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讲藏书（读书会回顾韦力）

作者:石皓

摘要：韦力先生作为一个私家藏书中的佼佼者，他的芷兰斋也广为人知。浸淫古书三十年，一直在寻觅古书版本，以藏书掌故为乐，他的故事可谓是举不胜举。中国古代藏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韦力扛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大业，在全国各地寻访书楼遗迹，考察与研究，为此在攀爬中腿被截肢。正如，吴晗先生有言藏书事业：“有裨于时代文化 ,乡邦徵献 ,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 ,至大且巨”。韦力说，“收藏古书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敬。”一位藏书家对古籍和传统文化的挚爱，像一个探路者，踽踽独行，且沧桑大义。

韦力讲藏书（读书会回顾韦力）(1)

特邀嘉宾藏书家韦力

韦力讲藏书（读书会回顾韦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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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22日下午，由中国美术报网主办，中华雅集读书会、湖南创意读书会承办的一个藏书家的“觅局”暨韦力《书楼觅踪》分享会在北京双井举行，活动由资深媒体人、原人民网读书频道主编绿茶主持，特邀著名藏书家韦力给大家分享关于藏书文化的故事，现场气氛热烈、观点鲜明、内容新颖，尤其是涉及到韦力捡漏的故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本次活动更是得到了绿茶书情公众号、豆瓣同城、北大清华讲座等公益性组织对预告予以关注与报道，再次感谢。最后，本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高子馨老师提供场地。

韦力：我的私人“藏书史”

一个藏书家的“觅局”暨韦力《书楼觅踪》分享会

特邀 / 藏书家韦力策划 / 《中国美术报》编辑记者石皓

提起藏书，绝对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在这个日益经济化的社会中，藏书文化已经消逝在民街石巷之中，令人扼腕。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靠着代代相传的文字与文化。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在搜集、编辑、注疏中国古籍残存作品这项工作中，在复兴文化的贡献中足以超过了所有的竞争者。而所有这些文化的成因，皆是来自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与藏书文化。

作为一个民间的收藏者，对古籍善本的考察与研究，韦力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尤其是在私家藏书领域，当世无两。据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少川讲，私家藏书是公家藏书的补给库，政府往往是依靠民间藏书来恢复和重建公藏的。此外，宋朝以后，很多藏书家都利用自己的藏书来刻书印书，增加了图书的流传，挽救了很多濒临失传的孤本和珍稀本。在藏书整理的过程中，还形成一门特殊学科叫古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这些都是私家藏书文化的功劳。

韦力先生作为一个私家藏书中的佼佼者，他的芷兰斋也广为人知。浸淫古书三十年，一直在寻觅古书善本，以藏书掌故为乐，他的故事可谓是举不胜举。中国古代藏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韦力扛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大业，在全国各地寻访书楼遗迹，考察研究，为此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吴晗先生有言藏书事业：“有裨于时代文化 ,乡邦徵献 ,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 ,至大且巨”。

韦力说，“收藏古书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敬。”一位藏书家对古籍和传统文化如此挚爱，像一个探路者，踽踽独行，且大义无畏。

韦力私人“藏书观”

自宋朝到清朝末年，中国私家藏书发展到最鼎盛时期，大量的藏书家涌现。随着宋朝雕版印刷的普及与发展，以前的手工抄写，逐渐被雕版印刷技术所替代，流通数量大大增加，不仅给私人藏书提供了很多资源，而且极大丰富了藏书文化的体系。在中国藏书历来以贵族化的方式存在而闻名。俗话说，学而优则仕，可见在古人的思想意识中，做官的人不读书、不藏书，是对文化的亵渎。其实一直以来，藏书文化以文明进程中的主线，对推动上流社会，提供了极大的阅读动力。尤其是藏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许多新的典籍，且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讲，古代没有图书馆，更没有如今西方完善的图书体系，但是中国的藏书走得是一条自己独特的路线，以藏书楼为代表的一种文化特征，更多以保护与传承为主。尤其是藏书家如范钦、毛晋、黄宗羲、钱谦益、顾炎武、袁枚等等，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对治学的敬畏心态，甚至把书籍比作生命，一生致力于修史养性，是藏书一脉精神的高度体现。在韦力先生的寻访中，南方的藏书楼，以及一批学人轶事都聚集在这片秀美的书香地域中，存在着，缄默着，好似等待着有心人来去给他补上故事的续集。韦力散尽钱财做这件事情，很多地方由于年代久远，或拆或搬，只能从书间字句中找到一个简单的名词，但是即便这样他都坚持下来。其实转头想来，文化毕竟是作为读书人在仕途道路中的一种催化剂。韦力其实一开始就以镇定自若的态度表明其志：“在古代，官权钱是一体的，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有钱，才能反哺文化。所以那时的文人对书有一种感恩，书给了他们一切，对书之爱毋庸置疑。”

断断续续三十年光阴当中，走访、讲述、鉴定，韦力完成的是一个多少年来被边缘化的藏书先贤群体的调查，也就是他自己所讲的“礼敬先贤”。在韦力看来，做学问可以术业有专攻，但是藏书不是如此，关键原因就在于“藏”字，没有大量的藏书累积与分类整理，基本上还不能算是一个藏书家，鉴赏的眼光让韦力成为了这个行业当中的行家，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兼职研究员，他参与了大量的古籍善本文物性质的鉴定工程。藏书楼作为一个封闭性的体系本身也有他的局限性，从来都不被大众所熟知，韦力的寻踪让封尘多年的轶事与典故真正的鲜活的被记录下来。

韦力讲藏书（读书会回顾韦力）(3)

活动主持，原人民网读书频道主编绿茶

从韦力讲话的内容当中，可以感受他从来不是刻意的去寻访，他认为藏书是一种自然而为的过程。每次勘访，他都在内心中梳理好方向，他自己有言，我现在做的是与书有关的一切，与书楼有关的一切。分门别类，涵盖之广。据资深媒体人绿茶讲，韦力在某个专题性的写作之前，都会准备一书架的书籍，供他阅读。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我写书的过程，就是读书的过程。”从这些古籍背后，其实串联起来的不仅是藏书史，更多的是对历史人物、建筑遗存以及精神追溯的一次重新审视。在大的历史中，韦力搜遍藏书楼，阅尽沈括、王世贞、龚自珍、张岱这些文人藏书与政治文化当中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看出古代人对书艰辛传承的程度。放眼望去，私家藏书很大一部分都在民间，尤其是江浙一带，种种人文气象蔚为大观。

在他寻访的一些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这中间的故事以及藏书的文化非常的复杂和系统。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一直认为现在的专家太专业，没有涉及到更多的领域，我们今天的知识体系，已经越来越开放，站在学术角度来讲，术业有专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太过客观冷静，不利于藏书文化对大众的普及与推广。藏书的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关系极大，不是需要什么话题或是需要什么古籍来研究它，而是得到了什么古籍善本之后来研究它。其实，古代的藏书专家都是有主观关联度的，知识都是一半一半学来的。古代藏书人因为是朋友缘故，两家走动得比较频繁，学术收获颇巨，所以在藏书知识体系当中，起初就是靠意识、兴趣的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是需要交往的，人与人之间有了想不到的关联度，才有了不一样的成就，这个关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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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劭忞

发生在身上的掌故

一般说到正史才是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参考，这也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我们有着永不间断的正史体系。2000多年来的正史传统，譬如我们的思想体系以“十三经”为体现，我们的历史以“二十四史”为体现，但是也并不是都很完整。譬如，元史其实编纂工作很草率，仅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编修完成。这中间的原因是，它不属于汉人统治下的历史。中国著史的惯例历来都是上一个时代修下一个时代的史。《元史》作为所有正史中的一部其实是很特殊的存在。在学者的眼中，我们是被侵略者，不过是蒙古铁蹄下的一个国家而已，我们把它封为正史其实是很羞耻的。

蒙古人一直以来都没有汉化，包括人名、地名、官制，这些都是汉人为了与其交流翻译出来的，尤其是人名、地名的翻译其实非常困难。而且也没有国家统一的标准，所以造成非常混乱的文化局面，而且元代也没有统一的血统观，帝王妻妾伦理继承关系，尤其是涉及到“辈份”关系，都是非常混乱的。所以《元史》一直被后世称为“秽史”，于是乎很多学者一直想重修《元史》，因为资料很匮乏，有限的史料加上不经考证的记载，所以《元史》是正史当中最遗憾的一部史。直到民国时期，一个名叫柯劭忞的人出现，开始重修《元史》。重修以后，为了区别新旧元史，称其《新元史》，前后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书授予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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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史》

作为私史之一的《新元史》编修以后，国家很重视。但是由于私史权威性不够，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并且作为官修史“二十四史”之外再添一史，称其“二十五史”，这就是《新元史》的来由。作为“二十四史”，由于历史的原因，所有的手稿都没有留存下来，但是《新元史》作为柯劭忞编修的正史，不但历史的意义很重要，史料价值也非常珍贵，所幸这些手稿都留存下来了。

而且这么重要的一部正史手稿，却被韦力捡漏时所获得。

据韦力所述：”我不会梦想有一天我能得到这样的手稿，因为正史的手稿太难获得了。很偶然的一个机会，那时候我住在北京皇城根附近。有一天，我在附近市场上散步，只见在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书摊，看到用麻绳捆着两叠古书，高度大概有一米左右。出于爱书人的一种本能，我就瞥了一眼，古书上积着厚厚一层土，我就停下来了去翻，都是一些陈旧的手稿，没几页就翻到了柯劭忞的落款，上面有大量的涂改，落款，因为是手稿，所改之处都会写着“忞按”。凭着有限的知识，当时就断定这是《新元史》的手稿。于是很吃惊，愣愣地翻看，摊主有点不耐烦说，你到底想不想要?我就问他多少钱。他竖起了两根手指头，我愣了半天小声地说，200万？他瞥了我一眼很爽快的说，200元。而且还补了一句，“你要是诚心要，180元拿走。”就这样韦力获得了“二十五史”中唯一一部仅存的《新元史》手稿，而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来自一次偶然的捡漏。

现场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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