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倒下、接着冲锋、继续倒下,一昼夜的前仆后继,换来的只是太平军的尸横遍野与血流成河,而咫尺之外的安庆却依然遥不可及。
惨败,一种肉体凡胎对抗铜墙铁壁的无力和挫败感涌上心头。隔着眼前那两道看似永远无法逾越的深壑,陈玉成最后眺望了一眼不远处正在被硝烟吞噬的城池。
在竭尽所能之后,年轻的太平军统帅只能用这种方式,与即将天人永隔的安庆做最后的告别,然后含着热泪与不甘,策马消失在城北的崇山峻岭之间。
22个月的坚守、四万精锐太平军的生命、一座至关重要的城市和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一切就这样突然结束在了初秋和煦的阳光之中。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战争中拼尽全力却看不到一丝获胜的机会,更可怕的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依然没有找到任何战胜对手的办法。
这就是1861年9月之后,英王陈玉成和整个太平天国不得不面对的困局。
从1857年九江之役开始,湘军已经找到了太平天国的“命门”——由上游依次而下,逐步夺取沿江据点,摧毁对手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直至兵临天京。
而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湘军在九江、安庆两大长江重镇所采取的“长围久困、围点打援”的战术,即使到最后的天京决战时,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依然没有找到破解之法。
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安庆保卫战,在攻守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太平军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却几乎全方位地陷于被动。
陈玉成左支右拙、疲于奔命,在付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牺牲和努力后,最终却眼睁睁地输掉了这场关乎气运、国运的决战。
当然,纵观整个战役,太平军之所以会失败,固然是因为其内部存在种种致命的矛盾与问题,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作为掘墓人的湘军主帅曾国藩,在战役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忍与决绝,甚至是异乎常人的冷血,才最终将安庆,变成了太平军的坟场……
势均力敌的安庆之战九江、安庆、天京,是湘军与太平军依次交手的三大最重要战役,战斗的过程异常相似,无非就是湘军发挥“结硬寨打呆仗”的特点,设长壕深堑封锁目标城市,在围点打援的同时,通过长时间的围困、消耗使城内太平军逐渐丧失战斗力,最终以“穴地攻城”之法一锤定音,炸开城墙,攻破城池。
但三次战役失败的具体原因,却又各不相同。
发生于1857年初的九江之役,因为太平天国刚刚遭遇天京事变的重创,根本无力西援,湘军在开局便占了先机。
当年6月时,翼王石达开又负气出走,导致太平军元气大伤,面对浔阳孤城,更是有心无力。
到1862年天京决战前,在经历了九江和安庆的惨败后,当时的太平天国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正面战场既顶不住湘军主力的顺江东下,侧翼的江、浙两省,当时最具实力的李秀成兵团和李世贤兵团,又分别被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压制。
李氏兄弟自保尚嫌不足,更遑论救援京师。而内乏粮草、外无援兵,困守孤城的天京之战,胜负其实从一开始便早早失去了悬念。
但安庆保卫战则与九江、天京完全不同,首先曾国藩在进攻安徽之前,1858年的11月,湘军遭遇了其成军以来最大的三河镇惨败,实力受挫、军心涣散、士气低迷。
而1860年的太平天国,可以说是正处于天京事变之后,其实力最强盛的一段时期。
当年4、5月间,“太平军双子星”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攻破了天京卧榻之侧最有威胁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6月李秀成攻陷苏州,占据富庶的苏常地区并顺势建立了苏福省后方根据地。
此时的太平天国,既有安徽省的前沿阵地,又有苏福省的后方凭恃,不算天京城中的人马和分布各处的兵力,仅仅是陈玉成和李秀成兵团,便都是各自拥兵十几万的庞然大物。
湘军休养生息一年多之后,到1859年底东犯皖省时,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在五万人左右,此时不说太平军占有绝对优势,双方至少是势均力敌的状态,但战争的走向,却完全没有体现出双方实力的正常对比。
四路伐皖与合取湖北1859年底,湘军在主帅曾国藩“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战略思想指导之下,倾水陆之师,由湖北分兵四路东进安徽。
天京事变之后,英王陈玉成接手了翼王石达开对安徽的管辖权,皖北也逐渐成为了陈玉成兵团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只是恰逢湘军大举犯皖之际,陈玉成一直在苏皖江淮之间东西驰骋,以援京为急务。而太平军战略重心的东移,导致安徽防御相对空虚,这也为湘军迅速占领安庆周边城镇提供了机会。
到1860年春季,在太平军猝不及防之下,湘军快速攻陷太湖、潜山、枞阳等外围险要,将战线直接推至安庆城下。
面对安徽的困局,天京方面也迅速做出反应,洪秀全决定以当时最强的陈玉成和李秀成兵团,分别沿长江南北两岸对进,以钳形之势夹击上游的湖北,迫使湘军撤兵回救,以达到解救安庆的目的。
对于双方所采用的战略,在战争初期,其实都是相当正确的,湘军依然是沿用了之前步步为营,扫除并控制外围,然后重点包围核心区域的套路。
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直接反扑安庆,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实力的考虑——太平军后期虽然部队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战斗力与天京事变前相比,整体上已经下降了不少。
将大量兵力投入到与对手的围城打援之中,看似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更何况由于水面力量的缺失,湘军水师还牢牢控制着长江交通线,运兵、补给都较太平天国更为便捷,以安庆为据点,去和湘军打长时间的消耗战,也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而之所以选择攻击湖北,是因为自1856年胡林翼实授湖北巡抚,并搞定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之后,战争中所需的钱粮兵械、医药补给,包括在武昌城中训练的新勇,均经由长江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湖北已逐渐成为当时湘军赖以生存发展的后方基地。
因为湘军的大举西进,导致当时的湖北防御十分空虚,即使省府武昌,守城也仅马队百数十名,营兵2000余名,总共不足3000人。
按照洪秀全的战前设想,由主力的两大兵团直捣湘军后方,攻敌所必救,迫使其调兵回援,安庆之围将不战而解。
计划自然是没有问题,战略上也是当时太平天国能做出的最好选择,只是洪秀全忽略了自己阵营内部存在的众多矛盾,而又将曾国藩这个对手想得过于的简单。
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从此后的战争进程和结果来看,“围魏救赵”的战略构想,洪秀全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首先合取湖北的两大主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对于救援安庆的态度就有天壤之别。
安庆是陈玉成的根本所在,自然是迫切地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除威胁;但李秀成在1860年时刚刚打下苏州,其裂土封疆的苏福省正在如火如荼的营建之中,心有所属的忠王对于事不关己的安徽,自然提不起半点兴趣。
1860年9月,陈玉成率先由天京启程,途径安徽时,救援心切的英王直接选择进攻皖北湘军,在作战连续失利的情况下,继续沿长江北岸西进湖北,其后陈玉成兵团长驱千里,并很快于1861年3月陈兵鄂东重镇黄州,离武昌仅两百里之遥。
眼见英殿大军即将兵临城下,湖北巡抚胡林翼却身在太湖督战,一时之间难以回援。
大难临头的武昌城,此际兵力空虚且一片混乱,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胡林翼更是五内如焚、呕血不止,面对可能到来的恶果,病中的胡林翼甚至无比心痛的责怪曾国藩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而同样坐镇安徽指挥的曾国藩,此刻却分外冷静,其直言“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对于太平军的大规模进攻,湘军主帅根本无动于衷,完全没有撤军的打算。
而合取湖北的另一路主力,忠王李秀成一再迁延,最后还是在洪秀全的严旨催促之下,才于1860年11月发兵,此时,陈玉成兵团出征已两月之久,两翼齐飞的合取湖北之势,从一开始就成为了陈玉成的独角戏。
出发前,英、忠两大兵团原本约定于次年3月在武昌城下汇合,但陈玉成在黄州苦等李秀成大军不至,又被当时英国官员巴夏礼以保护租界为由,威胁其停止进攻省府。
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陈玉成,就这样放过了夺取武昌的大好时机。而李秀成此时尚在长江南岸的皖、赣各省闲庭信步,一路招兵买马忙于扩充实力。
等1861年6月,忠王终于率军抵达武昌城下时,不仅清兵的防御已经得到了加强,而陈玉成也早在三个月前便已无奈东返,回兵安庆死磕湘军主力而去,此时的李秀成就更没有攻打武昌的必要了。
武昌危机来势汹汹,结束得也非常突然,因为陈玉成的优柔寡断和李秀成的私心作祟,南北两路大军无功而返,合取湖北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但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的见死不救,并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恰恰是湘军主帅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胡林翼作为湖北巡抚,负有守土之责,所谓关心则乱,而曾国藩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理智。
拿下安庆和守住武昌,其结果及影响对于湘军而言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假设英、忠二王能同心协力拿下武昌,但湖北远离天京,湘军又遏控水路,在缺乏后援、策应和补给的情况下,这支孤军能否继续守住城池将是很现实的问题,即便能保有此地,从全局来看,也很难对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
但安庆是天京西面的屏障和门户,“安庆一日无险,则天京一日无恙”曾国藩攻不下此城,永远也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而湘军一旦撤兵回援,要再想找机会围困安庆,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湘军可以暂时放弃武昌,但太平军绝对不能失去安庆,这就是曾国藩坚持的底气。
既分胜负,也决生死在武昌、安庆的得失取舍之间,曾国藩始终掌握着主动,而运气也站在了湘军这一边,武昌最终化险为夷,安庆也仍然处于其重兵围困之中。
如果说武昌告急时曾国藩的不动如山,是洞悉一切后的坚持,那么在整个安庆战役中,湘军主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则让人感到后怕。
战役之初,湘军顺利攻陷安庆外围州县,而几乎同一时间,1860年5月太平军也在取得东征胜利后,连克苏锡常三大重镇,兵临沪上。
苏南地区是赋税重地,可以说是清廷的命门所系,咸丰帝迫切地希望曾国藩能反攻江苏。
曾国藩又刚刚被朝廷委以两江总督之要职,管辖苏、皖、赣三省军政民务,解救江苏自是责无旁贷。形势所迫之下,曾留下主力继续围困安庆,只是象征性地将指挥部由安徽宿松前移至皖南祁门,摆出一副向苏常靠拢、随时准备反攻的架势。
但其实跟后来的武昌一样,此时的曾国藩,根本没有救援上海的打算,只是与武昌不同的是,维护苏南地区安全,是两江总督职份所在,但此时两江总督曾大人的眼里和心里,只有一座安庆。
对武昌、上海无动于衷,对自己也相当冷酷无情,移营祁门后,李秀成十余万人的部队途径皖南,误打误撞之下,竟意外逼近曾国藩大营。
此时曾国藩的总督行辕只有两、三千人护卫,而祁门又形同锅底,一旦被围,湘军主帅势将插翅难飞。
险情突至,祁门之内人心惶惶,而刚刚跟朝廷汇报的移营地点又不能再轻易更改,那么要想保全性命,曾国藩就必须调动江北围攻安庆的部队,立即南下增援。
但生死存亡之间,曾国藩连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了,宁死也不调动安庆城下的部队,甚至在祁门大营内写下遗书,哪怕玉石俱焚,也要打下安庆。
曾国藩的视死如归,透着一股文臣“忠孝节烈”的执拗,也充满了武将“马革裹尸还”的悲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湖南人“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的性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但忠王李秀成志不在祁门,也并不知道湘军主帅驻节于此,在祁门外与鲍超接战不利后,便南下转入江西而去,曾国藩也因此最终逃过一劫。
曾国藩可怕的坚持1860年8月底,紫禁城中突然传来噩耗,英法联军由天津北塘登陆,京师岌岌可危。
咸丰慌忙给正在祁门的曾国藩下旨,命其挑选精锐三千人,由鲍超统领,速速启程进京勤王。
兼程前进,克日赴京,(鲍超)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
三千人虽说不多,但此时安庆之战正处于关键的相持阶段,即使增兵胜负尚未可知,哪里还容得再减员,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道理湘军主帅肯定明白。
而鲍超更是湘军阵中第一悍将,曾国藩就更是打心底里不愿意拿自己的“心头肉”去填北京的“无底洞”。
为了安庆,曾国藩可以不要武昌,不管上海,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但如今君父有难且圣命难违,总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吧?
但曾国藩依然是按兵不动,8月26号接到圣旨,9月6号才具折回禀咸丰,表明勤王之事,非同小可,鲍超职衔太低恐怕难当大任,请朝廷下旨,从曾国藩与胡林翼中任选一人负责统帅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此举可以说是相当高明,表面上是对领兵勤王的谨慎与高度重视,实际上安徽距北京何止千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运转速度,即使是加急廷寄飞,恐怕没有一个月时间也休想往返。
曾国藩的拖延之策果然起到了效果,到10月初时,恭亲王已与英法列强达成合议,咸丰再次下旨,湘军不必进京。
曾国藩作为湘军主帅,在认定安庆这个战略目标后,别处的得失、他人的安危、自已的生死,包括大清的江山社稷与皇帝的身家性命都只是次要的问题。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鱼死网破亦在所不惜,战场上与这样的人成为对手,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也正是曾国藩的可怕之处。
而湘军的特长所在便是“结硬寨打呆仗”,其围点打援的目的,除了困死城内守军,也可以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在没有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太平军投入再多兵力,都很难改变局势,从这一点来看,1861年的安庆,注定将是太平军折戟沉沙的埋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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