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韦栩滢 9月9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向公众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坑、4号坑阶段性的重大考古成果。其中3号坑的发掘由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自2021年1月9日启动发掘，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坚。
三星堆遗址3号坑位于8座“祭祀坑”所在区域中部，开口面积约14平方米。推测3号坑埋藏之后不久，这个区域就废弃了。3号坑出土各类器物残件和标本共729件。较完整遗物共478件(组)，残件141件。其中，较完整器物包括铜器293件、玉器45件、象牙100根、金器7件、骨雕2件、石器2件、海贝26件(组)以及材质不明器物3件。3号坑出土的最大的完整金面具，平铺展开有40cm宽，高约27cm，是三星堆迄今为止发现的完整金面具中体量最大的一件。3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由上半部分铜尊与下半部分人像组合而成。铜祭坛、神树纹玉琮等器物，题材独特、细节丰富，均前所未见，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物质体现，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3号坑由于在形制、埋藏情况、出土遗物等方面与2号坑高度相似，专家因此推断其与2号坑年代应非常接近，大致确定为晚商时期(约当殷墟二期)。徐坚表示，预计田野发掘工作将在本月底前结束。
古代巴蜀的祭祀在当代的知识和理解之外
南都：目前3号坑的发掘工作进展到哪一阶段？预计将需要多久完成发掘工作？
徐坚：3号坑发掘工作自2021年1月9日启动发掘，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下一步工作除了完成剩余埋藏器物的提取、厘清北部灰烬堆积与其他器物的关系外，还要对坑底、坑壁进行精细发掘，为复原3号坑形成过程提供依据，并全面开启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与报告、图录编撰工作。预计田野发掘工作将在本月底前结束。
南都：为什么这些器物坑的属性普遍被认为是祭祀坑？祭祀坑的成因和祭祀行为特征有何最新研究成果呢？祭祀对象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有祖庙或神庙的存在？
徐坚：关于器物坑的功能，学术界曾经出现了多种假设，祭祀坑只是目前最具有可能性的一种。坑内器物数量多，价值高，埋藏规律明显，而且没有发现人类骨殖，所以可能被推测为祭祀坑。但是，无论在祭祀对象、内容、形式，还是程式上，古代巴蜀的祭祀都在我们当代的知识和理解之外。不过，我们可以谨慎地接近，以管中窥豹的方式，不断地拼缀复原。比如，此次发掘由于工作更为细致，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完整地复原埋藏行为过程。更大的区域性调查和研究，也能帮助我们将器物坑里的行为和其他地点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构成操作链。目前在8号坑的填土中发现了不规则的红烧土块，但是尚不足以确定任何特定建筑形式的存在。
南都：学界目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在距今3700年左右，但分期仍有争议。新器物坑的发掘会对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持续时间的研究提供什么新的帮助呢？
徐坚：三星堆年代虽然在细节上有调整冗余，但是总体上，年代跨度上不会有大的变动。新的器物坑的发现证实了20世纪80年代一号坑和2号坑之间的确存在年代差异，并且强化了三星堆器物坑区的长期使用史的假设。若干组器物坑之间排列整齐，显示器物坑整体区域存在规划，而6号坑打破7号坑，则表明了使用年代的漫长，晚期使用者已经对早期规划毫无知晓了。
器物坑之间表现出高度关联性
南都：你曾说三星堆遗址已经“三惊天下”了。3号坑发掘的象牙是2号坑的两倍，但青铜器、金器数量远不如2号坑，你怎么看待3号坑在整个三星堆遗址发掘脉络中的地位呢？这些器物坑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徐坚：我曾经提出器物坑中存在组合关系，若干器物坑之间会表现出高度关联性。尽管这个假设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3号坑和2号坑之间，无论是器物坑的规格和朝向，还是器物埋藏特征以及具体的器物组成，的确存在密切关系。也许，我们可以将3号坑和2号坑看成同一次仪式活动的产物，这样两坑呈现的器物特征和埋藏特征就既具有大致的平行关系，又具有互补关系，这或许暗示我们，需要拼缀3号坑和2号坑两坑器物，才能得到仪式活动更完整的面貌。
南都：现阶段三星堆考古勘探有发现确切的文字吗？如果没有，你倾向于相信三星堆遗址是有文字的吗？
徐坚：目前没有发现文字。1986年发掘出土的金杖和玉璋表面都有线刻图案，包含了多个雷同，但有些细微差异的符号，也许巴蜀地区采纳了完全不同于汉字的文字体系。
南都：资料显示三星堆文化明显地烙上了宝墩文化的印痕，三星堆文化最终形成也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和长江中游同时期文化的影响有关，你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文化间的具体关联吗？三星堆文化还可能与域外文化有交流吗？
徐坚：三星堆陶器显示出和宝墩文化之间的关联，这可能暗示生态环境的延续性，以及基于生态环境的技术和经济形态上的近似。如果从三星堆器物坑里发现的“重器”看，的确清晰地显示出与遥远的文明中心的关联。比如源自中原的有领璧、牙璋、大型玉戈，还有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尊、罍，但是，这些器物都不能说明三星堆是外来文明传播和辐射的终端。可能恰好相反，外来器物被吸纳到三星堆器物组合之中，它们的使用方式其实与在来源地的方式不同。三星堆的文化交流显然比我们目前理解的更为复杂。
南都：古代巴蜀文明在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有何独特性？
徐坚：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表明，古代巴蜀文明显然不是任何外来文明传播派生的结果。而且，外来纹样、器形甚至器物的出现，表明三星堆拥有可以获得异域珍宝的能力，而所有的宝物的使用方式，却与输入地同类器物的使用方式不同，这背后存在对物的认知方式的差异。因此，三星堆属于不同于同时期其他青铜文明的类型，这是文明本质属性上的差异，也就是“多元”；与此同时，无论是黄河中游，还是长江中游，甚至长江下游地区，不同的文明类型共存，宝物在不同文明中流动。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些不同的文明类型共存于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中，这就构成了“一体”。
三星堆的国际色彩越来越明显而强烈
南都：你曾说“三星堆遗址达12平方公里，现在仅仅发掘了千分之一”。面对宏大未解的历史，你有什么感受呢？这个遗址会伴随中国考古学第二个100年的成长吗？
徐坚：毫无疑问，在中国考古学的第二个100年中，三星堆还会是一个重要的遗址。它曾经以精彩的发现“三惊天下”，未来也许还有更多出乎我们想象的器物出现，但是，三星堆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三星堆已经崭露头角的成都平原早期都会结构、越来越清晰的遗址内不同地点的不同类型建筑和景观、都会之中不同宝物的储运和制作环节等等，将整体性改变我们对整个巴蜀早期文明的认识。
南都：你曾说“考古学不是发现，是理解和阐释，关键的是怎么从器物去推导理解消失已久的文明，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你认为考古学家应如何对三星堆文化进行到位的“理解和阐释”呢？比如依据怎样的史观、研究范式、技术手段等。
徐坚：对三星堆的“理解和阐释”应该遵循两条道路，一方面是材料的积累。当下无论是高度精细的发掘和记录技术，还是利用各种仪器设备进行的分析，都是尽可能地增加材料数量的努力。另一方面是阐释范式，作为文明类型的三星堆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不同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理论模型的选择，也就进一步具体影响到如何认识三星堆的城市结构、不同地点之间的关系、三星堆器物坑属性等等问题。不同的理论立场会指导研究者判断什么材料才是真正重要的，以及下一步应该追求什么材料。
南都：三星堆不仅发掘出诸多惊世文物，也走出了一代代考古人才。你认对当代和未来的考古工作者有什么期许呢？
徐坚：在考古学上，每一个闪亮炫目的新发现背后，都有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旷日持久、平凡琐碎的努力。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承担的。从考古学史意义看，三星堆遗址就是四川考古学的摇篮。从1934年葛维汉和林名均非常短暂的发掘，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冯汉骥主导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长期发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四川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如果说21世纪的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四川以外的考古学家参与进来，三星堆的国际色彩越来越明显而强烈。从迄今为止的出土遗物乃至遗址整体的文化面貌看，在全球考古学中，三星堆都是不输任何其他地点或者文化的。三星堆理当在早期文明类型和特征上，在全球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上占有一席。这可能是当下对21世纪的三星堆的最大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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