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方杰 杨 柳 李 栋
图①：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村，村民在村史馆内参观。
梁子栋摄
图②：《功德录》封面及内页。
张建岗摄
图③：一位妈妈给孩子讲述功德碑的由来。
梁子栋摄
引子
在岗上村，“好事抢着做，好人特别吃香”。
坐落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的岗上村，共有2400多口人。村民做了好事，无论大小都会记入《功德录》，不仅会在大喇叭里通报表扬，还能获得物质奖励。从1982年至今，211册《功德录》总计约100万字，记载好人好事14万余件。
这些身边人、身边事，润物无声，汇聚涓涓细流，使得岗上民风淳朴、人心向善。
岗上村民多在本村开有商铺、门店，晚上无需收摊，放在外边的货物只要搭上塑料布防雨防尘即可。用村民们的话说，“生活在这里，心里特别踏实。”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37年坚持不懈抓德治，岗上村从往日的盗窃频发、贫穷落后村，到被评为“全国文明村”，迈向乡村振兴。岁月流转中，岗上村及其始终传承的《功德录》，被视为完善乡村治理的积极探索。
逼出来的办法
“发展经济没错，但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坏了人心”
上世纪80年代初，岗上村发展滞后，社会治安落后。
村民事调解委员会主任、69岁的赵吉祥回忆，当时有句顺口溜——“秋偷秋、麦偷麦，场光地净偷白菜”，村民种的西红柿总是没成熟就不见踪影。
盗窃数额较大、够得上治安案件的，村里曾一年发生18起，还被抓赌130多次。
罚款、通报……为了治盗，村里啥招儿都试了，效果却不佳。
一天，党员范振国捡到一袋小麦后交到了村里。
那时，一袋小麦200来斤，很值钱。村里立即召开全体村民大会，以隆重的仪式表彰范振国。
当时，村里经济条件差，就用高粱秸编了一个奖匾，环以红花，上书“拾金不昧，无上光荣”8个大字，敲锣打鼓送到范振国家，并在大喇叭里广播了他的善举。
赵吉祥回忆，这件事让村民深受触动，但也有少数村民在旁奚落：“嘿！还以为是耍猴的来了呢。”“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这工夫还不如多想法挣钱呢！”
为了统一认识，岗上村接连开了几次会，反复讨论该不该表彰范振国。村党支部认为，“发展经济没错，但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坏了人心！钱是好东西，可人能光为钱活着吗？”
几轮辩论之后，岗上村形成共识：人无德不立，村无德必乱。不管是搞集体经济还是家庭承包，要过上好日子，必须形成一种好的氛围，让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
不久，郑梦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后来想了个点子：在村里立《功德录》。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孝亲敬老、热心集体……只要有一念之善，有助人之举，皆予记录，并在当天和次日通过大喇叭进行广播。
“人人都争着上《功德录》，可有时候光表扬还不行。”郑梦辰曾说，“对于那些不太自觉的人，必须得让他思想上有个怕头！”
1987年，村里两户人家因建房发生纠纷，村干部多次调解无济于事。村党支部决定让群众评理。
村民们轮番上阵，在大喇叭里发表意见。一天，两天，三天……两家人终于坐不住了：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咱这是何苦哩？于是握手言和。
一位老太太找到村干部，说儿子不孝敬。广播里又展开讨论，让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挨个评说。村民们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乌鸦还知反哺呢，更何况对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将自己拉扯大的老娘？到自己年老了，如果子女也不孝，你又该如何？
赵吉祥说：“谁见过那个阵势？那人一下就在人前抬不起头哩！乖乖地改正了做法。”
又有人因分家打了父亲，大喇叭又是几天广播。此后，再没人敢不孝敬老人。
赵吉祥说：“刚开始记《功德录》那会，受表彰的少，是孤立的‘先进分子’，还有人说风凉话。后来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成了‘先进分子’，开始觉得理直气顺，风气就变过来了。”
渐渐地，岗上村没了偷盗行为。村民遇到外地毛贼入户盗窃的、集市上掏包的，都会直接扭送公安机关。
《功德录》渐成气候，岗上村党支部以此为载体，持之以恒地推进思想道德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岗上村，街道宽阔整洁、绿树成荫。最让村民自豪的是，村里拥有河北省最大的农村公园、藏书量最大的农村图书馆，还获得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积小善成大德
“在农村搞道德建设，不能追求高大上，一定得符合农村实际”
“村民康傻银到北京办事，在火车站看到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事也不办了，先把孩子送回了石家庄。”
“几位村民主动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樊玲珍干农活。”
“村会计常振霞，为敬老院老人陈蚂蚱拆被子。常振霞不顾被子有多脏，把被子拆洗后又做好。”
“党小组组长张小银主动组织清洁工将村东壕坑垃圾清理干净”……
打开《功德录》，满眼都是这样的凡人善举。“在农村搞道德建设，不能追求高大上，一定得符合农村实际。我们不求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只要做一点好事，都能记入《功德录》。”现任岗上村党支部书记郑丰润说。
村民裴小三曾因盗窃被判刑。刑满释放后，村民们不嫌弃他，村里还帮他选门脸做起了小买卖。一天，他捡到一头小猪，通过广播找到了失主。这事被记入了《功德录》，令他十分感动。此后，他辛勤劳动、诚信经营，致富后多次向希望工程捐款，还支援贫困山区建设。村上修路，他一次捐款1000元。
“这比讲多少大道理都管用。《功德录》记录的都是村里的身边人、身边事。可亲、可敬、可学，也更有感染力。”郑丰润说，“村里每家每户都上过《功德录》。”
积小善成大德，点滴汇成江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风气在岗上村已然扎下深根。“1995年岗上村的党员、团员带头给希望工程捐款，共捐了4679元。”“六组村民范建中家里失火后，共产党员李志兴捐了20元，村两委在广播中表扬李志兴，许多党员群众也纷纷前来捐款，捐款人数有几百人。”
2002年，村民李俊青出车祸，妻子死亡，本人重伤，村两委号召村民捐款帮他渡过难关。不一会，村委会大院里便挤满了人，一天时间募捐1.28万元，当时全村602户一户不落。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正是一件件小善，成就了关键时刻的非凡义举。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发生两天后，岗上村民除了为地震灾区捐款20多万元，还有将近200名村民自愿报名赴灾区救灾，经筛选后两批26人奔赴灾区。
让好人得好报
“就是要扶持正气、压倒邪气，形成好人得好报、坏人抬不起头的氛围”
1995年4月11日，村民李文恒去赶集卖豆芽，路上看见有人落水。他二话不说，跳入河里把人救上岸并送回家。
谢绝了被救者家人的感谢与挽留，李文恒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赶到集上卖菜。有位大嫂见状问他咋回事，李文恒说了缘由。
“你救的那人就是俺村的。真是好人呀！”大嫂转身向众人招呼，“都来买吧！人家好心下河救了人，刚回来卖豆芽！”
“就冲这，给我称5斤。”人们围着李文恒，豆芽不一会儿就卖个精光。
李文恒备感温暖，“虽说做好事不求回报，可看到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帮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这事让岗上村党支部一班人大受启发：不仅要让好人扬眉吐气，还得让好人得好报，道德建设才能更吸引人、更深入开展。
于是，村党支部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谁做了好事，除了将其事迹记入《功德录》外，村里每年评选优秀党员、好婆婆、好媳妇、五好家庭等荣誉时，《功德录》作为重要依据；对于事迹突出者，列入“好人榜”，彩色照片贴到大街上的文化长廊；再突出者，列入“光荣榜”；再突出者，刻上“功德碑”；再突出者，刻上“功德坊”。
目前，岗上村立有4个牌坊，功德坊、尚德坊、立德坊、敬德坊。上面刻着诸多村民的姓名，有的是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廉洁奉公、助人为乐、好青年标兵，有的是好媳妇、模范丈夫标兵，有的是新农村建设先进者、劳动模范，有的是带头拆迁光荣户、舍己救人典范，有的是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村集体的人。
岗上村还规定：对见义勇为的村民，最高奖励10万元；对《功德录》记载的第一个拾金不昧者范振国，每月奖励100元；对拾金不昧在万元以上的，每月奖励70元；对孝敬公婆的典型，每月奖励100元；对奔赴汶川地震灾区协助救灾的26名村民，每月奖励70元；对绿化美化先进户，每月奖30元。
10多年前，记者曾采访过郑梦辰。郑梦辰当时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一辆半旧电动车，本身也就值1000多元甚至几百元。但抓到偷电动车的小偷的村民，我们每人奖励3万元，为什么要奖励这么多？就是要扶持正气、压倒邪气，形成好人得好报、坏人抬不起头的氛围。”
引路人身先正
“搞道德建设，首先干部得真信、真做，不然就成了笑话。谁还信你？”
《功德录》里有这样一段记录：“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5年6月，开发商和有关人员送给郑梦辰的款和物，总价值1262000元，他将这些钱物全部上交村委会。”
“搞道德建设，首先干部得真信、真做，不然就成了笑话。谁还信你？”郑梦辰曾这样说道。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岗上村，村干部尤其是老支书郑梦辰十分注重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努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八九十年代交征购粮，岗上村民年年争先恐后，在藁城名列前茅。1989年正值麦收时，一连下了4天大雨，来不及收割的麦子都长了芽。村干部带头，岗上村80%的村民把自己的好麦子交了公粮，自己吃长了芽的麦子。
村两委班子不仅严于律己，更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过上好日子。
毗邻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岗上村距离石家庄市区不过10余公里。多年来，村两委一直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发展集体经济。评上“全国文明村”，更成为岗上村吸引客商的金字招牌。
村工业小区规模不断扩大，面积已达350亩，有投资7000万元的高新技术企业华能电器、投资5000万元的石家庄德建机械公司等8家企业入驻，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0万元。2015年，村两委结合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建设规划，发展了1000余亩特色经济林，种植核桃、牡丹等。
思想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曾经贫穷落后的岗上村，如今产业兴旺、民风淳朴、邻里和谐，外来企业、商户超过200家。
村集体资产从5万元增至1亿多元，村民人均纯收入从80多元增至1.92万元，家家住上了水、电、气、暖齐全的新居。
“岗上村的《功德录》出来之后，许多地方都来这儿参观学习，但如果只是简单移植岗上《功德录》的做法很难成功。”在赵吉祥看来，村两委班子一心为公，才能一呼百应，不然《功德录》早就搞不下去了。
村史馆的“镇馆之宝”
“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在这种风气中长大，做这些事也就理所当然”
2015年，老支书郑梦辰去世。《功德录》还继续记录下去吗？
村两委的回答是：当然继续下去。新任村党支部书记郑丰润，郑重地接过了老支书手中的笔。
翻开《功德录》，无论是郑梦辰，还是郑丰润，他们写的工笔小楷都字字清晰。
37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未间断。一点一滴，终成大观。
如今，岗上村的《功德录》已有211册，总计约100万字，成为村史馆的“镇馆之宝”。
赵吉祥担任了30多年广播员，“以前每天广播一次，现在一天广播两次。对于身边的好人好事，村民小组长必须汇报，一报上来就广播。”
37年来，除了每天播报最新出现的善举，岗上村对《功德录》上记载的以前的好人善事也反复播报，并加以点评，形成持续的示范引领效应。
在播报党员李银起1999年1月13日拾还金戒指时，有这样的点评：“金戒指是贵重物品，但李银起在金子面前不动心，说明李银起的心比金子还贵重。”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多年来，岗上村群众都把自己的名字和事迹能上《功德录》视为荣耀。有些善举也许本人都已淡忘，但村委会的大喇叭再一次广播，让村民对当事人再生敬意，其子孙也感觉脸上有光。
“过去一些不孝的儿媳妇在一起交流对付公婆的经验，现在孝顺儿媳被写进《功德录》，而且每半年评比孝顺媳妇，一次都是上百人。”赵吉祥说。
1997年，岗上村开始搞新民居建设，4户村民的房子被拆。这4户村民不讲难处、不提补偿、主动拆迁，使第一栋居民楼建设和以后所有的拆迁工程都顺利进行。
岗上村对第一批积极拆迁户每月奖励500元，同时还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刻上了功德碑。随着63栋新民居的建成，岗上村彻底改变了脏、乱、差的面貌。
现在，每逢集日，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到岗上赶集，摆摊卖货的一眼望不到头，人群熙熙攘攘。集散后不一会儿，便有人把垃圾清扫运走，路面干净整洁；冬天下雪，不用村干部大喇叭招呼，村民就把自家门前的路面扫得一干二净；麦收时节，外出的人赶上风雨天根本不用急，准有热心的邻居帮助把麦子堆起苫好。村民家里遇上失火、病危等险难，其他村民争相帮助。
从1982年至今，岗上村的《功德录》记载拾金不昧者过千人次，村民拾得物品价值和现金累计达百万元，助人为乐者超过10万人次。
今年34岁的陈建，经常自己花钱买生活用品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别人听说岗上村的事都觉得惊奇，认为这些好人好事只能在电视、书报上才能看到，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在这种风气中长大，做这些事也就理所当然。”
2018年9月15日，在岗上村居住的外地人朱振英，得知村里三组村民杨增群因肠梗阻住院，马上拿出100元到村委会请工作人员转交给杨增群。
“每天听大喇叭广播《功德录》，我也要献出一点微薄之力！钱不多，捐给比自己更需要的人！”朱振英说。
德厚流光，岗上村的道德实践，逐渐开枝散叶。石家庄在全市农村、社区推广“善行功德榜”“功德录”和“好人档案”，河北省将树好“善行功德榜”作为全省文明村镇创建的第一条测评内容。
凡人善举风行燕赵大地。迄今，“善行功德榜”已覆盖石家庄937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80%以上的农村。2018年，河北省评选出“河北好人”390名，其中52人入选“中国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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