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月上映了不少关于党史的电影。比如《1921》、比如《革命者》，尤其是《革命者》，它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为核心人物，回顾了守常先生一生的革命历程。
依稀记得电影《革命者》中，李大钊说的一句话：“我愿意直面黑暗，试看30年后，必是赤旗的天下！”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谴责，悍然下令，绞杀了李大钊和同时被捕的其他革命者。
临刑之前，李大钊从容不迫，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大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李大钊先生慷慨就义，享年38岁。
李大钊就义前
当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的消息传出，各大报刊为之震惊！社会各界名流无不痛骂张作霖，心狠手辣，干出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丑事。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李大钊生前在北大教书收入不少。进入苏联大使馆后，每月也至少有100块大洋的收入。
不过，李大钊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暗中资助贫困学生。以至于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妻子赵纫兰一直交不起停灵的费用，导致李大钊的灵柩一直放在寺庙里，不能入土为安。
1933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与李大钊生前好友，还有不少国民政府官员组织捐款。1933年4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自发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将李大钊烈士的灵柩从浙寺移至万安公墓。
张作霖是地道的“老江湖”，与蒋介石、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打交道多年。他不会不清楚，自己杀害李大钊等其他30多位革命志士的后果。
张作霖也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杀害李大钊，还闹出这么大的排场，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那张作霖为何不顾众人劝阻，执意要杀害守常先生呢？
张作霖
若提到张作霖为何执意要杀害李大钊先生，就必须要先和大家简单聊聊，中国近代史上爆发的两次直奉战争。
所谓直奉战争，顾名思义便是直系和奉系军阀之间的混战。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失败，退回东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投入约45万总兵力。1924年11月，随着奉军进入天津，吴佩孚率领残部出海南下，战争以奉系胜利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在天津召开会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取代国会，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总统与总理之职。
1924年，国共双方形成统一战线，联合对抗国内外反动势力。此时，冯玉祥赞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主动与苏联取得联系，与张作霖交恶。
京津地区的革命运动，在李大钊等人领导的下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张作霖、吴佩孚深感不安。加上其他反华势力，诸如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者便暗中策动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反共反赤”。
1925年底，吴佩孚与张作霖正式联合。张作霖当时苦于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相继倒戈，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
但说句实话，当时李大钊等其他国民政府的革命者，大多是以宣传为主要工作，手中无兵又无权，还不足以成为张作霖的心腹大患。
张作霖主要忌惮的是“赤化将军”冯玉祥驻扎在南口的国民军。1926年初，张作霖命令奉军出战打下南口，收编冯玉祥旧部。至此，热河、察哈尔、直隶大部北方地区被张作霖控制。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举行北伐。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
1926年底，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北洋政府的好日子也不长了。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基本群众，轰轰烈烈展开了“三一八”大请愿。
李大钊作为党中央领导北方群众的主要负责人，亦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便就此成为张作霖的眼中钉，肉中刺。
张作霖在日、英等国的窜动下，对共产国际极为仇视。张作霖认为，苏联老毛子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破坏中华传统文明，他坚决要执行“反共”政策。李大钊自然而然，便成为张作霖的仇敌。
1927年3月，蒋介石制造一系列的反革命事件，接着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已无任何继续合作的可能。
张作霖此时开始行动，他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团结起来，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李大钊也察觉到不对劲，为了顾全大局，躲避军警逮捕，李大钊带领部分同志与家人，躲到了北京东郊名巷苏联大使馆内，在苏联使馆内继续开展宣传工作。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李大钊先生想法比较简单，他只要一直躲在苏联使馆区，任凭张作霖、吴佩孚还是蒋介石，都拿他没办法。
1927年4月6日，京师员警厅派出300余人，偷袭苏俄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及16名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逮捕。
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守常先生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任凭敌人如何威逼利诱，李大钊总是一言不发。
并在狱中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于是后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张作霖下令绞死李大钊，达到“反共反赤”目的。
李大钊被捕后，许多社会名流包括当时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张作霖的亲生儿子张学良，都劝诫他不要杀害李大钊，凡事从长计议。
甚至连章士钊、杨度、梁士诒等这些“老传统”，都出面力保李大钊。张作霖也曾犹豫，分别发电报询问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张学良等人的意见。
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张学良劝诫张作霖不要杀害李大钊，张宗昌、孙传芳各有不同意见。
就在张作霖犹豫不决之际，蒋介石声称：“他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进行处决，以免后患。”
不少人认为，可能是蒋介石发给张作霖的这封密电，让他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杀害李大钊。其实这个想法还是有些简单了，因为张作霖当时的实力与蒋介石丝毫不遑多让，他不可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
之所以张作霖会不顾一切地杀害李大钊，大概是有两个原因。
李大钊等人英勇就义的场所
首先，张作霖派人突袭苏俄使馆，不仅抓走了30多位革命志士，同时还拉走了7卡车的档案。
这些档案，大多都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各派别的指令。经过翻译，张作霖从这些档案中得知，李大钊参与直奉战争期间的军事谍报工作，他还与苏联政府联合，参与中国内战。
其次，李大钊和冯玉祥的关系非同一般。再加上李大钊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一系列颠覆北洋政府的活动。
我们有理由肯定，张作霖得知李大钊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在幕后居然干出如此多反对政府的活动，使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军阀凶性大发，要不顾一切地杀害李大钊。
这样不仅可以清除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举破坏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地下、宣传等机构，同时也能为自己长出一口恶气，也就是私怨。
其次，当时张作霖应该也有想自保的意思，或者说他有意和蒋介石进行联盟。1927年，北洋政府距离垮台不远。张作霖虽占据大片北方地区，面对如燎原一般的革命态势，张作霖也有些慌乱。
再加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惨案，他便借坡下驴。明面上是听从蒋介石的意见，杀害李大钊。实际上他这一手等于釜底抽薪，既能将杀害李大钊的罪过往蒋介石身上分担一半，同时还能与蒋介石进行短暂联盟。
最起码今后奉系有了麻烦，他去请求蒋介石的帮助，也能说上话。
大家要清楚一点，广东革命军最初提出的口号是“放弃张作霖”。所谓放弃张作霖，便代表着蒋介石想对张作霖网开一面，让他回到东北。
这让张作霖感到了一丝丝“温暖”，最起码在张作霖的心里，蒋介石应该是比共产国际，还有共产党“通情达理”许多。
为了向蒋介石示好，二人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张作霖便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执意杀害李大钊和其他被捕革命者，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自身利益。
鉴于李大钊在北方地区影响力，包括他能直接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政府说上话，一旦将来东北失守或者整个华北地区有所不测，张作霖必定人头不保，李大钊就是压死张作霖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大钊（左5）
这个活跃于东北深山老林间的土匪，有时候行为处事就是那么简单。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得想方设法把你打倒。（《诗经·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李大钊已成为张作霖的敌人，这位“东北王”不可能继续听之任之，继续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
恰好，蒋介石又推波助澜，张作霖干脆将计就计。反正张作霖杀了李大钊，社会上的舆论又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大不了张作霖带着儿子张学良退到关外，一拍两散。
因此，张作霖还是带有极其浓厚的老派土匪作风，凡事不留余地，只知粗暴“一刀切”。杀害了李大钊同志，也给了我党致命性打击。
当然，这其中还有以日本、英国、法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从中作祟。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李大钊自投身革命的那天起，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当时中国共产党创立不久，既要与保守派势力斗争，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背后插刀，更有张作霖这样的军阀土匪前后夹击，我党形势十分危急。
另外，还有许多不明就里的读者，认为李大钊勾起了苏联，甚至还给他安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其实，那7大卡车的档案到底是否存在？里面的内容又是否详实可靠？已经彻底成为了无头冤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大钊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亦是革命志士，毕生致力于战胜反动政府，解放全天下劳苦大众，绝不容他人诋毁谩骂。
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体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他的牺牲表现了对革命无限忠诚和对敌人最大的蔑视。
张作霖能杀害李大钊，可他能杀得完天下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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