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突然想起“家”这个话题。一个怀旧的题目，不想做，越是不想越放不下。这不，一幕幕地就这么拉开了。
我最怕别人问，你是那儿的人？你问我，我问谁去。在军医院里出生的人，抱在襁褓里就开始行军。只好给人说：我是在哈尔滨生出来的。我比共和国早一年来到这个世界，当时，行军时抱我的那位15岁的小通讯员，现在已是离休老干部了。
他对我家一直很好，前几年母亲在世时，还年年寄贺卡来。总叨叨说，人家是抱枪干革命而他是抱孩子抱出个离休资格。
他抱我跑了半个中国，等到我有了记忆，他便离开了我家。
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的第一个家，是成都西胜街的一处旧宅。
这宅子的老主人肯定曾经风光过。两进的两处大天井，还有一处下人住小院和宽如操场的后院。前面的天井，原先就像是办公的地方，有大客厅、小客厅、书房、写字间。房高檐阔。檐下是一根根又粗又高的柱子，红漆刷过，立在天井四周，如卫士，守着天井中的大花坛。
花坛中是一棵大铁树，四周开繁了一些美人蕉。今天回想到这些，我想这大概是个妻妾成群小军阀的公馆。花坛四周是四只大鱼缸，早没鱼了，水还满满的，说是防火。这是母亲上班的地方，我只进去过一两次，觉得阴阴沉沉，一进去就像爬在墙上的小壁虎，怯怯然。我们的家在后面的小天井里，三家人，住了三厢，剩下一厢，好像是用来当了库房，总挂着一把锁。
1953年与母亲、姐姐在成都。
我们搬进这里之前，家里出过大事。母亲被开除了党籍，父母离婚，我与姐姐仍和母亲一起生活。
28年后母亲才平了反，孤身一人住进了干休所。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搬进这旧宅，人们喊我母亲不再是“张部长”而是“张科长” 了。我不知道这变化的含义，我只觉得搬到这里之后，我有了家，也有了妈妈。
在这以前，干革命的母亲根本顾不上我们姐弟俩。我姐姐在小学读书，就在老师的家里住。我有个保姆，保姆干脆把我带回到她远在内江的家，成了她家的一员。我还记得那个家，江边，青石板小路，小院瓜棚。在西胜街这处旧宅里，我才有了自己的家。木结构的住宅，雕花玻璃，红红蓝蓝，好看。
多雨，潮湿，青苔绣绿了石阶和小路。屋门外有一丛含羞草，长得出奇地茂旺，有我一半高。只要轻轻一碰它，它就整个瘫倒在地上，像梅兰芳演的《宇宙锋》，那时候到处都贴着这张电影海报。
以后再没见过这么繁茂的含羞草。大概院子闲了多年，没有人来打扰它，于是它就自由自在，精精神神地长得不合规格了。平时我们姐弟依然不在家，姐姐住学校，我也住学校，只有放假了，大家才回到这个家来。
母亲依旧很忙，没有专车了，那时这里也没有通公共汽车，母亲骑着一辆自行车，常常不是她把别人撞了，就是别人把她碰了。这里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记住这个家。放假了，我常常独自在家。母亲会留下作业，同时会把一个杯子反扣在桌上，里边放着她留下的东西：“做完了作业再看。”我总是按她的要求去做，一边做作业，一边看那杯子，好像那是母亲守在身旁。掀开茶杯，里面会有一块点心，或是几块糖，有时会有一张电影票，每天的东西不会一样，但总会有一角钱。
父亲是在郊外的大学里当头头，放假了，他总接我们姐弟去那儿住一些日子，然后用车送我们回到这个家。平常我们也去看父亲，这时候，母亲就叫上一辆人力车，那时叫黄包车，送我去。母亲总是挑那些年纪大一点的慈眉善目的车夫，说好价钱，把钱先付了，仔细记下车背上的号码，然后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远去。在我记忆中，母亲从不说父亲的坏话。从那时起，每次我回望母亲，总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笼罩着她。 西胜街的家，给我的童年留下最清晰记忆：细雨，青苔，一丛含羞草。
②
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认定为“故乡”的地方，陕北的一个小山庄，曹坪。我在那儿插过队，为那儿写过诗，也写过散文，还写过小说。 但这窑洞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几年前，再回陕北，妻子一定要去看我的旧居，到了跟前，只剩一孔残窑，里边拴着一头驴。
曾住在这孔窑洞里的两位老人已经过世了，两个矮矮的坟堆就在背后的山峁上，他们还守着自己的家。也许，这个破窑洞给予我的，就是这块高原能给我的，我才为它写了长诗《干妈》，写了那么一些文章，将这孔窑洞保留在我的世界里。
在曹坪，我曾和北京知青住在一起，那是三孔羊圈改成的知青点。知青点的生活虽苦，但还是一种降格的“城里人”过的日子，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干农民的活，做城里人的梦。快30年了，在这里和我一道生活过一年的知青，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朱毅力、王明镜、张桂兰、鄢小园、郭苹、沈宁、范家辉、马德祥……还有一男一女，想不起名字了，他们当年的模样还记得起来。看来，这是时间在发出信号，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但经历过的却永远成为一种记忆。
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国家有几乎相同的年龄，骄傲者说是共和国同龄人，更多的是说我们是“老三届”，是“老插”。无论如何不可抹掉这个“插队”，对一代人的影响。我再回曹坪，知青住过的羊圈窑，砌上石头窑面，变成了小学校。这倒好，让知青点，变成了这个山村的一个话题，一个标记或许还会是一个传说。
1970年在延安插队当生产队副队长。
当时我到那老两口家里去，是今天的人不太好理解的理由：想彻底改变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不是城里人了，就做个真农民。我在那孔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一年时间。一个在“文革’时期受歧视的“黑帮子女”，我十分感激这两位老人给我的一切，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长诗《干妈》，就是我这种生活情感的记录。
但我后来却又主动搬出了这老两口的家，重要的原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
在那个家，我能做到每天吃糠菜，至少有一餐是以糠菜为主。在那个家我成了全劳力，能干男人干的所有农活，我当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在这个窑洞住的时候。在那个家，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男主人是饲养员，名叫栗树昌，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叫过这官名，直呼其“老实人”。我在《魂牵梦绕》里面专门写过他，我说：“他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忘掉他的存在，他存在的方式是尽可能地让你感受不到他活着对你有什么妨碍。人们喊他老实人是因为他不与任何人作对，也接受任何现实，不说话，不发牢骚，那种百分之一百的逆来顺受，最让我无法接受而且恐惧，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的老实人。”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和两位老人在一起，他们从没有说今后怎么样，从没有想过改变一下，一切都这么熬着，过一天算一天地过着。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过去，他们也年轻过，他们曾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还有了外孙。但他们不爱回忆，说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没有希望的日子他们心安理得地过下去。这是一种没有精神内容的生活，如果我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读书，那么，我也许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一辈子，但我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所以我忘不了做梦。同甘共苦易，同床异梦难。
有时深夜醒来，听见两位老人的鼾声，我就在想，他们的梦是什么呢？我没能在这里住下去，我回到了知青点，然后经招工离开了这里。我爱这里，但我又离开了这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无梦的生活，而不是穷。
我在《干妈》中写道：“山村最美的享受是早早地睡。”我借干妈的话说我的心声：“年轻人爱光，怕黑洞洞的坟。”知青们来了又走了，他们如飞鸿，没留踪迹；知青们来了又走了，给山村只留了个年青的梦想：到外面看看，到外边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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