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坊间在「炒起」关于「应否征用粉岭高尔夫球场的部份土地兴建公屋」之争论，「土地大辩论」之「老套路」不断被「翻炒」。
叶刘淑仪、汤家骅及不少香港上流社会中人皆不赞同在高尔夫球场周边兴建公屋之建议。我们不难理解，这项建议会影响到上流社会、商界及管治阶层的核心利益。有些人「世袭」了会借，或以公司持有形式传承下去，或借香港上流社会的网络而轮候得来。某些人更从基层攀上管治阶层，最终轮候达20年之久才得到这「殊荣」。他们反对这建议，实在预期之内。
但他们反对的理据却非常牵强及惹笑，例如：
1. 香港高球场设施不足，影响外地人才来港意欲。2. 削减高球场用地，会削弱香港的竞争力及对外商之吸引力。3. 香港要发挥特殊功能，要拥护资本主义便要保留高球场。4. 拆掉高球场，是一种浪费及不环保。5. 以人口比例计，香港拥有的高球场数目偏低。6. 香港高球场规模已比新加坡小，担心将被新加坡抢去商机。
总的来说，香港的真正吸引力在于背靠祖国，且作为资金渠道及资本集散地，法规及税制相对简单且十分自由，跟哥尔夫球场的存废有什么关系？难道海外人才是为了哥尔夫球场才来香港吗？敢问有多少位海外人才可以拿到香港高尔夫球会的会借？又有多少人才喜欢高尔夫球这玩意？香港的竞争力是建基于香港拥有那寥寥几个高尔夫球场？
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又跟保护高尔夫球场有什么相干？难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就代表可以不用理会贫富悬殊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可以漠视社会基层「贫无立锥之地」之苦况？一个地方，如果连社会基层及大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及尊严也无法保护得到，又凭集么捍卫它的制度及核心价值观？
此外，高尔夫球场是小众玩意，主要供上流社会享乐；明明高尔夫球场的经营破坏周遭环境及水源，还够胆说什么保育？
最教人「倒胃」的是，有人认为按人口比例来说，高尔夫球场数目是偏低的。敢问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是多少？据2021年香港政府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均居住面积是172平方呎，依然是全球数一数二严重偏低的地区！
有趣的是，有人还以新加坡来做比较，说担心香港将被新加坡比下去。若谈起新加坡的情况，我们更可以看到香港的荒谬之处。
新加波的总面积大约有72,860公顷，只是香港的65% (香港总面积：111,400公顷)。按2022年的最新统计，新加坡的人口大约有569万，是香港的78% (香港总人口约729万)。
简单来说，新加坡的总面积比香港小，人均面积亦比香港小。为何新加坡的高尔夫球场面积会比香港还要大？最重要的是，为何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积竟是323平方呎，足足是香港的1.88倍？(香港人均居住面积：172平方呎) 为什么香港竟会如此这般呢？
更有趣的是，据报新加坡政府将会陆续征用当地高尔夫球场土地作为建屋用途，预计将会收回大约236公顷之高球场用地，将兴建更多组屋及私人住宅。香港管治阶层、上流社会及商界素来喜欢参考新加坡，为何大家对这新闻又只字不提呢？
这些香港管治阶层的所谓「反对理据」，根本不值一驳。上流社会为何要捍卫高尔夫球会的核心利益，大家当然心知肚明。香港是自由社会，这些人也不妨自利自利的继续反对。但笔者只希望各社会贤达在反对之同时，请别在说出这些「鬼话」来侮辱普罗大众。
关于这个「旧题目」，我们不妨先从温一下基本数据：
众所周知，香港的居住用地只占全港总面积大约不足7%，一共是7,687公顷左右。其中，上流社会所占用的「低密度乡郊居所」，已占用了大约3,565公顷。
香港人口里超过90%的中产及基层等普罗大众，即大约656万人(=721万人x 90%)，所占用的居住面积大概就只有4,122公顷(= 2,562公顷 1,560公顷)。另一方面，香港现有4大高尔夫球场的占地大约为556.7公顷。
如此一算，这些高尔夫球场的总面积，居然是普罗大众居住占地的13.5% (=556.7公顷÷4,122公顷)！如果只考虑基层的公屋及居屋占地(1,560公顷)，则高尔夫球场总用地是基层居住总占地的35.7% (=556.7公顷÷1,560公顷)！
一个地方政府，用了等同基层居住总占地超过3成的地方，用作支撑高尔夫球场用地，这是否合理呢？基层轮候公屋的年期已超过6年之久，敢问香港管治阶层及商界，还有什么理据保护这3成的土地？
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当年还只用了象征式的1,000元租用超过20年，直至到期后还没有立刻收回，现在港府只不过在研究于2027年考虑收回3分之1之地价作为补偿。这又是否合理呢？
在香港普罗大众的居住面积太狭小之际，除非批出高尔夫球场用地可为库房带来极可观的收益，否则我们又岂能把珍贵无比的土地送给上流社会享用？
此外，香港明明尚有83,550公顷的土地可用，占总面积的75%，只是被《郊野公园条例》及诸般「恶法」所阻挠而无法腾出土地来建屋。发展新界北亦因需要与既得利益者讨价还价而寸步难行。此外，香港尚可以在市区中心周边及全港海岸线填海造地，只是被1997年后才成立的《保护海港条例》把港府的造地权「封印」。
如果香港管治阶层、商界及上流社会感到连自己的居住环境及生活圈子也有些压迫之际，为何我们还不立刻重新检视及修订《郊野公园条例》及《保护海港条例》，让港府可以为全港市民大规模地移山填海？
最后，如果香港管治阶层不打算进行比较有意义的「土地改革」，当全香港的基层只瑟缩在1,560公顷居住用地之际，我们还有什么借口保护只供少数上流社会享用的556.7公顷之高尔夫球场用地？
文：寒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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