享受不再有了，一起玩乐队的伙伴近两年因病去世了三个，身体不再鲜活，他更看重生活的宁静而非波澜。
高晓松说过“老狼是没有被时代改变的人”，老狼觉得夸张了点儿，作为歌手的老狼只代表了他的一小部分。至于对他改变最大的事情，是有了小孩，但关于家庭、关于更大的那部分改变，他始终不愿意提及。
老狼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得到的远多于失去。“我不太迷茫，也不太追问，但我也不明白要去干什么。即使心里有迷茫，我不用想着解决，没有多长时间去想了，就由它去吧。”
他看了一眼手机，晚上8点了，便急着站起来道别：“哎呀我必须得走了，要不然孩子就睡了。”
小柯：所有人长大，我再慢慢长大
小柯似乎精力无限。
谈到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事，他毫不犹豫回答“音乐剧”。小柯剧场位于798艺术区，不大，200个座位，旁边一小间是他的录音室，他的工作室就在路对面的办公楼里，家在车程十分钟的距离。
接近晚上7点20分，小柯结束采访，匆匆赶往对面的剧场。7点半，换了西装的小柯出现在《稳稳的幸福》舞台上，面对几乎坐满的观众，他和年轻的演员一起又演又唱，他的角色是主角的中年时期，几乎贯穿全场，整场演出一直持续到10点。
小柯从2007年开始进入音乐剧行业，最初也只是觉得好玩儿。真正让他喜欢上这一行的，是音乐剧给创作带来的延展。某次习作中，他写到这样一个拆迁的桥段：一个人回到自己曾经住的地方，却发现正在拆迁。“你们拆的不只是房子，是我曾经所有的回忆”，想到这儿，小柯意识到，“这种情感在流行歌里一辈子都写不到”，他创作音乐的角度突然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挺过瘾的”，于是音乐剧一做就超过了十年。
剧场所有的剧目和音乐都是小柯原创，创作对于创作者来说永远是焦虑的。到2017年，剧场有了八部音乐剧和两部话剧，一年能轮演270场了，小柯终于踏实了。
但“创作永远是困难的”，需要不断打怪升级。写音乐剧不同于写歌，小柯尝试走出舒适圈，走进他人的生活，来寻找灵感。在剧场副导演王得志看来，小柯是一块海绵，愿意去吸收外界的东西和人，从来不会抱着完全拒绝的态度去看待。
对于音乐这条路，小柯说他没选择，初心一直都在。
从1995年《神雕侠侣》主题曲《归去来》开始，小柯创作了无数传唱度极高的流行歌曲，包括《将爱情进行到底》《想把我唱给你听》《因为爱情》等，以及2008年最具国民性的《北京欢迎你》。
他对音乐始终敬畏和好奇。除了创作音乐，他做过歌手，办过唱片公司，为音乐版权保护奔走，办音乐学校，办剧场，写音乐剧，最近又在琢磨着开发音乐版权相关的小程序，甚至“动了拍电影的邪念”，虽然已经出走半辈子，但始终围绕着音乐生活，“他比我专注多了，跟他比我就太混了。”老狼如此调侃。
“这辈子就要干和音乐有关的事儿。”大约在1985年，上中学的小柯边听录音机边写作业，当时国际台在播1984年美国乡村音乐排行榜前10名的歌曲，一曲《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彻底打乱了他的心，“当时大家认为那是流氓歌曲，但是一听就疯了，太好听了，就像你突然见到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大姑娘站在面前的那种心理冲击，当时我就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做跟这种音乐相关的事情。”
那时候的小柯十三四岁。
传统的教育会觉得练琴的话一定要弹莫扎特和肖邦，不过小柯却时常拿棉被搭在门上隔音，开始弹欧美流行乐，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音乐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顺畅，专业学音乐通常需要在小升初时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随后读中央音乐学院或者出国深造，但小柯第一步就踩空了。小升初他以一名之差落榜，只能做普通中学生，但因为那次他也下了决心，“我就是贼心不死”。
比不了就读专业音乐学院的同学，在普通中学的他却成了“扛大旗”的——每年都在钢琴比赛为学校拿回三两个奖，因此获得了保送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机会，音乐的路又续上了。
大学时，小柯爱上了爵士乐，加入爵士乐队在外演出，毕业后按照合约去中学做音乐老师，白天教课，晚上继续玩乐队。学校和酒吧被他比作“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为人师表要时刻注意谈吐举止，生怕影响到小孩，而晚上进乐队又是“乌烟瘴气”，毫无顾忌地随心所欲，小柯的内心扛不住这种分裂的感觉，决然辞了工作，开始“专业”在家鼓捣音乐。
1996年，小柯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也做起了校园民谣歌手，但他很快便发现“做歌手这事儿挺要命的”，“歌手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你要特别自律，要习惯被安排好的忙碌生活，习惯于抛头露面”，打小儿在胡同里长大的小柯格外随意，习惯夏天趿着趿蹋拉板儿大裤衩儿就上街，他把老狼和自己都归结为“不擅长在人前表现自己不自然的一面的人”，从此减少“抛头露面”，安心只搞创作。
小柯的音乐创作一路顺遂。直到2003年4月深夜的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他昏迷了44天，家人甚至收到了病危通知书。至此，他的“武功废掉了一半”，毕竟身体被拧巴了一下，再抻回原来那样几乎不可能。
他顺势捏了下右手——手掌的一块骨头碎了，影响了三根指的活动，他写不了阿拉伯数字8，因为“弯拐不过来”，弹琴也自然受了影响；气力也大不如前，唱不到原来的高音了，甚至因为身体协调出了问题，节奏感也不如之前准确。
回想起来，小柯反而感谢那场灾难。用他的话说，人在高处时，容易目空一切，如果不看周边，会盲目走到谷底，当时他“狂”到“别人告诉我谁的歌特别好听，我听一耳朵都算谦虚。”而车祸让他“一脚踩空，直接从最高点跌入谷底”，等到再次睁开眼的时候，身体告诉他得重新开始，工作停滞的那段时间，他开始仔细审视周边的一切，也认清自己，“这就值了”。
重新出发的小柯慢了下来，也更从容了。他开始尝试更多创作的可能，并在这个过程中突破自己。
2007年时，他想做音乐剧，但完全不懂，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的导演找来了，希望他在剧中演唱作品《你说我容易吗》，正苦于想写戏剧而不入的小柯，提出想要出演其中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句台词也行。
导演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这场剧中唯一的男演员就是男一号。这对小柯又是一大难题，因为他说自己一直有交流障碍，看到陌生女孩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过如果认那就不是小柯了。“行，就来这个。”从接下话茬儿到正式演出只有7天时间。第一天排练，小柯早早就到了，却站在排练室外一直做着心理建设不敢进去。他挑了最难的一场戏在第一天排，心里琢磨“只要拿下了最难的其他的就容易了”——那是场把女孩抱起来扔到沙发上强暴的戏。
从下午2点开始对台词，一直到晚上10点，小柯都没敢抬头看对面的女演员。直到导演说过了，他才终于感觉自己走出了舒适区，打开了戏剧的窗户。
《稳稳的幸福》中主角的故事正是小柯那代人经历过的成长。“上世纪90年代很多大学生的最高理想，就是一个人一把吉他走遍世界去流浪，到了90年代末，他们突然发现要饭也是需要路费的，一摸兜里却没钱，赚钱就意味着被打回现实中，所有理想就蜕变成特别古板的现实。”
小柯剧场的人马加起来不超过30人，所有剧本的写作都由小柯和副导演王得志完成，音乐是小柯原创，舞美、道具、灯光的设计都是通过俩人构思。剧场里的演员年龄最小的才23岁，小柯却与他们打成一片，一起喝酒一起玩儿，甚至还会干出把演员的东西藏起来恶作剧的事情。
他不同意按“90后”“80后”这种代际来划分几代人，大家都从青春走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环境和教育不同的区别。回忆起自己的过往，小柯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最有理想的年代，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爆炸，人们对未来充满理想，当时的理想特别浪漫，放在现在讲就是“虚无”。
相比起来，“我们那会儿没什么渴望，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得到。谁也不能在二十几岁积累多少财富啊，而现在大家往往看到那些已经得到的人，满天下的价值观都告诉年轻人要现实。”
那会儿他的理想是自由，“也说不清楚自由是什么，就是想每天过不一样的日子。”直到2009年，小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有了孩子就要面对现实，每年的学费、托儿费都是板上钉钉的”，他才开始有了现实的问题。
2007年做的第一个音乐剧，花了4年才收回成本，小柯在2010年才开始意识到“不管什么理想，只要开始涉及买卖，那就是生意，长期赔本是没法让事情继续走下去的。”他找人做了财务分析，发现钱都花在了从A剧场换到B剧场再到C剧场之间反复重新调整台本舞美等的成本上，搞一个自己的剧场随即被提上日程。
为了省钱，从找场地、施工到设计，他都亲力亲为。他决定自己为工程找散工，他打听钢筋水泥的价格，搞清楚材料和人工的详细价位，传统剧场需要严格的声学设计来扩音，小柯就自己看书琢磨，音乐剧与话剧不同，演员必须戴着麦唱歌，他们要的不是扩声，而是吸声。“因为穷，逼着你去思变。”
早些年毫无成本意识去开唱片公司的惨败，加之后来对剧场和公司的管理，他对商业有了不同的看法。2000年以前，小柯遇到商人会说“丫就是一商人”，基本等同于骨子里不再搭理对方，而现在，“商人”不再是“坏词”，见过了一心只做产品而不上市的公司后，小柯更多的是钦佩。
他依然有自己的坚持，不被商业裹挟。三四年前影视行业盛行IP概念，总有人撺掇他拍电影，毕竟“因为爱情”、“稳稳的幸福”这些名字都算大IP，“我也懂，我就算什么都不会，找一特别懂行的执行导演和团队，照样可以成”，但“这多寒碜呀，我自己又不会”。
剧场的生活除了创作和排练，喝酒也是大事。演出季的时候，每个周一周二休息，其余的日子收工后，小柯基本就喊着大家去喝酒聚餐，“这个环节看似不务正业，其实你会从酒局上看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关心的、沮丧的一切，多有意思。”
“碰到不爱搭理的人或者不想说话的时候，我就一声不吭。”他又讲了自己与一双儿女日常的游戏，孩子都叫他“游戏王”。随后他看了眼围坐身旁的年轻演员，小柯说了一句：“等所有人长大，我再慢慢长大。”
监制 编辑=宛冬
摄影 后期=郭航
妆发=李啸天 采访 文=豆米
特别鸣谢=小柯剧场
鸣谢=司司司 王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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