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 荔
《红楼梦》在外描写中国文化最精致的一面，往内描写人类心灵最精微的层面，它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红楼梦》反过来又对其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影响，一是对民族心理和民族个性的影响。前一种影响多为直接的，表现为对小说、戏曲、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方面的影响。后一种影响多为间接的，表现为对读者的情趣、心态、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影响。每一代人都深浅不同地受过《红楼梦》的影响，每一个人都能在《红楼梦》中找到他需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尤其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因为全方位、多层次呈现“人间悲剧”的《红楼梦》，如生活本身一样浩如烟海、难以穷尽，为各种各样文化心理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欧风美雨洗礼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另一个文化参照系的“他者”眼光，更能深切地发现和领会《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国文人传统的特殊性。对于《红楼梦》，他们所体验到的人生虚幻和命运多舛的悲剧心态，与他们所运用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分析尺度，呈现出一种中西糅合的新文化心理的风貌。《红楼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弹性的言说空间，进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互相印证。
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心态情致的一幅形象画图。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所体现的“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品德，寄寓了作家本人的人格理想。总之，在林黛玉的身上，集中了传统性格和传统美学理想的种种特点和优点，而镕铸成一个完美的活生生的独特个性。而与之难分轩轾的薜宝钗，其出将入相的才华和道学修养的渊深，也体现纵观天下、进退出处波澜不惊的传统士人风范。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关于钗黛的评论常常各执一端，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又常引起争吵，甚至发生过“遂相龃龉，几挥老拳”的趣事，这正是涉及到接受主体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
将现代作家的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加以整理，可从中见出不同特性的文化心理构成。林语堂早年把《红楼梦》作为了解中国人的主要文本，曾有妙语云：“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简易的方法，莫如问他喜欢黛玉还是宝钗。”[2]的确，从“拥钗派”、“拥黛派”、“非钗非黛派”、“钗黛合一派”这不同的立场上，多可见出评论者本人的社会阅历、处世态度。一般来说，“拥钗派”富于生存策略，深藏不露，雅有容量，较为通达圆融，“拥黛派”则多数个性锋芒毕露，正道直行，不喜作伪，较为孤高与倔强。四十年代，上海《天地》杂志曾刊有一篇妙文《曾国藩与薛宝钗》，该文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胡适与鲁迅对举、曾国藩与左宗棠对举，指出：“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可见钗黛对照确是一个有趣而永恒的话题。
现代文坛上“拥钗派”较典型的作家是聂绀弩，他在八、九岁时就读过《红楼梦》、《水浒》、《聊斋》等小说的残本，后半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在所著的《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聂绀弩说宝钗岂止不是坏人，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佳人，是封建社会的完美无缺的少女的典型。何其芳也不同意把薜宝钗视为工于心计的虚伪、奸险的人物，处心积虑地为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斗争。在《论红楼梦》一文中，他具体地分析了薜宝钗喜欢讨好人、奉承人和对贾宝玉的“无情也动人”的爱情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只能说薜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为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因而好像是自然地做到“四德”俱备。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并不是由于她的奸险。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欢心，并最后被选择为贾宝玉的妻子，正是她这种性格与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于她或者薜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
薜宝钗其人如何？旧时“评红”家对她极为贬责，认为她是伪君子暗藏奸计，谋夺了黛玉的良姻，甚至其一言一行，均是“杀机”，可怕之至，可恶之至。宝钗果真如此罪大恶极吗？她不过是过于少年老成罢了，小小年纪，闺门秀女，会那么世事洞明，那么人情练达，确实让人难于亲近。其实，就其境遇而言，她也是“薄命司”中令人悲悯的女子，其内心之苦，最不易为人所窥见。一般读《红楼梦》的人，视黛玉为“女圣”，其地位至高无上，不可冒犯，聂绀弩、何其芳能犯“众怒”而为宝钗辩护，确实是识解超众。从对于宝钗的评议上看，能够将人物的悲剧归于性格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可以见出他们在治学上、为人上的通情达理、善察能辨。难怪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论红楼梦》，能成为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
黛玉形象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其不得志和对知音至死不渝的追求，“冷月葬花魂”的终局，仿佛千古文人失意高洁的写照。难怪这株特立独行的绛珠草受到历代文人的怜爱。有一些作家对黛玉魂魄相寄，以至不允许任何人对黛玉发表不满的意见，或是有不尊重的举动。“平生骚怨寄红楼”的吴宓非常喜爱林黛玉，坊间流传过一个吴宓恋黛成癖的故事：西南联大旁的文林街上，有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为招揽顾客，店名借的是林妹妹的光。一天，吴宓走过，抬头忽见“潇湘馆”三字，大怒，认为是对黛玉的亵渎，举起文明棍就要砸那块招牌。端木蕻良也是“拥黛派”，为了坚决站在林黛玉的这一边，他对薜宝钗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作出了流于简单的分析，把薜宝钗对贾宝玉所表示的爱情和最后成就的婚姻，看作是“受了整个封建贵族的政治委托的政治进攻”，认为“薜宝钗就象一个献身的女间谍一样，来执行封建社会的命令，而牺牲了一切。”其敌友分明、誓不两立的政治图解，令人为之莞尔。
吴组缃也是彻头彻尾的“拥黛抑钗”，对宝钗评得极为苛刻，甚至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薜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这种推测自有一种孩子气的爱憎分明、快意恩仇，使我们感受到吴组缃性情的率真。当然，吴组缃的结论也是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判定金锁造假并不是“罗织”罪名，《红楼梦》中和尚与道士几次出现，只听说有个石头化玉，哪儿有金锁的一言一字？分明是薜家的把戏。通常在《红楼梦》研究中，薜宝钗被视为工于心计的虚伪、奸险的人物，端木蕻良、吴组缃认为宝钗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意识有计划地争夺贾宝玉的看法，虽然并不太符合曹雪芹“似谲而正，似则而淫”的写人的本意，分析和判断也不是很有说服力，但这种观点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许多读者在为宝黛洒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多有迁怒于宝钗之意，即使佩服宝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还是把票投给了以生命殉情爱的林黛玉，端木蕻良、吴组缃只不过鲜明地表达了锄强扶弱的“公意”而已。丁玲也是喜欢林黛玉、讨厌薜宝钗的，她说过，人们喜欢从作品里面找他们所爱的人物，同情的人物，恨的人物，沉醉在里面，脱不开里面的人和事。有意思的是，丁玲用一种相当女性的方式来喜爱黛玉，“我看《红楼梦》，林黛玉哭我也一定哭，林黛玉不哭我还在那儿哭呢。”
“非钗非黛派”如鲁迅、田汉、萧军等嫉恶如仇、气质硬朗、崇尚力美的男作家，不但不喜城府心机深不可测的薜宝钗，亦不喜哭哭啼啼寻愁觅恨的林黛玉。据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中《鲁迅的笑》所回忆，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史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9]。鲁迅的回答虽然不无调节课堂气氛的玩笑性质，但以鲁迅一向说话的慎重严谨，也反映出他对林黛玉的观感并不太好，对黛玉口齿心胸之狭窄不无反感。在鲁迅的杂文中，涉及黛玉处也多有不敬，说到香汗与臭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女界内战，“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等等，多有嘲讽之意，鲁迅可列入“抑黛派”无疑。萧军在“非钗非黛”上则更加直言无违：
“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如何谈情论爱，说诗论道，我是并不怎么感兴趣的，也不懂；只是感到很气闷，很想跳进大观园去大打一阵抱不平才能够出一口怒气！对于贾宝玉那种半男不女的性格是讨厌的，王熙凤那种奸狡阴险的手段是鄙视的，薛宝钗那种伪君子似的‘落落大方’也无兴趣，觉得庸俗可厌；而林黛玉那种哭天抹泪、忽雨忽晴的性格也觉得腻烦。觉得可喜欢的人物只有尤三姐、史湘云、鸳鸯、柳湘莲和焦大”。
萧军刚正不阿的个人气质和对社会人生的侠义态度，使他只对《呼家将》、《薛家将》之类金弋铁马的传奇故事入迷，对我们传统审美中多愁多病的才子佳人，“葬花”、“焚稿”的儿女之态，则难以产生深切的心理认同。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从《过去的年代》中的翠屏，《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到后来《五月的矿山》中的艾春秀……或则铤而走险，投身绿林，或则手握钢枪，参加抗日，无一不是英姿飒爽、性如烈火的反抗型女性，难怪他在《红楼梦》中最称道富于侠女气慨、血溅宝剑殉情的尤三姐。
有意思的是，柔情似水的女作家冰心，居然也腻烦钗黛，而独喜“精爽英豪”的尤三姐，称赞她“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二者兼而有之。应该这与冰心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冰心是烟台海军军营里长大的野孩子，她的父亲谢葆璋担任清政府烟台海军学堂的校长，久经沙场而且十分开明，他不给女儿缠小脚，让她穿着男孩的衣服，在军营里打枪骑马，在军营附近的海滨散步。人烟稀疏、丘陵荒凉、海风强劲的海边，冰心度过了她军事化的童年，她一直称自己是海的女儿，冰心性格中有其英豪阔大的一面。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其实是精神上的强者，潇湘妃子“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其女儿意气可令无骨男儿羞愧，即使“风刀霜剑严相逼”，她也要“一坏净土掩风流”，与花鸟作伴，与天地同悲，其高洁之心志、自立之气概、超群之才华、死烈之傲质，大观园中无人能及。而世人皆不理解她，反以为她柔弱多病，只见其表不知其里。随《红楼梦》的广为流播，黛玉日渐失却真灵，每况愈下，变成了小心眼，小做派，其“直烈遭危”的风骨已少有人提及了。
“钗黛合一派”以俞平伯、林语堂为代表。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为“悲金悼玉”而作的，“金”（宝钗）与“玉”（黛玉）并重，他说：
“ 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身分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
俞平伯的观点被概括为“钗黛合一”四个字。“钗黛合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悲金悼玉”，作家为钗黛相同的悲剧命运而惋惜悲悼，并无左右褒贬之意，更无“封建”与“反封建”、“卫道”与“逆道”之区分；二是在艺术格局上显示出“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对称交错美，“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如后来的批评者所指出，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中，明显包含着“泛爱”和“耽美”的审美意向，其超功利主义美学观的倾向是很突出的。俞平伯关于钗黛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和谐的观点，在林语堂手中得到深入发展，林语堂不但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创造钗黛湘云合一的文学形象，还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专门谈论过“钗黛合一”：
“宝钗与黛玉相对的典型，或者依个人的好恶，认为真伪之别，但是不是真伪二字可了。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伤，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相调剂，不然，三千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朴，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我想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差为‘得之’。”
林语堂秉承着对钗黛对补的思考，进入对儒道文化互补的觉悟，这种古典之优雅与现代之张扬的相糅合，透露出林语堂多元调和的审美趣味，也充分体现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冲撞中的双重人格。总的来说，林语堂喜欢纯任自然、性情开朗的人物，前期喜欢史湘云，后期喜欢达练有为的探春，因为她们都是自然不作伪的女子，最不喜尘缘未断、对佛思凡、形成了变态心理的妙玉。
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证，羸得红楼梦魇名”，其“红学”的特点是下了大功夫去研究文本而很少涉及其他，很少有评议、赏会的言词加之于《红楼梦》本身乃至书中人物，宝钗黛玉均甚少提及，且不表示褒贬爱憎。十二金钗中她只看重秦可卿和史湘云。《红楼梦魇》中《五祥》的焦点即在湘云身上，认为湘云才是《红楼梦》的主要女主角，是历史上有原型的真实人物。湘云天真浑沌，超脱于大观园中的权势之谋和情爱之争，对于“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晚年张爱玲来说，最为心有戚戚焉。而可卿湘云，均可看作黛玉、宝钗之间“兼美”的人物。
如上所述，仅在对黛玉宝钗这两个人物的不同品评上，就如临流自照一样，映现出现代作家不同的胸中丘壑。体大思精的《红楼梦》及庞大纷纭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和阐发，已使《红楼梦》成为了一种巨大的精神文化现象。《红楼梦》丰富、深邃的内涵，为现代作家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而现代作家带着不同的“前理解”进入红楼世界后，其文化心理构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或是变化气质性情，或是互相参照印证，或是在过度阐释的基础上，与《红楼梦》本身的努力一起构成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共同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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