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南岭以南，在先秦时期本非华夏族居住地区。一直要到秦始皇出兵南下，才算是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由于这个原因，今天居住在岭南的汉人往往将祖先追溯到中原，无论是说粤语的“广府人”，还是说闽南话的“福佬人”，莫不如此，其中调门最高的，恐怕当属客家人了，就像当代客家研究的奠基者罗香林所说，
“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侵扰影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移到中国的南方来的。而且自认为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照此逻辑，客家人说的客家话，自然也就成了正宗的“中原古音”。说起来，这种说法倒是由来已久。譬如在客家聚居区的中心梅州，光绪年间《嘉应州志·按语》就说，“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
罗香林
这话就有趣了。正是在隋代出现了一本音韵学上极为重要的韵书，《切韵》。此书长期作为官方韵书通行于世，虽然现已失传，但存世的宋代的《广韵》仍然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反映的中古汉语，声母多达30-36个，可是到了如今的梅州客家话里，却只剩下了17个左右——要知道，普通话都有23个声母呢。至于“隋唐以前古音”，清代的钱大昕就有著名论断，“古无轻唇音（即“飞”念“披”）”、“古无舌上音（所以“陈”“田”同音）”，偏偏在如今的汉语方言里，以这两个特点著称的却是闽南话……至于个别存古现象，放诸四海皆有之，就连普通话的“他”字同样也是保存了古音（不然该读如“佗”），只不过比较低调故而知者不多罢了。偏偏《嘉应州方言志》虑不及此，强说什么“客（家）人语言正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也不想想这《中原音韵》实与《广韵》大相径庭，其序言里就白纸黑字写着“唯我圣朝（指元朝），兴起北方（草原）”，乃是周德清为唱北曲所作，反映的是元代大都（今北京）语音，而被看作近世北方话的源头。将章太炎口中的“金元虏语”用来充作客家话作为“中原古音”的大旗，真不知从何说起。
中原音韵
其实，值得推敲的又岂止语言。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里断定，历史上客家人来自中原，从北往南有过五次大迁徙，其中前三次分别与两晋、五代、宋元的战乱有关。且不说中原一有事即南走避乱的史实如何体现罗香林口中“客家民系实在是一群强者的血统”？即便同在岭南的闽、粤族群也有类似家谱与民间传说佐证祖先来自中原，譬如闽南人就往往认为祖先来自河南光州固始。是闽是客是粤，真的能分清楚吗？
甚至作为其迁徙根据的大量客家族谱虽然言之凿凿，却也不是无懈可击。毕竟存世族谱大抵是宋代之后的产物，平民追溯高贵的祖先，这在当时已经是普遍现象，文天祥就曾认为，宋代家谱中“凿凿精实，百无一二”。于是就出现了“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的奇景。结果，天下孔姓，皆出于孔子，我们知道的春秋时期其他孔氏如孔达、孔虺都绝子绝孙；天下李姓，皆为陇西李氏，其余诸李也变得无后。甚至广西壮族明清时期的土司谱谍，也都宣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京。以此观之，族谱与其说是史籍，倒不如说是牵强附会的虚构记忆，可靠性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呢！
既然客家人的南迁相较其他南方汉人并无特别之处，客家正统说又是从何而来的？这实际上与清代的土客矛盾有关。客家人来到了岭南时，这里早非无主之地。福佬人来得早，所以占据了潮汕平原；广府人来得更早，将肥沃的珠江三角洲据为己有，留给客家人的只有闽粤赣交界山区。随着人口增长，贫瘠的山区无法满足生产所需，客家人势必向外扩张，与土著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酿成了咸丰至光绪年间的大规模“土客械斗”，其残酷不亚于真正的战争，许多村庄夷为平地，有的地区械斗持续10多年，死亡人数各约50余万，以致两广总督瑞麟和两广巡抚郭嵩焘在给皇上的奏疏中也惊呼土客“其斗杀尤惨”。
正是这场械斗在土客之间埋下了深深的仇视情绪。客家人往往将广府人蔑称为“蛇佬”，掌握省内话语权的广府人更是反唇相讥，说客家人是“犭客”，也就是非我族类的野蛮人。1907年出版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声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此书影响所及，甚至并无偏见的《剑桥中国史》也说，“客家人语言独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支派。”
这当然是一种侮辱性的言论，引来客家人的强烈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在辩论中，“客家人是汉人”矫枉过正成为“客家人是正统汉人”的逻辑，放在今天网络上的口水战里实在也不足为奇。
“二次葬”的习俗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种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的丧葬习俗。《墨子·节葬下》就说，“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骨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与之相反，中原文化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周礼》就有“禁迁葬者与嫁荡者”的制度。偏偏客家人也有“二次葬”的习俗，当做何解呢？乾隆时期的《嘉应州志》虽不愿接受这是受到少数民族习俗影响，倒还老老实实承认这是“葬惑于风水之说……俗之愚陋，莫丧葬为甚”。结果，在晚清民国的客家身份之争里，作为“中原汉人南迁的产物”的客家文化，一切都被打上了“迁移”的标签，在旁系汉族地区没有，客家地区却流传悠久的二次葬习俗也不例外。罗香林就说：“客家先民为寻求新的地方安居而一迁再迁至屡迁者，祖先葬地与子孙祸福有关，为了适应迁徙活动将先人‘遗骸盛于罂’背到新居地安葬”。在生花妙笔之下，“二次葬”竟俨然一变为美德了。
二次葬
最有趣的是，按照著名民族学家徐松石（客家人）的说法，“愚按今日岭南客家密集地方,元朝以前都是僮僚居地。宋太平寰宇记，载‘龙川县织竹为布，人多蛮僚，妇人为市，男子坐家’，以此为例，可资证实。”旧时的客家妇女不像其他汉族妇女缠足，而是承担大部分生产事务，这种“女劳男逸”现象正与蛮僚的“妇人为市，男子坐家”习俗相合。反过来，今天的绝大多数畲族说一种类似客家话的汉语方言，其常见姓氏（钟、雷、蓝）也与客家人的姓氏相类，浙江景宁说吴方言的当地人甚至干脆把“畲族”称作“畲客”，似乎也暗示他们与客家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这就很尴尬了，假若承认畲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客家人有关，岂不是打了“最纯正汉人血统”的耳光？于是罗香林在1950年的《客家源流考》就坚称，“
南来的汉人不能不分别和他们（指南方少数民族）发生交涉，交涉日多，影响日深
”。按照他的说法，无论是闽人、粤人乃至湘赣汉人都是“混血的民系”，都“非纯粹的汉族”，唯独客家人是个例外，“与其四围的民系相较，则一者已为各别混化，一者仍为纯粹自体”。
这个说法看似斩钉截铁，其实倒是罗香林在自打耳光。早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里，罗香林自己也承认“
客家是自北南迁的民系……就中其有原日妻室能同时履止的，自然不必遽与土著通婚，但其他没有原日妻室同时履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妇女了。客家先民,所以不能不与畲民混血的，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他甚至提到，“闽赣粤三省边境上的畲民,虽说也极强悍，然而文化不如客家，智力逊于客家，到底也给客家平定着了，远徙的远徙，汉化的汉化……”这番话说明当时的罗香林承认在今日的客家族群里包含了部分汉化的畲民。何以二十年后其看法会出现180°的转弯，原因不得而知，只恐怕是恐怕在学术之外了。
时至今日，客家人与畲族（属于苗瑶语族）的血缘关系甚至得到了科学上的证实。2003年，复旦大学对福建长汀的148个客家男子所做的遗传分析表明，现代客家人父系血统中的畲族成分约占13%，母系更是基本与畲族一致——这可能意味着两个群体之间的通婚曾普遍发生。盖棺论定的话，所谓“正统汉人”的迷之自信，实在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