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晚清的各类回忆录、掌故见闻中，庄士敦作为“帝师”讲述溥仪个人命运乃至晚清民国历史的《紫禁城的黄昏》堪称经典，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曾以此为蓝本拍摄电影《末代皇帝》。日前，世纪文景推出掌故大家高伯雨译注《紫禁城的黄昏》，以客观的眼光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点评和校正，显示出高伯雨和庄士敦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之间的裂隙和对话。
末代“帝师”与掌故大家眼中的近代中国
来自英国的“帝师”
1898年，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人庄士敦，通过英国殖民部的选拔考试，以东方见习生的身份被派往香港，随后又被派往当时英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威海卫担任要职。这期间，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能读懂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中国的佛教、儒家文化都有涉猎研究，被人们称为“中国通”。
庄士敦
1918年，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帝师”之职，经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清室聘请庄士敦为溥仪的老师，聘期三年。聘期结束后，庄士敦仍然留在溥仪身边，此时他已超脱“帝师”身份，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为保证溥仪的安全，庄士敦四处奔走，向英国、荷兰、日本三国公使求助，费尽周折终将溥仪转移至日本公使馆。这个过程中，庄士敦与英国驻华公使关系闹僵，他的“帝师”生涯宣告结束。
庄士敦晚年在英国
1930年，回到英国的庄士敦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并把他与溥仪近十三年的密切交往撰写成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1935年他最后一次到中国，并到长春看望已是伪满皇帝的溥仪，婉言谢绝了溥仪的留任邀请。但对中国、对溥仪他依然念念不忘，用著作版税买下了苏格兰西部的小岛，岛上建起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及各种古玩。他给岛上的居室取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皇帝厅”，宅邸前挂起清朝的龙旗，逢年过节穿戴上清朝的朝服。1938年，庄士敦带着他的中国情结在孤寂中离世，时年64岁。
庄士敦与溥仪兄弟在御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庄士敦、溥杰、润麒(皇后婉容之弟)、溥仪
作为“帝师”，庄士敦得以深入宫廷，从个人的角度讲述清廷的衰亡。他笔下的紫禁城里，一砖一石无不带有忧郁苍凉的色彩。他历数内务府的功过得失，痛斥其后期的腐朽、贪婪，认为正是这一机构在王朝统治的瓦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回忆溥仪生活起居的细节、少年时代被迫接受的荒谬扭曲的复辟教育，对于这位后来成为丧权辱国代表的傀儡“皇帝”，客观上持有理解之同情态度；他目睹国家权力在不同势力之间流转争夺，相信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憎恶党派政治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虚伪——他发出的议论固然保守偏见，但也不无历史的真相。
庄士敦（左）、婉容（中）以及婉容的家庭教师伊莎贝（右）三人摄于紫禁城
尽管庄士敦的笔触始终围绕着清廷和宫禁，但近代中国的宏阔图景也在书中如卷轴般展开。从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到袁氏称帝失败、张勋复辟、冯玉祥兵变并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这些历史波澜都在紧密牵动着小朝廷内看似寂静的一隅，改写着溥仪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走向。只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庄士敦不可避免地被难以逾越的无形隔阂包围，他屡次向李经迈写信，发表对于紫禁城内部管理、溥仪个人生活以及整体政局的看法和建议，“我既然为逊帝信任，推心置腹，我也不管许多，我将尽力保持我的地位，做逊帝的教师或做他的可靠的顾问”，但这些意见最后往往化为无奈的叹息。
除了《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还著有《从北京到曼德勒》《佛教中国》《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与近代中国》等著作。与一般的来华西方人士不同，酷爱中国文化的庄士敦认为应保护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及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对基督教传教士企图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做法提出“抗议”，他也因此在回国后不被英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备受冷落。
溥仪多了一个“灵魂”
在庄士敦之前，溥仪已经有了几个教他读书的中国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不同于几位遗老向他灌输的“恢复祖业，完成复辟”观念，这位洋师傅为他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溥仪曾在自传中坦承，庄士敦是他的“灵魂”，师生之间深厚的精神联系不言而喻。因此，在《紫禁城的黄昏》里，作者对溥仪倾注了最多的笔墨，正如同他对溥仪倾注的心血。
庄士敦与溥仪
自从入宫，庄士敦就希望溥仪能够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摆脱诸多遗老为他设立的陈规旧俗，他在溥仪身上寄托着自己的文明想象和政治理想，一直称其为“我的龙”，希冀他做一个“有自由思想、有爱国精神和有文化的中国绅士”，成为一位开明的现代君主，这一愿望显然只是美好的幻想。然而，洋师傅的苦心，并非完全付诸虚空。庄士敦在上课时带外国画报给溥仪看，让他认识画报上的飞机坦克，与溥仪讨论国内外时事，对溥仪的学习、身体锻炼乃至婚姻都有所建议。在庄士敦的熏陶下，溥仪从此喜欢上西方物质文化。因为庄士敦嘲笑中国人的辫子，溥仪下定决心，终于不顾师傅们的劝阻，完成自己的剪辫子革命，并引起紫禁城内的剪辫风潮——在溥仪的人格独立史上，这是为数不多向前进的一步。庄士敦还是溥仪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曾促成胡适与溥仪的会面。
庄士敦（右一）、郑孝胥（右二）、溥仪（右三）
庄士敦希望能够由溥仪主导，改革内务府，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于是1922年，溥仪决定清查自己的财产。但财物清点刚开始不久，建福宫便发生火灾，溥仪猜测这是有人有意纵火，最后，他做出决定，除了太妃身边不得不保留的一些人，将剩余所有太监遣散。其后，溥仪挑选了几位前清大臣，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务。只是事与愿违，内务府首席大臣郑孝胥还来不及展开整顿改革、裁减人员、开源节流计划，就被那些憎恨他的中饱舞弊者逐走……小小的紫禁城里面临的改革困境，也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重重弊病的缩影。
在庞大顽固的复辟派裹挟之下，溥仪最终出逃东北，投入日本人的罗网，庄士敦此时已经不在溥仪身边，对其命运深怀忧虑但爱莫能助。
英文版《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英文版扉页上，庄士敦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十五年前在紫禁城里我们的一段愉快的关系。本人很诚恳地希望皇帝陛下在经过黄昏与长夜之后，黎明和新的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同时，在长城内外他的子民都将和他一样过着愉快的日子。”
李敖赞高伯雨译本有“戏肉”
《紫禁城的黄昏》已有多个中译本，掌故名家高伯雨译本的可贵之处在于使用了同时代的报刊、日记、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等材料，补充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不能见到的诸多隐秘细节。如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提到“决定先到我的父亲家里去”，庄士敦记载的却是溥仪被鹿钟麟等人押往醇亲王府。高伯雨译注:“我相信溥仪说的是真话，鹿钟麟除了不许他入住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外，他要住到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并无限制，而溥仪自己选择北府，也是很适当的。”
高伯雨（1906—1992年）
高伯雨出身广东澄海的豪门家庭，博闻强记，爱好广泛，交游广、读书多、兴趣杂，喜欢绘画、金石、书法。曾留学英国，主修英国文学，回国后，先是在北平跟溥仪的堂哥溥儒习画，随杨千里学篆刻，结交了很多前清遗老和掌故名家，慢慢地迷上了写历史掌故，后在上海工作，抗战后避难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报纸撰写专栏，曾用笔名有林熙、秦仲龢、温大雅等，以谙于掌故驰誉香港文坛。他一生著述字数过千万，但大都是掌故文字，散落各处，直到晚年才出版一本文集，而他的其他作品以《听雨楼随笔》为名陆续结集出版，已经是他去世之后的事了。香港老报人罗孚称赞高伯雨，“对晚清及民国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
1934年春，高伯雨从伦敦《时报》附刊《文学附刊周报》得知《紫禁城的黄昏》将出版，立即致信上海的别发书店为他留下一部。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高伯雨都很熟悉，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遗老，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对于他们的生平，高伯雨随时可以详细道出，而且他本人与陈宝琛、金梁也相识，所以他相当自信地回忆，翻译此书的过程堪称“运笔如飞”。他曾听陈宝琛讲庄士敦一件趣事，庄士敦得赐“二品顶戴”后，立刻定制清朝的官服，第一次装扮成清朝大臣，却令人好笑:身上穿的是蓝袍长褂，下身穿的却是一条洋服裤子；头戴红顶缨冠，胸悬朝珠，但颈际仍然围着一条西洋人常见的白硬领，更令人笑不可抑的是脚踏英国式皮鞋一双，“成了‘清’英合璧的‘两朝领袖’”。庄士敦后来知道了这是个笑话，才请内行人替他打扮一番，装成一个道地的清朝大官儿模样。
庄士敦
高伯雨对于晚清掌故信手拈来，却从不以夸张渲染和奇闻逸事博人眼球，在翻译中，即使是并不紧要的人名，他也仔细考证辨别。《紫禁城的黄昏》中奉命到车站迎接庄士敦到京的Ni Wen-te一人，高伯雨不知此人是谁，只好音译为倪文德，并作注释，几年后查出确有其人，才放心“把倪文德名下的音译两字删去”。
高伯雨以秦仲龢之名译写《紫禁城的黄昏》最早于1965年在香港出版，1988年台湾李敖重印此书，封面印上“李敖推荐”四个大字，对高氏译写之功推崇备至，称其“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议，精彩非凡，虽然议论之中，不无党见；然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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