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期P65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原题《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摘自《中国史研究》2021年3期，武雪彬摘
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讨论，主要从学科整体出发加以比较，更倾向于将考古与文献材料加以结合而非对立。如此理念正与夏鼐、王仲殊对考古学的经典界定相呼应：考古学与历史学具有共同的目标，但在内容和时段方面互为补充；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在历史研究方面具有等效的价值；所以，在两个学科之间，文献越丰富的时段考古学较历史学的作用越小；而在考古学科内部，时段越早的断代考古作用越大。
实际上，与夏鼐、王仲殊相似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价值判断也是西方学界的传统认识。总体说来，传统的理念在文化历史考古学流派下兼容性尚好，只是当考古学有所发展，理论范式向前推进，尤其是过程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的影响波及历史考古学领域时，不满的声音才集中迸发出来，出现了一股反文献材料、反历史学的潮流。
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语境观的兴起，强调考古学独立性之余也注重向历史学吸取经验，提出需要重新把握和历史学的传统纽带。而从更广的学术背景来考察，这又可以看作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潮流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一旦试图将考古与文献材料都纳为自己的研究证据时，就面临着“越界”的风险。这意味着在经常需要兼顾考古与文献材料的历史考古学中，更有必要对两类材料的属性具有清晰的认识。
那么，如何具体看待考古与文献材料各自的特点以及评估由此对研究所构成的潜在影响？
无论是形成于过去的文献材料还是呈现于当今的考古材料，都可视为人们出于某种目的所制造的文本，其生成的过程、书写的话语，有必要在具体情境中予以批判分析。
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历史学早已摆脱了“帝王将相”的局限，发生“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向。而对于考古学来说，一来仍对那些与文献记载密切相关、利于建构宏大叙事的国家史迹、精英遗存抱有浓厚兴趣；二来对文献中失语者所留下同样无声的物质材料如何有效解读还面临挑战。仅仅坐拥材料“优势”对考古学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学界围绕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关系、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不同意见的发展历程在西方学界也曾经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考古学各领域的相关讨论都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指向了一种新趋向：随着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物质文化证据，以及考古学家试图运用文本分析策略来阅读考古材料，这两个学科已经进入了越来越强调跨学科合作及重新考虑学科边界含义的时期。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基于文字证据的多样性及考古与文献材料关系的复杂性，打破传统认识，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也可以从学科夹缝之间的尴尬处境中解脱出来。一方面，通过排除考古与文献同义性的威胁，抵消历史学随着研究时代变晚文献数量增加而无形中趋于扩大的历史解释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利用晚期时段更为充分的考古与文献资料获知历史表现的复杂性，反思早期时段因资料限制而呈现的历史面貌残缺及其对考古与文献相结合解释历史可能造成的影响。
如此一来，考古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关系就从强调性质相同的一致性互补，转变为强调性质相异的多样性互动。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考古学不同断代之间也不再因文献丰富程度之别而有彼此轻重之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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