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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山湖北英山籍烈士 老渤海英烈篇雨花台上英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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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耘生，原名李殿龙，1905年6月3日出生，是广饶县西李村人。
1920年，刚满15岁的李耘生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青州十中。在学校里，他除了认真刻苦地学习功课外，还满怀激情地鼓励同学们投入到拯救国家命运的洪流之中。他对人谦虚、诚恳，说话很有说服力。虽然年轻，但是显得十分成熟、干练。
1923年年底，应王尽美同志之邀，李耘生放弃学业，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翌年2月，他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便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李耘生到济南后，担任了济南团的地委书记，专门从事学生运动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
随着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2月，李耘生被调到党的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这时，军阀张宗昌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整个山东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此情况下，李耘生采取果断措施，征得领导同意，及时把已暴露身份的二十二名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并分别介绍他们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8年春，党组织调李耘生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四处奔走，但始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由于经济拮据，已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他只好托人介绍，暂在《时事新报》驻南京办事处当了记者，并以此职业为掩护继续寻找党组织。不料，无意之中，他却碰到了在国民党中央党校混事的大叛徒王复元，此人在山东时和李耘生共事过。由于王复元的告密，李耘生被捕了。敌人因拿不出李耘生是共产党员的可靠证据，便以“共产党嫌疑犯”将他判处十个月的徒刑，监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遇见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难友王井东同志，并通过他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李耘生的夫人章蕴同志产后刚出满月，得知李耘生被捕，便在六月份匆匆赶到南京。她一边谋求职业，一边想方设法照料和营救李耘生。李耘生爱看书，她就千方百计送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给他看。天气冷了，就及时送去棉衣、被褥。同时，她还不断给李耘生传递外面的消息。在章蕴同志的照料和支持下，李耘生愈益坚定了革命的志念。他把牢房当书房，贪婪地读书学习，并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介绍外面的情况，鼓舞大家的斗志。
1929年4月，李耘生刑满出狱。经王井东同志介绍，他赶赴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后来，党又派李耘生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的京沪线上，专搞铁路工人的工作。
1930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为了重建南京市委，1931年2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指派，化名李涤尘，再次来到南京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当时，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白下路贫儿院中学的历史教员。他经常利用晚上、假日，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进行调查访问；到大学、中学和军事学校去作有关政治形势的报告或找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谈心。他不仅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党员，还经常在国民党的宪兵队、警卫队和其他高级机关中秘密培养先进分子，甚至在国民党的中央无线电台机关中，也建立起了共产党的支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南京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二百名党员。同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
1932年4月，由于南京军委的叛变，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异常紧张。为了应付意外，他们夫妻两人经常分别借宿在外，家中只有四岁的孩子和李耘生的妹妹李玉梅。由于形势继续恶化，李耘生便对章蕴说：“南京的工作难以开展，我必须到上海找组织汇报，然后再来南京整顿组织，你还是回湖南。”就这样，章蕴同志经朋友帮助，装成病人，离开了南京。
章蕴走后，李耘生想托人看一看孩子，然后再去上海。一天傍晚，他来到南京游府西街，想托过去的房东徐先生和叶菊姐夫妇去办这件事，谁知一进门便被敌人逮捕了。
敌人将他押送到南京伪警察司令部看守所。当时，敌人尚不能断定他是南京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生一诡计，将李耘生仅四岁的孩子带到看守所。在孩子见到李耘生哭喊“爸爸”时，李耘生完全暴露了身份。
在审讯中，李耘生始终不肯屈服，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对他施用了各种毒刑，然后把他拖回了牢房。在阴暗潮湿、气味腥臭难闻的牢房里，李耘生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他常对难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为了反对狱中非人的折磨，李耘生发动了绝食斗争。他挺身而出，代表难友们向敌人提出“三不许”：一、不许烧霉米烂菜吃；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骂犯人。绝食斗争坚持了两天，敌人惊慌失措，被迫答应了这三个条件。绝食斗争胜利后，狱中表面平静下来，然而敌人却在策划着新的阴谋。1932年6月8日凌晨，敌人杀气腾腾地打开了牢门，直着嗓子喊：“李耘生！李—耘—生！”李耘生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便镇静自若地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又转身将铺旁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归拢整齐，然后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出了牢门。
在雨花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耘生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李耘生愤怒地说：“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敌人恼羞成怒，连声吼叫“开枪！”年仅27岁的李耘生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实践了自己生前的诺言，走向了生命的光辉顶点。
(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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