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学会创设以来，一直致力于推介湖南诗人这次学会举行吴昕孺先生的读诗会，本来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的，但因为俗务缠身，还是未能如愿吴昕孺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实力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共同提倡者、践行者，是诗屋的主编之一，近三年的诗屋主要是他负责编辑的，对他诗歌的研读是我不能回避的责任所以这次，虽然我不能亲身与会，还是要表达敬意和心声我现以从《荒原》到《原野》为题，简要谈一谈对吴昕孺先生所写《原野》与艾略特所写《荒原》两部长诗的比较后的三个心得体会 ，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吴昕喊出你的名字?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吴昕喊出你的名字
诗歌学会创设以来，一直致力于推介湖南诗人。这次学会举行吴昕孺先生的读诗会，本来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的，但因为俗务缠身，还是未能如愿。吴昕孺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实力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共同提倡者、践行者，是诗屋的主编之一，近三年的诗屋主要是他负责编辑的，对他诗歌的研读是我不能回避的责任。所以这次，虽然我不能亲身与会，还是要表达敬意和心声。我现以从《荒原》到《原野》为题，简要谈一谈对吴昕孺先生所写《原野》与艾略特所写《荒原》两部长诗的比较后的三个心得体会。
第一，作为意象的荒原死气沉沉与作为意象原野的生机勃勃。
在意象选择方面，艾略特表现出与传统诗人很大的差别，他往往将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丑恶的、无聊的、琐碎的意象引入到了他的诗歌之中。艾略特甚至将 “白骨”、 “死尸”这类阴森恐怖的意象运用到了他的诗歌之中。这样的意象与其说是客观事物的写照，倒不如说它是诗人主观意念的投射。客观现实通过诗人主体意识的折射后，被扭曲了，使人感到震惊或恐怖，或迫使人们对现实进行反思。 这也许正是现代派作家们的意图。 艾略特这里选择的意象与波德莱尔 《恶之花》中的许多意象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对诗人艾略特的影响。
彭燕郊先生很喜欢这种略微带些颓废的现代派，却对旗帜高扬的古典浪漫主义大加批判。其实，浪漫主义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更多地是带有歌颂性的，他们眼睛里出现得更多的是太阳、大海、上帝，他们同样是把自己的主观意图通过筛选了的意象表达出来。
吴昕孺先生则综合了二者，他的“原野”中既有崇高的，也有崇低的；既有太阳、月亮、繁星、日出、朝霞、植物志中象征生命的八种植物，也在形容爱的时候，用了一些特别有反差意味的形象：隐形高跟鞋、面目可憎的公文、铁火钳、吸血鬼、牙缝中的菜屑、糜烂于肠胃的排泄物，特别是用绿头苍蝇这种让人恶心的东西。
《原野》这种作为广阔抒情对象的大气、宽容，显示了吴昕孺先生的独到眼光，“原野”既有生命的蓬勃也有物种的杂芜，同时还有一抹荒凉。
“荒原”是大战后的战场遗容，“原野”则是百废待兴和白纸好画图兼有的图景。这两种不同色调的图景，都是诗人心中之意与时代画卷的精彩结合。
第二，叙事作为精致描写手法或是抒情策略。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区别就是：对世界的把握，东方文化喜欢从大处着眼，从整体入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西方文化则从细处入手，解剖细节，从人的理性、情感入手。所以，西方多叙事诗，而东方多抒情诗，西方的《神曲》《奥德赛》《伊利亚特》，东方的《诗经》《离骚》就是各自典型的代表。这种文化印记在《荒原》和《原野》中分别得到了继承。当然，吴昕孺先生的《原野》也有暗线的叙事，但那是类似于中国国画的天马行空和写意，体现出汉语的妙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些飘忽不定。然则《原野》中成长的叙事、爱情历程的叙事，都在诗中有可资考证的线索，只是没有对于相应细节的描述。《原野》第二章《时光书》有一个主角：王母。在这章诗中，也有关于她的一些行为的记叙，如为别人的爱情操心、颁发律令、划开银河然后追悔莫及，但这种叙事只是点到为止，这四种动作淹没在几十倍的直接抒情和反思中，叙事作为抒情策略的手法是很明显的。
比较而言，《荒原》更像叙事诗。虽然作为诗来说，它当然是主情的，但以叙事、描绘场景为手段，细节和情节的描绘相当精细，借故事的描写以突出荒原这个宏大背景的意图也很明显，特别是这首诗的第二节《对弈》，这一节几乎就是在描写一对偷情男女的苟且过程，一开始是写实的场景：椅子、镜子、桌子、珠宝、香水、壁炉，还有两个人无聊的对话，这场苟且从开始布局的华丽到最后收场的草草，有很强的对比和反讽，像记叙文加了议论文的手法。
当然总体来说，两首诗都恰当地运用了抒情、叙事、议论等基本的手法，只是各有侧重、各有千秋。
第三，驳杂或捡择地用典。
新诗的用典慢慢会成为一个话题，而用典在中国传统诗词的写作中几乎就是一门基本功，不知道典故就读不懂很多诗，像《滕王阁序》这种雄文，用典简直是信手拈来，你稍不留神就会错过一段历史，也会误解作者的本意，像文章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徐孺、陈蕃、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等等，都是带有深厚人文意味的文化形象和情感指向的，用好了典，表达上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荒原》可以看出，艾略特是一个用典的高手，并且，他对经典的化用与我们中国传统文人对经典的使用有很大不同，与吴昕孺先生的使用也有很大的区别。在《荒原》中，艾略特引用了36个作家56部作品中的很多典故：如腓尼基水手与商人，渔王，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与阿格坦思，圣杯，《圣经》中的荒原意象，佛教经典中的火诫与涅槃，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伊尼德》和奥维尔的《变形记》以及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有关苦难与升华，中古基督教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的《独语录》中的迦太基人，中古诗人但丁的《神曲》中的炼狱，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以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有关享受与纵乐等等，他描写荒原时顺便讽刺苏联与东欧革命，就简单地用了一下“倒挂在空气中的那些城楼”的意象和典故，化用得非常巧妙，假如不仔细阅读，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就会完全忽略掉这些极其细微的感受。
吴昕孺先生无疑也是一位用典的高手，他在《原野》中也大量使用了东西方文化中的各种典型形象和故事。一开始是嫦娥、吴刚、玉兔、桂花树、斧头的月亮组合，接着是银河两岸牛郎织女以及恶狠狠的王母娘娘超级三人组，然后就是：伊甸园和西厢的滑稽组合，螟蛉与促织的隐形组合，顾闳中仕女画，柏拉图的洞穴和背影组合，康德与庄子的星空秋水组合，卧佛与菩萨，掘地三尺与绕树三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白云在天，丘陵自出”与“将子无死，尚能复来”，五行山下的孙悟空，绽莲花的石头和达摩、马克思、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弗洛伊德、博尔赫斯祖师组合等等，这些典故大都化成了意象，精确地表达着作者心中的各种复杂情感，但又带有明确的指向性，不至于使人云里雾里看不明白。
比较而言，艾略特用典驳杂而凶狠，看似有些生吞活剥，但又因符合整体设计的需要而显得各安其所，他化用各种典故来建造荒原，用荒原统摄各种图景，主要在于展现心中之相，荒原驳杂一点，凌乱一点，乱得实在是无话可说，妙得实在是无话可说。而吴昕孺用典则讲究审慎捡择，博古通今地以意统形，主要在于表达心中之思。前面部分用典不着痕迹，后面则大都明白通晓，又能随顺融洽。两者在用典方面，都在拥有丰沛知识背景的前提下，具有高超的技巧。
此外，这两首长诗，艾略特的《荒原》描述的是二战后欧洲这个广阔的时空场景，属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虽则有很多的细节描写，但那都是带有典型意味和普遍意义的。而吴昕孺的《原野》则是基于从个人的情感经历出发，对童年、少年、青年各个阶段进行片段摄取和描绘，是一个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关于生命的切身体会，也藉此展现当下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各种情状，期间有诸多个人的思考和反思，极具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价值。
把两首长诗进行对比，我并没有拉郎配的意思，艾略特的历史地位是既成事实的，他是我们众多当下诗人难以逾越的高山，但我们总是要向上攀登，吴昕孺先生无疑是一个攀登的前行者，两首长诗的对比是有意义的，而且意义远不止于这篇短文，因为两者的知识背景、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艺术价值观有那么大的差异性又有诸多的相似性，或许吴昕孺先生并没有因为只是要向艾略特致敬而写出这部大作，但客观上两者的共存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厚的话题。
文/欧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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