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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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古城，又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英雄城市。对于这一地区先秦社会经济状况，有关历史文献里仅是廖廖数语，甚至一字不提；对于汉以后南昌城的变迁与发展，文献记载中也不甚详备，在一些地方志书，乡人文集中虽有一些言及，又苦于零乱、分散。为了理出南昌古城的变迁与发展脉络，给今天我们制订南昌城的总体发展规划提供一些历史资料，本文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文献，再结合一些新的考古资料，对古代南昌城的变迁与发展历史作一简略的概述。
（一）“襟江带湖”的地理形势
南昌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形势险要。地当大江南北和上、下游的交叉点上，负江依湖，南临五岭，北接宣扬，西控荆楚，东翼闽越。南朝雷次宗描述予章的地理形势说：“予章水陆四通，山川特秀，咽扼荆淮，翼蔽吴越。”唐代的王勃更以他超众的才华、惊人的词藻高度概括予章的形胜：“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滕王阁序》）
的确，南昌踞赣江下游，处江湖之间，平原绵衍，赣汝交流，在我国东南各省中，可称为一中心城市，正因为它有如此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二）最早的原始居民点
根据解放以后的考古发现，在东郊的齐城冈，南郊的青云谱和西郊的西山等地先后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果把南昌、新建甚至丰城、进贤境内的遗址算进去的话，就有数十处之多。这些遗址，就是古代的原始居民点。众多的原始居民点的建立，对此后南昌城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可以准确指出的南昌最早居民点是齐城冈和青云谱砖瓦窑厂附近两处。齐城冈遗址有着较厚的文化堆积，经过科学的发掘，出土了大批石
据齐城冈遗址出土含有稻草杆痕迹的草拌泥观察，当时南昌的古代居民和江南其它一些地区的原始居民一样，也已能人工栽培水稻。农业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衣食来源，改善了生活，从而为当时原始居民点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基础。
石箭头和网坠的出土，说明他们还用弓箭和鱼网来猎取野兽和捕捉鱼虾。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组织的情况分析，他们大体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或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
（三）“扬州之域”与“南楚之地”
商周时期的南昌，古代文献记载极为贫乏，只简单面笼统地弥为“扬州之域”。在旧史家的笔下，南昌犹如江南其它地区一样，被描绘成愚味、落后的“荒蛮腹地”。然而，历史的真实果真如此吗？近年来，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的发现终于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调查，南昌地区先后发现类似吴城的商周时代遗址达二十余处，诸如齐城冈、青云谱、莲塘斗门山、小兰沥山、生米、长头岭以及艾溪湖畔周围的一些台地上也有零星商周文化遗物的出土。这就表明，三千多年前，今日南昌市区周围，特别是从东北郊艾溪湖延续到南郊青云谱的这一弧形地带，古代居民的分布是较密集的。
根据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我们初步可以勾画出商周时代南昌地区古代居民社会生活的大体轮廓。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奴隶殉葬墓，但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青铜兵器的制造等诸方面考察，南昌地区至少在三千年前已由原始社会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
前人论述春秋战国时的南昌形势，有所谓“吴头楚尾”之称。在具体归属上，众说纷云。
《史记·货殖传》：“江南予章，长沙，此南楚也。”
《通典》：“洪州，春秋战国时并属楚。”
《史记·正义》：“江南，指洪、饶等州，春秋时为楚东境也。”
《文献通考》：“洪州、江州，春秋属楚。”这说明，汉唐以来的多数学者，都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昌归属于楚。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属吴地。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洪州，春秋时吴地，战国属楚”。正由于古代学者的考证不一，故后来编纂地方志书时则各有从违，清康熙《南昌府志》称：“先属吴，次属越，后属楚。”到乾隆五十四年重修《南昌府志》时又采唐杜佑《通典》之说。
实际上，从当时吴、楚、越相互兼并的全部历史考察，吴、越势力抵及南昌的时间很短，整个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间，南昌基本上都是楚的东境。司马迁、杜佑的论述是正确的。正由于南昌长期属楚，因而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更多的表现出与楚相一致的特点。近年在新建昌邑发掘的战国中期墓葬，出土有铜戈、铜矛、铜剑等遗物，特别是陶器中如鼎、敦、壶的组合形式，更明显具有楚文化作风。
解放以来，在小兰、罗家集、长头岭、西山和梅岭等地都先后出土过东周时期的铜鼎（炊器）、铜饽子（军乐器）以及大量的铜工具，兵器等，这些青铜器，乌黑发亮，铸作精工，反映这时的青铜铸作技术在商周以来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时期。从新建大塘赤岸山战国遗址中出土有铁斧范（模子）来看，南昌地区开始使用铁的时间应该不晚于战国。由于铁农具的出现，整个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而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向封建制过渡。
（四）最早的予章城—灌婴城
南昌究竞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为一个城市？商周以来，南昌地区就有着较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已逐步进入阶级社会，但至今还没有证据说明那时已建立起城市。
据有关文献记载，南昌城的创建，当和汉高帝刘邦立予章郡有密切关系（《汉书·地理志》）。一般认为，在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当大将灌婴率军平“定吴、予章、会稽郡”（《汉书》卷九十五，《灌婴传》）之后，即开始在南昌地区筑域，俗称灌婴城或灌城。郾道元《水经注》云“汉高祖六年，始命灌婴以为予章郡治，此即灌婴所筑也。”这样，最早的予章城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了。从那时起，南昌就一直是本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然而，两千多年前的灌域却不在今天的市区，而在城东南，大约东起顺化门外十五华里的隍城桥（黄城桥），西至顺化门外的兴福庄，延袤数里，也即距今南站东南约四公里的黄城寺一带地方。解放初属黄城乡，后属肖坊乡，现属湖坊公社范围。
据说，为了营建灌域，灌婴委任本地一个叫章文的人具体总管建城亭宜。
灌婴城的四周，有高大的夯筑土城墙，周围计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南有南门和松阳门：西有皋门和昌门；东北二门则以方偶为名。当时的予章城内外，盛产樟树。松阳门内有大樟树，高达十七丈，大四十五围，“枝叶扶疏，庇阴数亩”（《太平寰宇记》引《予章记》语）故此，历来不少著家认为，予章当以此树得名，如应劭《汉官仪》云：“予章樟树生庭中，故以名郡。”郦道元《水经注》和陈弘绪《江城名迹记》都同意其说：实则不然，当以“予章水”得名为是。《后汉郡国志》云：“赣有予章水”，雷次宗《予章记》中说得更清楚：“似因以水为其地名，虽十川均流，而此源最远，故独受名焉。”
自西汉初年创造予章城之后，历东汉、三国和西晋五百余年，也曾不断地对予章城进行过整治和扩建，如：三国吴五凤二年（公元254年）予章太守张俊就在郡城东南兴建两座圆楼，高四丈佘（《兴地记》），是当时南方较有名的高台建筑，所谓“予章之阙高，则长沙虎食人”指的就是这一楼圆建筑。但是，在这五百年间，南昌城的规模基本仍是汉初灌婴城的范围。《太平寰宇记》引《予章记》云：“先是樟树（指松阳门内的大樟树——笔者按）并枯，水嘉中，一旦华茂，晋以为中兴之祥”这虽然讲的是城南的樟树，但也说明，西晋末年即晋怀帝司马炽时，南昌城依然在汉时的灌婴城，并不曾往西移。
汉时灌婴城之西北，即今日南昌主要市区，当时应是一片沼泽水网地带，其中有一较大的湖泊，名叫太湖（今天家湖的前身）。湖的四周地势稍高，间有山阜和丘陵，零星分布着一些村舍，一九七三年在墩子塘发现了一口西晋时期的民用水井就是有力的证据。井呈圆形，内径六十四厘米。
井近底层还保留有用网钱纹砖筑砌的井壁。井内出土有西晋时候的铜盆和青瓷罐、壶、钵以及勾桶打水的鹿角，这些都应当是当时居民取水时遗落下去的。在村落周围的一些山阜台地上，汉、西晋时期也曾是基葬区，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老福山、丁公路、永和门外发掘有西汉墓葬；在墩子塘、都司前、京山、七星街、新溪桥、绳金塔、徐家坊、青云谱等地距地表五、六米以下发掘有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的基葬。
汉、晋时的太湖、南缘回折，与位于灌城西南的南塘相连而接予章江，因而江涨则湖涨，江退湖水也退。东汉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予章太守张躬组织群众筑堤修塘，籍以捍江，人们称为南塘水，这是有史可查的疏竣开发东湖的最早一次水利工程。
自予章建城以来，赣江里行船如梭，繁忙异常。面位于郡城西南滨江的南浦亭（在后来的桥步门外），就是当时的泊舟之所（犹如今天的码头），凡南来北往的人，都在此靠岸上船。之所以称“南浦”，乃取《九歌·河伯》“子交手夺东行，送前人夺南浦”意。当时诗文中多以此来泛指送别之地，如南朝梁时文学家江淹在《别赋》中写道：“春草兽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这一时期，郡、县以下的行政组织有乡和里。
汉晋以来，予章地区有五大姓：熊、罗、雷、谌、章（《太太寰宇记》）。一九七三年在老福山上窑湾发掘一座西晋予章地主豪强的墓，根据墓内出土的一方铜印，得知基主就是姓谌。墓内出土有三十余件锅、铁、玉、石、漆器和金银器皿，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奢侈豪华，同时，也足以证明这时期南方封建经济的发展。
（五）东晋予章城的变迁
予章城何时从灌城迁至今日南昌市区？地方志书中多记载道：“（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自灌城移置东湖太乙观西”但根据是什么？不得而知，其它一些地方史籍，或主前说，或语焉不详。一九八〇年，我们在编写《南昌史话》时，也曾沿用旧说，黄长椿先生经过一番精深的考证，提出了今日南昌城“始建于晋代”说，认为“这新城在东湖以西，南塘以北，赣江以东”。此说很给人以启发，尽管目前尚不能達加定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但细审有关古代文献，并参照一些考古材料，我认为黄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在东晋，而非在西晋。至于郡城西迁后，旧灌城是否仍是南昌县治？南昌县署是唐贞观年间还是更早什么时间迁往新城？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南昌城始建于东晋时代的理由，从文献来看，东晋末刘宋初南昌人雷次宗在《予章记》中说：“州城东有大湖，北与城齐，随城回曲至南塘。”这里说州城系指江州之州城，因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如“割扬州之予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水之名而置江州。”江州治所就设在予章郡。东晋初，即元帝时（公元317~323年），江州曾一度移治武昌，但不久又迁回予章，至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又由予章“移治浔阳。庾翼又治予章，寻还浔阳”。新设的江州统管十郡，其州治虽几经搬迁，但主要仍在予章郡，因此西晋后期到东晋一代，南昌城既是予章郡城，又是江州州城。“州城东有大湖”，说明城是在大湖之西，而非是大湖以西的灌婴旧城。北魏都道元《水经注·赣水条》中云：“赣水又北遥南昌县故城西。”汉高祖六年灌婴筑子章郡城时，同时在予章城设南昌县署。郦道元既然称灌婴城为故城，则当时必有新城无疑。部道元在《水经注·赣水条》还说：“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这与雷次宗所说完全雷同。
此外，我们还可提供两个佐证：
第一，汉末，佛教在我国开始逐渐传播开来，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时期，由于佛款徒迎合了当时统治者中流行的玄学和清谈之风，佛教逐渐中国化，佛教成了王公贵族和世家地主的共同信仰，因面各地佛寺建筑一时猛增，地处江南的予章古城也不例外。据现在有据可查的，予章城星外从西晋到南朝先后兴建的宫寺院观建筑达十座，而东晋一代百多年间兴建的就有六座之多，诸如大安寺、禅居寺、琉璃寺、建德观、紫极宫、观音寺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筑的始建位置，都是在今日南昌市区之范围，如禅居寺，为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武昌太守熊鸣鹄舍宅而建，后改名为普贤寺，唐中宗时改为隆兴寺，地址在惠民门内：又琉璃寺，“东晋元帝即位之岁，郡人有耕于东湖之艮隅者，获琉璃像焉，其高三尺，其状殊异，守臣上启，诏之寺以处之。”后屡经兴废，唐曾改名延庆寺，一直延至清代，地址就在顺化门内。此外，紫极宫在惠民门外大安寺（曾名东寺、宣明寺、普济寺）和建德观也都在城区。既然，东晋的寺院建筑多建在大湖周围地区，显然，那时的予章城已移至大湖以西，如果，那时的郡城或州郡仍在灌城，则上述寺院道观建筑的布局就不好理解了。
第二，解放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曾配合人防工程，先后在老福山，绳金塔、都司前、墩子塘、永和门外等地清理和发掘了数十座西汉——东晋时期墓葬，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西汉、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的，目前确认为是属东晋时期的墓葬，只有京家山（今罐头啤酒厂内）的一座，且在昔日予章郡城之外。当然，这些墓葬都属偶然情况下被发现，所反映的资料很不全面，但已被清理的这些墓葬的分布情况，也多少为我们探讨予章古城的变迁提供一些线索。
东晋以后，随着大江流域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予章城也日趋扩展和繁荣。
特别是由于郡城的迁建，更靠近予章江，过去位于灌城外西北方向的大湖，现在也已位于新城之东，而且紧邻新城，这样既有利于“凭江守险”，又可以“阻江为城”“蓄湖为池”。正因如此，东晋以后更加重视对滨江和大湖地带的整治，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予章太守蔡廓就曾发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造治理工程，其项目除加筑堤墙，在大塘之处更挖小塘外，主要是在南塘与予章江相接处置水门（水闸），江水涨时关上水门，内湖水多时则开门排泄。自此之后，大湖水患大为减少，而且经过整治后的大湖，“水清至洁，而众鳞肥美”（《兴地纪胜》引《予章记》语）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则称之：“水至清源，鱼甚肥美”。成为当时南昌地区重要的天然水产场。
在予章城西北七里的滨江地带，大江冲下来的淤沙，连亘五、六里，蜿延如龙形。所以称龙沙或北沙，当年是予章城外最高处，旧俗是九九重阳登高的地方。《水经注》中记载着这样一条史料：“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塚，刻增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重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它虽然蒙上一层神异色彩，但材料本身，却为我们探讨予章江的河道变迁提供了极可贵的线索。
作者：彭适凡
来源：南昌市城市总体规划-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汇编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吴雪菲
校对：计梦菲
审定：罗舒平
责编：吴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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