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农是务
相传周的祖先自弃至不窋就世代担任夏的农官，“不敢怠业”。（《国语·周语上》）夏朝的历法已相当完备，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历法之完备主要目的在于为农业生产服务，而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历法的完备。
商代前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可以说商朝前期游牧文化有相当的比例，因此商代前期发生过多次举国迁徙的情况。而从盘庚迁殷之后，就未发生过迁徙，说明在当时农业已有相当的比例。
从殷墟出土的卜辞中就有许多关于商王亲自“观黍”、“省田”等视察农业的记载，说明商代也是将农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盘庚在动员迁徙殷地的文告中就有：“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意思是说农业劳动在农业中的作用巨大，“服田力穑”才能“有秋”，而“惰农自安”、“不服田亩”，就“罔黍稷”。
到了周朝，对农业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刻。周朝起家就是依靠农业的，同时周朝在很早的时期就推行屯田制，寓兵于农，寓农于兵，为同化游牧部落，将每个屯田单位即城池，广泛散布于游牧文化区域，以达到制服游牧文化，同化游牧文化的目的。因为周人深知唯有农耕，是向内求的，不向外求，就不侵略他人，所以那时的文明人就是从事农耕生产的人，这些人才被称之为华夏，后来的汉人也是这种价值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后，当时费孝通等人提出要象苏联学习搞了五十六个民族，其中将汉族也列入其中，我以为不妥。不妥之处有二：其一汉族是文化概念，她是由很多民族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凝聚融和而成，不是血缘族别的概念。其二中华民族已经形成，无须向苏联学习，将以前的已被同化的部落民族再重新翻腾起来，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在数千年当中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民族大融和，历史上每一次一个伟大朝代的建立都伴随着一次民族大融和为基础的。
为说明此问题引用钱穆先生的话：“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在历史上约略可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此期间，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之中国人了。亦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秦、汉时代之全盛。第二期：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期内，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流里，又容汇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氐、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了。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时代之全盛。第三期：自隋、唐迄于元末。在此期内，尤其在隋、唐以后，又在中国民族里汇进许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类，而再进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国人。这里第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明代之全盛。第四期：直自满洲入关至于现代，在中国民族里又继续融和了许多新流，如满洲、羌、藏、回部、苗、瑶等，此种趋势，尚未达到一止境。这一个民族融和之成功，无疑的又将为中国另一个全盛时期之先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
周公在总结商亡周兴的经验时说：“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为使周朝的管理层“先知稼穑之艰难”，周朝规定了天子亲耕籍田的制度，每年在立春之日的前九日，天子带领百官和庶民亲临籍田，天子翻土一下，公三下，卿九下，大夫七十二下，最后由“庶民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将籍田全部耕完。
到了周宣王时，有一卿士虢文公提出了“王事惟农是务”的论点，他认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尨（máng）厖庬纯固于是乎成。”（《国语·周语上》）
居莫如俭
夏商周时期不仅将农业视为天子的必须首先要重视的事情，而且在消费方面极其节俭，反对奢侈浪费。禹在夏立国之前“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fú）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意思是说禹对自己要求得很苛刻，但是对国家农田水利工作、对祭祀礼仪却从不马虎。
商朝时《尚书·伊训》就记载了这样的言论：“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章，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意思是说，谁敢成日在宫庭中舞蹈唱歌，这是巫教的邪风！谁敢搜刮宝物、整日四处游猎，这是放荡的淫风！谁侮辱先圣的教言，违逆忠直的批评，远离宿德之士，亲近幼稚无知的狡童，这是祸乱之风！如果听任这三种邪风蔓延，卿士们沾染于身，则其家必败丧！国君污染于身，则其国必败亡。
由此可见，商王朝建立之初，狠刹奢靡之邪风、淫风与乱风，以示克勤克俭克乱。
周王朝建立后，更是将“知稼穑之艰难”为第一要务，其次则“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国语·周语下》）以俭、敬、让、咨为要而修身、齐家、治国，“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无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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