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没有留给后人著作，他的生平和思想，都是靠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
柏拉图（Plato，Πλάτeων， 约前426年—前347年）
苏格拉底出身平民，他的父亲是一个石匠。他从小跟父亲学手艺，掌握了一手熟练的雕刻技术。本来苏格拉底有可能成为一个雕刻家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雕刻石头上。工作之余，他总是挑灯夜读，朗诵那脍炙人口的荷马史诗和其他著名的诗篇。有些时候，他出入雅典剧院，欣赏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或者徘徊于市政广场，缅怀英雄们的业绩。
史书记载，苏格拉底的长相丑陋，秃脑袋、大扁脸、突眼睛、朝天鼻，还有一张其大无比的嘴巴。但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相貌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实用才是美的。一般人的眼睛深陷，只能往前看；而我的眼睛可以侧目斜视。一般人的鼻孔朝下，因而只能闻到自下而上的气味；而我可以闻到整个空气中的美味。至于大嘴巴、厚嘴唇，可以使我的吻比常人更加有力、接触面更大。”
色诺芬（Ξενοφών，前430年左右－前355）
苏格拉底的怪模样常常成为朋友们的笑柄，但他自己却从不介意。他虽然很贫困，但对自己的石匠工作并不十分卖力，只要收入够一家糊口就不多干了。他宁愿上街去和人聊天。
他总是在天亮前起床，匆匆忙忙地吃些浸了酒的面包，穿上长袍，披上件粗布斗篷，便出门去了。他常在商店、寺庙、朋友家、公共浴室，或者是一个街口与人辩论。雅典当时辩论成风，形成热潮。
苏格拉底的妻子克桑蒂贝是个爱唠叨的女人，而且脾气暴躁，常为一点小事就拿苏格拉底出气。有时候，他妻子当街怒骂他，苏格拉底只是低头聆听着，并不回嘴。
有人说，正是因为克桑蒂贝，使苏格拉底变成了一个不敢、或者说是不愿意回家的男人，耗在大街上与人胡说八道。虽然这样，苏格拉底却从未说过妻子一句坏话。
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尼采（1844-1900）
尼采曾评论说：“克桑蒂贝把他们的家弄得不像家，而像个地狱，使苏格拉底越来越深入到哲学里不能自拔。”
当别人对此不理解时，苏格拉底的理由是：“擅长马术的人总要挑烈马骑。骑惯了烈马，驾驭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我如果能忍受得了这样的女人，恐怕天下就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
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学术问题，互相争论的时候，他的妻子气冲冲地跑进来，把苏格拉底大骂了一顿之后，又出外提来一桶水，猛地泼到苏格拉底身上。在场的学生们都以为苏格拉底会怒斥妻子一顿，哪知苏格拉底摸了摸浑身湿透的衣服，风趣地说：
“我知道，打雷之后，必定要下一场大雨的。”
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打雷之后，必定要下一场大雨的。”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一般人结婚娶妻是为追求爱情和幸福，在生物学意义上是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苏格拉底则是要精湛自己的马术，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种艰苦历练和准备。假如妻子克桑蒂贝和苏格拉底如鱼得水、举案齐眉，没有家庭环境和生活的历练的话，西方就可能无法产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中国道家始祖老子（前571-前471）
老子《道德经》是全人类唯一一篇揭示人事要害的哲学巨著！
《道德经·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事情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和因应的方式。
据说在西方，“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的代名词，与中国成语中的“河东狮吼”意思大略相同。但在态度上却有高下之别。“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地心茫然”，表现的是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苏格拉底则不同，他把人生的每个部分都当作自己心境的训练场，善于把消极的因素转化成积极的成分。
苏格拉底的太太看不懂也瞧不起苏格拉底，而且性格暴烈，整天唠叨不休，动辄破口大骂。苏格拉底却能在她烦人的咆哮声中净化自己的精神、展开哲学的翅膀。能选取这样一个场景修养自己的心境——“苦其心志”，观察和体验世界，不但生面别开，而且惊世骇俗。
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前469-前399）
就与妻子的关系处理上，一般人可都爱面子，特别是在外人尤其是自己下级、学生或晚辈的面前。从精神深层来分析，或者说是从自然的视角来分析，老婆泼水在身上只要不是在寒冷的冬天一半也不会伤身，伤的是识神即自我意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面子，而掌控自然力系统的元神是不在乎这些事的。
而且从后果来看，老婆火发完了，气消了，不就没事了吗？！如果这个时候与老婆急眼，指不定会火上浇油，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而且真正有面子的人是自信的，爱面子的人反而是因为自信心不足的。苏格拉底面对悍妻的处理态度，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庄子所说的“等荣辱”了呢？！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
“逆境是磨炼人的最高学府。”
他的太太则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法成全了他。
有人总结说：
娶到一个好妻子，你可以得到幸福；
娶到一个坏妻子，你会成为哲学家。
雅典是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民主城市
雅典是一个“酷爱和平”的城市
雅典是希腊最大的城市，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历史古城。相传, 古时候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赛顿为争夺雅典的保护神地位，相持不下。后来，主神宙斯决定：谁能给人类一件有用的东西，城就归谁。
海神赐给人类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人类一颗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人们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结果这座城归了女神雅典娜。从此，她成了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因之得名。后来人们就把雅典视为“酷爱和平之城”。
雅典对欧洲及世界文化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自古就有“西方文明的摇篮”之美誉。
雅典黄金时期统治者伯里克利
雅典黄金时期的统治者伯里克利（Περικλῆς，Pericles，约前495—前429）在公元前431年有一篇令人惊叹的演说词（节选）：
我们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由全体公民治理，而不是操在少数人手上。在解决私人争端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指派公共职务方面，优先的考量是个人的实际才能，而不是所属的阶层地位。
一日劳作之后，我们有种种娱乐活动，供我们恢复体力。一整年里，我们定期举办竞技会和祭祀节庆；我们家中的布置充满美感与品位，赏心悦目之余也能解忧除虑。
在这里，所有公民不只关心私人事务，对国家大事也备极关注；一般公民即使经年累月忙于家计，对政治事务仍然了如指掌。这是我们雅典人与众不同之处——对于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我们不会称他是自扫门前雪，而是视之为无物。
苏格拉底整日思考、探索，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的全盛时期。这时雅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雅典是一座崇尚言论自由的民主城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开始了他在哲学领域里的遨游。他既不局限于前人的知识，也不满足于自己所学，他整日思考、探索，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终于，苏格拉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命题，成为西方一代哲学大师。
他在讲授哲学、探讨道德问题时，并不是一味地说教，而是谈吐优雅，性情温和，绝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他思路敏捷，语言生动，充满幽默，洞察秋毫。
苏格拉底的谈话方法，也被人称为“苏格拉底方法”，就是引导人们去不断思索。他总是装出自己什么也不懂的样子，引起别人提出问题，然后他不断地反问请教，启发对方去怀疑自己的前提，发现真理。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充当“智慧的助产士”。
在辩论中，苏格拉底常常走到讲话人的前面，不管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还是什么人，问他究竟是否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苏格拉底谈话的方式被称为“苏格拉底方法”
一次，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在演说。演说的内容是如何爱国，讲到最后，那人却滔滔不绝地大谈勇气，大谈为国献身的光荣。这时苏格拉底走上前去问他：“这位先生，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讲话。请问，您说的勇气，究竟是指什么呢？”
“勇气就是要在危急的时刻坚守岗位。”那人简短地回答。“但是正确的战略要求你撤退呢？”苏格拉底又问道。“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再坚守岗位了。”
“这么说，勇气既不是坚守岗位，又不是撤退了？那么，您说的勇气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演说家皱眉头了：“你赢了。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
苏格拉底善于做"智慧的助产士"
“我也不清楚，”苏格拉底说，“不过，我觉得勇气是去做合理的事情，不管是否危险。”“这话说得不错。”人群中有人喊道。苏格拉底继续说：“勇气就是在危险的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镇定而沉着。从这一意义来说，它的反面就是感情的过度冲动，以至失去理智。”
苏格拉底之死在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然而，这位一生热爱智慧、追寻美德和知识的人却被雅典人经过民主的审判判处死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呢？
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99年，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年份，但因为苏格拉底，这个年份被载入了史册。根据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是一位爱智慧的哲学家，善于雄辩。但是苏格拉底在宗教信仰上和雅典人民发生了冲突。在古代希腊，人民除了信奉奥林匹亚山的神以外，整个城邦还信奉自己专有的神，在雅典是“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这是雅典民主的象征。但是苏格拉底却不信奉这两个神，而且他并不看好雅典的民主和议会制度。
苏格拉底的一些习惯确实会让有些人不舒服，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苏格拉底的谈话方式，尤其是苏格拉底热爱在路上“骚扰”行人，拦着他们发问，直到逼迫对方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他也因此确实给自己制造了很多的敌人。
苏格拉底最后遭到了起诉。起诉苏格拉底的是雅典的三个公民，一个代表演讲家，一个代表诗人，一个代表手工艺人和政治领袖。苏格拉底受到了三条指控：
1.不信仰城邦供奉的神，而信奉新的神；
2. 腐化青年思想；
3. Turn weaker argument into stronger.颠覆人们传统的认识。
事实上，这些指控全都不是雅典法律所规定的“罪项”。
在古希腊，你可以因为任何原因，控告任何一个人，由陪审团判定此人是否有罪。这时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于这个“罪名”，法律有规定的惩罚；
另一种是对这件事法律并未规定惩罚。
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被判有罪，一般由原告提出一个惩罚，被告提出一个惩罚，陪审团投票决定是否采纳被告的提议。 苏格拉底的情况则属于后者。
古希腊社会对宗教异见者有很强的包容心
总体上古希腊社会对宗教异见者有很强的包容心，雅典是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民主城市。古希腊人不像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你说点什么和基督教神学不符的就要把你烧死。甚至古希腊有个谚语：真理有两个反义词，一个是错误，一个是信仰。
当时的哲学家还有提倡原子论的，有说地球是圆的、太阳是块石头的，几十年后的Epicureanism伊壁鸠鲁主义还说神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从不干涉人类生活呢，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无神论者，人家也活得好好的。 苏格拉底奇特的宗教观确实可能让雅典人反感他，但绝不至于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处死。
至于turn weaker argument into stronger, 即让虚弱的本来一般人不觉得有多少道理的论辩变成强的诡辩，虽然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识，但古希腊就像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崇尚言论自由，人们喜欢辩论，即使心里生气想出口气，也不足以让人们恨得要杀死他。 “颠覆人们传统的认识”这种事，剧作家也在做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和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这种人对“传统”是毫无敬意的，甚至他们在剧中公开嘲笑、侮辱观众和他们的观念。
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85)
比如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clouds 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雨是怎么产生的呢？”“啊，是宙斯降的雨！”“宙斯怎么降雨的呢？”“嗯……他对着筛子撒尿。” 要知道雷、雨等天文现象是是宙斯造成的这个观念，是雅典人的传统观念，这里Ariostophanes明显是在嘲笑统治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主神宙斯。
苏格拉底的案件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500名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由于陪审员们常常被口才折服，常常忘记了正义，而苏格拉底的能言善辩是赫赫有名的。因此苏格拉底的最亲近的弟子央求他准备一份雄辩而有力的辩护词，但苏格拉底却拒绝了。
苏格拉底说他信奉的神灵告诉他不要这么做，他并不想取悦于陪审团而获得同情。
在第一次投票前，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发言丝毫不能博得陪审团的同情和宽恕，相反，陪审团的大多数陪审员反而被苏格拉底的自负给激怒了。苏格拉底自称：“他有自己的神灵指导，神殿里的神谕宣称没有人比他更贤明。”
苏格拉底像一个饶有兴致的斗牛士，原本他只激怒了三个人来起诉他，面对审判他的法庭，他的演讲不是来寻求陪审团息怒，而是非常成功地激怒了大多数的陪审团成员。
在对苏格拉底的第一次投票中，以280票对220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应当说，判定有罪和无罪的票数非常接近，如果有30个陪审员把有罪票改投无罪票，陪审团的两派意见就各有250票。而根据当时雅典的审判制度，不相上下的表决最后是按有利于被告一方解决的。
在雅典人心里，卫城的地位一直高高在上
在雅典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共投两次票。第一次投票是要表决有罪还是无罪。如果判定无罪，这个法庭审判直接就结案了，苏格拉底自然也会被无罪释放；如果裁定有罪，陪审团又要在量刑上再投一次票。但是陪审团不能自己决定刑罚，它得在起诉方面所建议的刑罚和辩护方面所建议的刑罚之间作一选择，而不是折中。虽然第一次投票被判定有罪，但在实施刑罚上做出轻一些的裁决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这一次苏格拉底依然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失去了争取宽大处理的最后机会。苏格拉底很坚决地拒绝认罪，他在法庭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清楚，我的言行一直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法庭不仅不应该审判我，而且应该赐给我荣誉，让我到卫城的圆顶餐厅上免费就餐。”
苏格拉底所建议的刑罚事实上就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此后的余生中享受雅典市政厅为他免费提供的一日三餐，要知道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尊贵待遇！苏格拉底未能正视法庭对他的审判，不仅没有认清形势，而且把法庭当成是宣传自己治国主张的舞台，希望通过法庭来达到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目的。苏格拉底的偏执和傲慢彻底地激怒了整个陪审团！陪审团认为苏格拉底太过狂妄自大，严重地蔑视法庭，一定要严厉处罚，最后提请陪审团投票表决的刑罚竟然是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建议的刑罚是到卫城的圆顶餐厅免费就餐
到了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才意识到这下子玩笑可开大了，问题严重了，这里并不是自己可以谋求社会地位的地方，于是正儿八经地提出愿意接受罚款，但必须是象征性地罚款。他的弟子们赶紧劝说他提出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数目，于是苏格拉底增加了罚款的力度。不过陪审团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已经被受戏弄的愤怒所掩盖。最终，在第二次投票中，苏格拉底非但没有获得陪审团的好感，本来有利于他的80票也投到了对方的阵营，360票对140票，苏格拉底最后被判处死刑。
但是苏格拉底还有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他忠诚而富有的朋友克里多在千方百计搭救苏格拉底，克里多告诉苏格拉底，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笔钱帮助苏格拉底逃跑，他的仰慕者则做好准备接应他及其家人。他的学生们到监狱去看望他，并极力劝说他逃走。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这个方案。
苏格拉底最终没有接受朋友的帮助逃走
苏格拉底说：“我一生都享受了法律的利益，我不能在晚年做不忠于法律的事。服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天职，尽管法律也有不对的地方。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最后的时刻到了，他的学生围拢过来，心情沉重地看着即将死去的老师。在太阳落山之前，苏格拉底叫人拿来一杯毒药。当狱卒带着毒药进来后，他以平静的语调对他说：“你应该知道怎样做，来吧，告诉我怎么做。”
狱卒答道：“你喝下这杯毒药，然后站起来散散步。等你感觉到脚发沉时再躺下，麻木感就会传到心脏。”
法国画家夏尔-阿方斯·迪弗雷奴瓦，1780年，现藏佛罗伦萨帕蒂画廊，画的是苏格拉底在喝毒药。
苏格拉底在饮下毒鸠之前，还与他人讨论哲学问题，在行刑的人告诉他毒药需要活动才会发作时，他毫不迟疑地活动起来。
苏格拉底服下毒汁之后的痛苦状
上面的画是由法国画家牙雅克·菲利莆·约瑟夫·德·圣康坦（Jacques-Philip-Joseph de Saint-Quentin ，1738-1780），1762年绘制的《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是苏格拉底服下毒汁之后的痛苦状。现藏巴黎国家美术馆。
最后已经躺在床上等死的苏格拉底想起了一件事，急忙拉下了盖在脸上的布说：“克里托，我欠了阿斯克里皮乌斯一只鸡。记住，一定要替我还他一只鸡。”
克里托与阿斯克里皮乌斯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关照完这件事，便安详地闭上眼睛，又盖上蒙脸布。一代哲学大师便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学生们。
伯提诺·西格纳诺利1759年创作的《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已死，周围环绕着陷入悲痛或哭号的弟子与朋友们。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思想和言论而被处死的哲学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为真理而殉道的思想家。
苏格拉底之死之谜的谜底——多言数穷苏格拉底之死成了当今世界千古之谜。原告只不过是想惩罚一下苏格拉底，并不想要苏格拉底死，500名陪审团人员也没有人与他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苏格拉底被起诉的罪名也是雅典律法没有规定的罪项；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不是死于人们公认是残暴的专制政体下，而是在古希腊号称最珍视人类言论自由、最民主的城邦雅典，由人民按合法的程序，公开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经过大陪审团民主的投票，最后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引进新的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
长期以来，对于苏格拉底之死之谜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因为他主张专家治国论。苏格拉底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而反对在雅典当时实行的以抽签选举法实行的民主。
大卫，1787年，现藏于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
苏格拉底说：“管理者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人，不是那些由民众选举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管理的人。”
苏格拉底有关“精英治国”的思想，被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所遵循，但就当时有投票权的陪审团的成员而言，很多人可能是文盲，很多人可能根本无法理解苏格拉底在说什么，当时属于雅典的黄金时期，很多人可能会反感苏格拉底的专家治国论。但对于崇尚言论自由的雅典人而言，身处社会下层的苏格拉底的一些相对比较过激的言论，还不至于让那么多的陪审团成员有杀死他的倾向。
要想揭开苏格拉底之死之谜，我们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之中来寻找答案。因为老子的《道德经》是全世界唯一一部揭示人事学说要害的哲学巨著。老子比苏格拉底大100多岁，他虽然不可能认识苏格拉底，但老子却总结出了人事交集之中的发展变化规律。人在社会力量面前都是很渺小的，老子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人事交集之中的天机所在，不服不行。
《道德经》揭示出了宇宙之奥、生命实相和人事要害
《道德经》第五章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话如果说得太多，自然气数就会穷尽，还不如采取中庸之道，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应对，不能不分场合就把话说足说尽。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这不正是应了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了吗？也就是话说得太多了，以至于把自己弄到了气数穷尽的地步——“多言数穷”。在学生们眼里，苏格拉底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思想高贵的圣人，但在被彻底激怒的那些保守派眼中，他是一个危险分子。
苏格拉底一开始看不清形势，分不清场合，没有危局意识，竟然想通过法庭辩护来宣扬自己的专家治国论，进而达到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目的，最后木已成舟的时候才想到了通过交罚款来挽救自己的生命，但前倨后恭的态度让陪审团看到的是他的反覆无常，最终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道德经》第四十章曰：“弱者，道之用。”
真正懂得人事交集之道的人，在面对危局的时候最重要的应对之道就是学会示弱。因为人人都想表现自己，都想示强。两强相遇，互不让步，无法平衡，必有一伤。
如果自己一示弱，强与弱马上就平衡了，对方心理上得到了平衡，怨恨和愤怒消解了，就不会向恶化的方向发展。
道家始祖老子（前571-前471）
在了解和热爱苏格拉底的人们看来，老天真是太不长眼了——天地不仁，就连苏格拉底这么好的追求真善美的圣人都要被判处死刑。因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普世价值是“神爱世人”、“神是正义”，没办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但事实上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行有常，无为而治，但既不是以仁慈之心来评判是非，又不是完全没有规则地乱来。因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天地运行法则自然是既有仁慈，又有残酷，这才符合阴阳律的天地大道！
老子比苏格拉底大102岁，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这段话微言大义。就是在揭示每一个人在自己与社会发生冲突或交集的时候，应该分场合和听众，说该说的话——“守中”，而不能一味地一吐为快，直抒胸襟。
如果苏格拉底能够分清形势，认清场合，知道对象是可以决定自己有罪还是无罪，生还是死的人，根据陪审团成员的接受程度，采取老子所说的“守中”的态度，适当的示一下弱，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投票结果可能就会不同，第一次投票的时候就会无罪释放。
即使没能在法庭上一吐为快，以后在其他的时空，有其他的听众，结果自然要好过“多言”。苏格拉底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处境，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一吐为快，把自己想说的话说足说尽，把自己生命的气数全部消耗在了“多言”之上。个人在社会力量面前属于弱者，在面对危局的时候，“守中”和“示弱”的应对策略自然要比“多言”和“示强”要更加合理。
人有其长必有其短，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一个思想家，竟然也会思想短路，竟然通过如此奇葩的“多言”行为的方式而把自己送上了死路，不仅提前把自己的生命终结了，还让号称民主、崇尚言论自由的雅典城邦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处死苏格拉底蒙羞了2400多年！
老子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总结出了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人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无形的、看不到的、形而上的人事学说要害，也就是变化规律之所在，这不就是人类社会不同利益团体交际利害之所在吗？按照中国老百姓所说的话，老子在这里是用“多言数穷”4个字，一语就道破了苏格拉底之死之谜的天机所在。
苏格拉底拒绝逃走之因——圣人不仁《道德经》第五章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真正的圣人遵循的是律法，不讲仁慈与仁爱，把百姓也当作是祭坛上用草扎束的狗一样看待，即所谓大仁不仁。
苏格拉底被判处有罪以后，他的学生已经为他打通所有关节，可以让他从狱中逃走，但苏格拉底却选择不走。朋友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劝说他，最后实在是劝不动，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前，朋友悲伤地说：“我亲爱的苏格拉底，我是多么不希望你被如此不公正地处死啊！”苏格拉底平静地说：“朋友，难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处死吗？”
伟大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慷慨走向刑场，视死如归
就拒绝逃走的理由苏格拉底说，“假定我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你想采取行动来破坏我们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开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法律规定，判决一经宣布就生效。我们能这样说吗？‘是的，我是打算破坏法律，因为在我的审判中国家通过错误的判决，冤枉了我。’”
苏格拉底借助雅典法律说：“如果我们（指雅典法律）想要处死你，并坚信这样做是公正的，难道你以为你有特权反对你的国家和法律吗？你以为你可以尽力摧毁你的国家及其法律来作为报复吗？”，“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你并不是我们法律的错误的牺牲品，而是你的同胞们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你以不光彩的方式逃离这个地方，以冤报冤，以罪还罪，破坏与我们订立的契约，伤害了你最不应伤害的----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法律；——那么，你生前将遭到我们的憎恨，死后当那个世界的法律知道你企图伤害我们----他们的兄弟，他们也就不会友好地对待你。”
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这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律的真正含义——“圣人不仁”——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才能有国家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存在。
也许法律会一时枉正错直，但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个苏格拉底都服从法律的基础之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毅然选择了赴死。
苏格拉底为了律法的尊严而死了，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的圣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苏格拉底大仁不仁，宁愿对自己不仁，以自己为“刍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律法的祭坛！
因为他看来，法律一旦裁决，便即生效。因而，即使这项制度的裁判本身是错误的，任何逃避法律的制裁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他也没有权利躲避制裁。
无独有偶。在苏格拉底死后大约4年左右出生的中国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鞅（约前395—前338）在秦国实施变法的时候就是一位“圣人不仁”的法圣。
法圣卫鞅（约前395—前338）雕塑
卫鞅认为：立法立制就是要以洞察防范人之恶性为其出发点。治国之难，不在治善，而在治奸。卫鞅在秦国制定有禁止私斗罪。面对犯法的人太多，包括秦孝公都想放水的情况下，卫鞅坚定地坚持唯有惩恶才能扬善，所以要想根除私斗，惩治凶犯决不能手软。
卫鞅是一个真正的法圣，把百姓当作是祭坛上用草扎束的狗一样看待，他才不管哪个人是良善百姓，哪个人曾有功于国家，哪个人是流氓混混，依法一次刑杀了因为争水私斗触犯刑法的700多人。
在一般人看来，卫鞅冷酷无情，是一个酷吏，可执法结果如何呢？以前的秦国人跟敌国打仗的时候胆怯，但平时私斗成风，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经过卫鞅这次“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毫无仁慈之心的严酷执法之后，律法的尊严自然就会被塑造起来。
《史记》评价其后果说：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卫鞅把自己祭向了律法的圣坛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在面对报复的时候，商鞅同样如同苏格拉底一样是一个圣人，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刍狗一样送到律法的祭坛，最后被车裂——五马分尸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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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文化学者
郭文喜
2017年1月7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