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永夏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两名陌生男子在火车上闲聊时，为谁更了解东北大米一事展开了争论。二人先是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继而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在狭窄的车厢里演出了一场“全武行”。结果，先动手者被行政拘留。
像这样为了一点小事争吵不休以至大打出手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争斗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更有甚者，因争结怨，反目成仇，以至于酿成惨祸，闹出人命……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多些包容谦让，不该争的不争，既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也有助于安定团结，是明智的处世之道。跟那些素质低、品质差的“垃圾人”争论，很容易惹祸上身。
世上很多事情，用常人的思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非要去争个水落石出，只能空耗时间精力，徒劳无益。
《庄子·秋水》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接下去，惠子还可以再问：“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你来我往，不断地争下去，一万年也争不出个结果来。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纠缠其中，就难以自拔。
不该争的不争，也包括一些真理之争。有些真理，不但不会越辩越明，反而越辩离真理越远，因而不争才是上策。在这方面，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有切身体会。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对21世纪文化发展趋势作出两点预测：一、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
此说一出，舆论大哗，支持者有，反对者更多。季羡林郑重声明：他的上述看法绝非一时兴起、心血来潮，也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图一时痛快，而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
于是，大家认为一场论战不可避免。然而季先生却一不商榷，二不反驳，而是高挂免战牌，申明“不争论”。他说：“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论激烈，但是没有哪一家由于辩或辨失败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我主张大家共同唱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后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
接着，他又进一步谈了争论的危害：“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证明他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你会觉得洋洋自得。但他呢？你会使他自惭，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如果……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真理越来越远了。”他最后总结说：“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因此，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争论上，还不如抽出身来，集中精力，在苍茫的暮色中，抓紧赶自己的路。”(以上引文出自卞毓方《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一书)
当然，季先生所说的“不争”，是有条件、有范围的，主要指学术界的“无谓的争论”，并非说一切问题都不能争。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对关乎国家人民利益的问题，该争的，不但要积极去争，而且要一争到底。
相比较而言，另一位著名学者杨绛的“不争”，更为超脱，更为高洁。这位终生与世无争、安贫乐道的学者，一直坚守这样的信条：“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因为不争，她才能远离名缰利索，摆脱烦恼是非，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体会艺术的美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两位大学者尽管“不争”的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从“不争”中获得更多人生智慧和生活乐趣。“不争”让他们的精神更加富足，也使他们的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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