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汉语，能不能取代英语，成为世界语言？
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名校的西方学者，纷纷给出否定的回答：NO！
缘何？西方学者给出的解释是：
其一，汉语语法不系统，存在大量的习惯用语、俗语、成语，语言科学性、系统性较差；
其二，汉语学习难度大，常用汉字有3000个，相当于是3000个字母，相比之下，英语只有26个字母，可见，汉语学习成本远高于英语；
其三，汉语方言体系复杂，广东话与普通话，天差地别，连中国人自己都听不懂，遑论让全世界都听懂。
不系统、太难学、口音杂，因而汉语成不了世界语言。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又经不起推敲，连西方汉学家也要站出来声援汉语。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曾在采访中指出：说汉语无法全球推广，是武断的，语言的生命力，不在于语法、难易，而在于语言本身的魅力。
普通话的推广，撇开了方言体系，建构了系统的语法，而拼音、简体字、白话文等，也降低了汉语的学习门槛。
而且，历史可以提供铁证：汉语可以成为世界语言，并且，曾经就是世界语言。
唐朝时期，在已知的文明世界里，汉语便是通用语。从朝鲜半岛，到塔里木盆地，从蒙古高原，到安南雨林，汉语连接起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
一门语言，成为世界语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以及，如何让全世界都说普通话？
让我们拨开历史烟尘、从大唐时期的亚洲找寻答案。
汉字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词符与音符并用的方块字，也是承载汉文化的载体。
汉文化从公元前即为周边民族与国家所仰慕，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随着中国与西域各国及东亚诸国频繁的交流，被引进西域各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乃至中南半岛，由此形成广大的汉字文化圈。
在大唐时期，汉字文化圈覆盖了几乎整个亚洲。
汉语成为通用语的文化现象背后，蕴含着政治逻辑、商业逻辑、文化逻辑。
戍守边疆需要军队驻防，驻防军人来自中原，自然也扮演了汉文字、汉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便曾是戍边军人。
大唐帝国各族军人戍边，交流使用汉语，也推进当地汉语的普及。
而外交使节和政府官员也通过文书、政令，传播汉文化。在西北边境交通要冲设置的馆驿系统，如敦煌悬泉置等中，发现的大量简帛上的诏令、律令、邮驿传送的公文、官员与使节的公私往来文书等，而西域地区的过所、般次文书、使次文书等汉字文件，也是琳琅满目。
政令与所辖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书写公文的汉字，也必然成为属地人民的必修课。
众所周知， “丝绸之路”之所以以丝绸命名，背后便是商业活动。一提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往来穿梭在丝路上的商队。
贸易初期是民间的小型活动，之后渐有朝贡与恩赐形式下大型的变相贸易。而贸易，是文化传播最主要的途径，商人就是汉文字、汉文化的主要传播者。
在波斯的古谚中说：财富在东方。大唐时期的国力强盛，世界各国商人涌入长安，想与唐人做生意。
在财富的驱动之下，汉语自然是商人的基本功，而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络绎不绝、贸易不断，汉语也就作为商业用语，随着财富的流动，演变成通用语。
如今英语成为通用语，背后的逻辑，仍是政治逻辑打底、商业逻辑支撑，但真正决定一门语言，能否长久焕发生命力，还在于文化。
大唐时期，传教布道的僧侣、儒生，在亚洲织起了一张无形的文化网络。
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的僧侣在讲经、译经、解经等弘法布道的过程中，也起到汉字文化传播的作用，玄奘法师便是其中的典型。
而在东北亚，儒学在朝鲜半岛、日本诸岛的迅速传播，将东北亚引入儒家文化圈的同时，也将汉字传播至东北亚诸国，至今，朝鲜、韩国、日本仍在直接或间接使用汉字。
文化是语言传播的根，也即史景迁教授所说的语言魅力的来源。文化的传承，凡是主动的、内需的较能长久而深远；被动的、外加的一般短暂而难以持续。儒家文化圈诸国，之所以汉字影响余波犹在，其核心便是主动接受汉文化；而中亚地区，只能在历史典籍中，找到汉字的身影，其核心也是文化影响的淡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伴随着大唐帝国的衰落，不再有政治逻辑、商业逻辑加持的古汉语，渐渐失去中亚地区通用语的地位。但大唐文化的光辉灿烂，重塑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直至今天，汉语仍是他们去不掉的通用语，敬酒的时候，都是说“干杯”。
而当今世界，伴随着英美的衰落，不再有政治逻辑、商业逻辑的加持，没有足够文化魅力的英语，还能坐稳世界通用语的位置吗？
如果不能，我们为何不可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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