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电视制片人把“西方的”纪录片风格与一种“原始的”表征模式结合在一起,以此来摧毁“野蛮的”心智这一观念。他们不是简单地去适应西方的规范,而是使电视为己所用。这种风格与西方的人类学电影那种热切的展陈完全不同,它轻松愉快,而且主人们都是直接向观看者说话。
西方人可能会担心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技术化处理会导致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但是原住民们却相信用电视录像来展现一种仪式,实际上可以增强其威力。
1987年,原住民拍摄了影片《巴巴·基乌里亚》,在这部影片里,原住民“探险者”发现了澳大利亚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烤肉野餐—原住民们即以此来命名那个地方,而且用的是人类学的方式。这部影片强化了西方人的文化震惊感,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那些被认为是蒙昧未开化的人们也使用了“他们的”技术。
早在1969年,当人种学电影拍摄人让·鲁什在《一点点接近》里面描绘一个名叫达穆尔的非洲人怎样以人类学的眼光来打量法国人时,就已经探索过这种文化上的震惊感。
让·鲁什拍摄的纪录片《一点点接近》海报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作《媒介即信息》里面最有力的意象之一是一群穿着传统部落服装的非洲人在看电视。在麦克卢汉所想象的世界里,本土文化都将臣服于大众传媒的国际样式。但是全球村似乎并不是可以完全按照计划设计出来的。电视不只是为汉堡包和可乐的广告生产出一种同质化的全球市场。电视的全面胜利也已经创造出一种碎片化的、多渠道的媒介,它不断地与录像机和便携式摄像机展开对话,从而为那些过去从未在电视上露面的人们创造了跨文化的机会。
（余秋雨《世界戏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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