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青文化的起源要比《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句子要早得多，可能是和服饰，装饰文化同时兴起的，甚至更早。
不过在远古时期，刺青和服饰与化妆一样，很早就介入了祭祀、自然崇拜、神灵崇拜领域，从而带有神秘色彩，超越了自我装饰的范畴。这也就形成了文身的功能分野，一种是表达崇拜，一种仅仅为了装饰。崇拜与装饰的功用也可以并存。
表达崇拜由于刺青是以自己的身体做画，要忍受明显区别于着装、化妆的疼痛，所以这种表达崇拜、信仰的方式要比一般的仪式更加深刻、郑重。毕竟“切肤之痛”，人类靠这种疼痛的感觉来提醒自己，同时彰显给其他人来表明自己的忠诚和专注。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的小年轻在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要在身上刺上对方的名字的缘故，爱得深，愿意为对方流血，引申为愿意为对方牺牲，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同样，岳飞在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是带有座右铭般的自我激励以及借以言志的意义。如果纯粹是用毛笔写上这几个大字，虽然不是一场闹剧，但这种行为的意义和感动就要减色很多了。
而刺青除了崇拜、信仰方面的意义，古时在时尚方面也不遑多让。
时尚美妆用刺青来表达个人情趣和志向，体现个人品味，这种纯个人化的行为在宋朝尤为流行。这和宋人无论男女都喜欢发髻插花的社会心理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对美的表达，也有着更强的装饰性和宣示意味。
刺青作为美的展示倾向，从来都是主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并没有身份标志的意味，普通人和黑社会都一样可以选择刺青来装饰自己。
随着《孝经》里面这句话的社会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而好勇斗狠的黑社会作为社会的异类分子，将刺青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刺青就渐渐带有帮派特色，形象开始变得不好。
加之南宋与明代的理学发展，这种装饰就渐渐地被主流社会所排斥。
这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中国的刺青文化是有抑制作用的，只是相对刺青文化的产生，秦汉时期出现的《孝经》只能算是一个晚来的观点，虽然在社会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要地位，分化、减弱了刺青文化的发展，但是却也无法消灭这种个人情绪的时尚表达。
这种摧毁在近代达到高潮，但虽着自由开放，刺青文化开始回潮，特别是从日本引进新的刺青文化，又带上了异域特色和神秘感，时尚感更加浓厚，所以现在刺青重新流行起来。不过碍于整个社会的主流认知和生存规则（很多岗位、职业不要带刺青的人），刺青文化还是一直在地下流行。小年轻们，特别是女孩子，就算是实在喜欢，也一般选择平时不暴露的地方装饰。
无伤大雅
同时我们注意《孝经》是指导社会和儒生的精神文件，也不是大众人人都要强行遵守的。除了罪犯的脸上刺青“黥刑”，官府和朝廷并没有对刺青这种文化进行约束和禁止，只是在社会主流认识上加以排斥。
但社会从来是多样的，并非主流思想独统。
而且《孝经》中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虽然不毁伤身体是孝之始，但是只要能达到孝之终，孝之始在哪儿并不那么重要。
《警世通言》又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到了要为君主尽忠的时候，孝就得放到后面去了。儒家学说也是在随着社会需要做出调整的。
岳飞为了家国在背上刺上字，你总不会说他不孝吧？主流思想还得大大称赞他。
这说明刺青这种仅仅伤害自身的小事情，跟社会利害以及国家大事比起来，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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