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历史，很多人就认为古代人很穷很落后。
无疑，这种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比起现代，古代各王朝确实有所不及，仅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可能超过了所有历史发展获得成绩的总和。
殊不知，西汉时期就有了“千人大厂”，那时的商业文明远比我们想象的发达一些，也比两千年中很多朝代都发达。
1、那个汉朝的千人大厂
此事见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说的是，有一个姓卓的人家，祖上曾经是赵国人，靠“冶铁”获得一定财富了。
这“冶铁”的技术，当时绝对是高科技，相当于现在的互联网，一般人玩不了。
但就算这卓氏再牛，也无法阻挡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
秦国把赵国击败了，卓家财富被抢掠，勒令卓家搬迁。
被勒令搬迁的，不止卓家一户。
大部分被勒令搬家的人，将不多的钱财，用来贿赂秦朝官员，如此可以搬迁到指定区域中，离都城近一些，离老家近一些的地方，因此，葭萌县是个重要的选择。
这葭萌县在如今的四川广元地界，属于川北。
卓家家主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在他看来，葭萌县有些狭小，土地也比较贫瘠，实在不适合发展，除了是四川的北部地区，离咸阳更近，再没有一点优势。
他看中了远方的汶山下的区域，那里土地肥沃，人们生活水平较好，而且善于生意往来。官吏巴不得有人去远方呢，听闻卓氏的意向，马上就让卓家迁移到如今临邛县，这是成都平原的西南。
这下，卓家家主高兴坏了。
去了之后，卓氏在有铁矿的山里开始搞冶炼了。因为，卓家本来就有冶铁技术，而且懂得生意上的事情，因此，积累很快。
没出几年，就成为了那一片土地的首富。
又过了几年，富有到“雇佣工人上千”，成了滇蜀地区的首富，那是真正的大佬了，企业可是货真价实的“千人大厂”。
人生就是如此，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人人都想事少钱多离家近，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事实上，财富的积累一定不能局限于一定区域，局限住了，就可能和财富失之交臂了。
卓氏发达了，有产业，有大房子、大院子，有奴仆，这日子过得简直舒心极了，堪比国君啊！
这样的千人大企业，在汉朝多不多呢？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些。
一切说明，西汉中前期，百姓的日子过得不错，商业也看似红红火火。
2、汉朝的商业发明可以更好，但是被错过，回到了农耕文明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什么意思？
最好的治国水平是：相邻国家的百姓可以互相看见，声音大一点可以互相听见。双方百姓，各自品尝着美味的食物，各自穿着美丽的衣服，过着快乐的生活，到死双方都没有往来。
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理想的状态，司马迁第一个跳出来否定“老子”：
很早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虞舜和夏朝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从夏朝到现在，人们喜欢美好的事物，男的喜欢漂亮的女子，美味的乳猪人们不喜欢拒绝，舒适的环境人们也不愿意放弃，而且，在精神上还要炫耀权势与财富，获得那种满足感。
这样的习惯很久了，想要改变非常难！
我认为，管理民众，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不断地引导大众，第三是进行教育，第四是用制度约束人。最愚蠢的办法就是和老百姓争“利”。
用老子的办法，没啥用，是理想状态。
这司马迁是真的敢说啊！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详细讲了当时的商业贸易来往情况，东边的渔、盐等物品，可以交易到西边。西边的木材、竹子等，可以交易到东边。江南的楠木、生姜等物品可以到达北方，北方的羊毛、皮货等可以到达南方。四川的物品可以交易到东北，东北的物品也可以向需要的地方流动.....
而这些流动，靠的就是商人。
在司马迁看来，当时的商业繁荣是从夏朝之后慢慢开启的，汉朝时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
只要政府不要干涉太多，那么，各行各业都会制造出一批富翁，整个国家就会繁荣起来。
现在，通过各种出土的文献和文物，可以发现，汉朝初期的商业文明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从商朝谈到周，从春秋聊到战国，从越国崛起看商业起到的作用。
总之，司马迁的文章里表达出当时商业的现状和商业的前景。
确实，在西汉初期，整个国家非常的繁荣，真正有了国富民强之意。因为有如此好的基础，也就有了汉武帝敢和匈奴对着干的壮举。
通过货殖列传，我们看到了汉朝澎湃的商业动力，隐隐约约看见工商业文明正在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如此下去，汉朝一定能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甚至堪称伟大的帝国，会创造一个当时极其发达的文明社会，至少，可以达到后期北宋的那种状况。
但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汉朝工商文明的曙光短时间呈现，到达顶点后，仿佛画了个美丽的抛物线，然后，慢慢地重回了“农耕文明”。
可惜了那出现的“千人大厂”，可惜了一副澎湃向上的商业繁荣相。
3、古代的商业文明为何不能创造奇迹，持续辉煌？
从商业文明集大成的情况来看，一般认为有三次，一是宋代的商业文明，二是明末清初的商业文明，三是近代的商业文明。
严格来说，西汉初期也应该算进去，因为他们实行了“市场的自主调配”，生意往来蒸蒸日上，很多人走向了富裕之路。
但是，无论是宋代的，还是明末清初的，再或是汉代的商业文明的雏形，都未能走远，这是为何呢？
第一，战争成为了极大的破坏。
战争就是双刃剑，一边可以扩大领土，保卫国民，另一边对经济是有损害的，这毋庸置疑。大家想一想，当全国性的战争开始的时候，人人都只想两件事：一是安全吗？二是能吃饱肚子吗？基于这两点的考虑，人们不会冒着风险穿梭，这对商业文明的发展非常不利。
所以，很多人说西汉衰落始于汉武大帝，不能说全对，但是有一定道理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始于汉武大帝的晚期。
如果，在漠北战争后，汉朝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那么汉武大帝就会成为真正的完美皇帝了。
但是，汉武帝在晚年依然穷兵黩武，“巫蛊之祸”让汉朝又是元气大伤，最后，汉武帝下了“罪己诏”，算是做了反思和纠偏。
如果这种反思和纠偏再早上20年，汉朝的脚上真的会安上风火轮，一日千里。
第二，意识导向的问题。
古代常说起一句话“士农工商”，这是职业排序。
士，不用多说了，这就是“士大夫”阶层，引申为所有当官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人“三更灯五更鸡”地苦读？不就是为了混入仕途，混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吗？
那时候，家里出个当官的那是最大的荣耀，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农，古代人认为农业是万业之本，农民好好种地，才能避免全国饿肚子。
工，排在第三位，这就是当时手工业者的地位，我们现在提倡“匠人精神”，那时也很注重，但重要性放在农民之后。
商，排在末位。
在很多古人看来，这就是不好好干活的一群人做的事情（这就像四十年前，很多人看不起个体户一样）。在当时人看来，农民可以多，但商人太多以后，国家的“根本”可能就没有了。
”士农工商“的提法，从周朝就开始了，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王朝。
在那种意识导向下，注定了“商业文明”不容易快速发展。
第三，商人的财富保存不易。
古代当好一个商人，真的很难。
有钱了，不敢太过炫耀。
炫耀了，一是会成为一些官府人员的掠夺目标，二是会成为“为非作歹”之人的目标。但是，有钱了，不享受，人家挣钱还有什么意义？
现代社会，商人地位已经非常高了，但在过去，商人地位不高，而且面临很大的风险，那些巨富如明朝沈万三、清朝胡雪岩等等，下场都不太好。
商人地位不高，商人财富保存不易，导致了商业文明向前发展非常不容易。
但凡，重视商业的年代，势必，人民非常富裕，比如汉初，比如北宋等。
但长期“重农抑商”的操作，终究让商业文明在中国古代很难得到大发展。
关于卓氏家族的千人企业，在后面发展如何，再也没有看见，想必，西汉初期不错，但是中后期就不好说了。
即算如此，卓氏的千人企业，还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熠熠生辉，影响了几代人，让人们看见了商业文明带来的巨大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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