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诚书院是仙桃历史上的第一个书院,同时也是清朝末年中国最早的新型书院之一。集诚书院兴建于1905年,后来几经停办、恢复。到1949年春,仙桃解放后没有再办。其间历时虽然不算长,但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意义之深则显而易见的。

名流兴办的新型学校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隋朝开始建立的,到清朝末年,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深恶痛绝。1905年,仙桃籍社会名流卢木斋时任保定大学堂督学时,他在去日本考察教育前向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学部侍郞严修建议废除科举,他说:“吾国数千年以前,科举为取士之途。今日此试者,刻艺、诗歌赋,小楷而已。萃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宥于贴括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颠沛流离而不悟。上自台阁,下至一介之士,咸出于此,后美其名曰‘正途’。得者举国欣羡以为荣,否则,穷愁白首,予齿于士夫。国长若不更张学制,虽口言兴学,尤背道而驰也。”

襄阳现存古代书院(仙桃的集诚书院)(1)

   袁世凯等人听后,大为动容,便联络张之洞、岑春煊等人奏请,立即忘掉科举。于是,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卢木斋与仙桃镇光绪年间的举人黄福(民国时任湖北省高等师范学堂及国学馆经史文学教授)、王劭恂等人谋划,在仙桃办一个倡导新学的书院。

  当时书院有四间讲堂,一间会议大厅。门前有高大的围墙;园内种植各种花草树木。大门两旁有两株高大的桂花树,每年到了八月桂花盛开之时,院内清香四溢,门前往来行人都要止步欣赏。

  书院董事长由黄福(举人)担任,王劭恂(举人)、雷汉卿、肖谓为副董事长,教师有张难先、傅梅生、宋耀堂、周子英、欧阳觉、周白毛等人。筹建资金和办学经费由殷实富户出资,捐现金的有卢木斋、李万兴等首事;捐田亩的有傅兴盛、李大有、李大光等,他们共捐出良田96亩(在今仙桃长埫口后面的黄茅岭)。这些良田所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办学经费。

  书院建成后,取各“集诚书院”,含有众志成城之意。书院分高、初两等,招收学生100多人。每季缴纳学费为当时私塾标准的一半,而贫苦学生,则免费上学。教学内容也与一般私塾有很大区别,除国学外,相应设立了自然科学的科目。这里不仅是兴办新学的地方,也是以文会友的地方。仙桃镇文人学者,秋季8月祭“文昌帝君”,都是在此会聚。每当此时,人们总要举行乐捐,多少不拘,奉献一片爱心。

志士活动的重要场所

   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主革命家张难先一生虽然都是在政治风云中度过,但他也有教书的经历,其中3年便是在集诚书院度过的。

  1905年,张难先与许多革命志士在武汉反清起义未成后,为了坚持革命活动,他同友人一道回到仙桃,以教书为职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以书院为阵地,不仅传播先进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而且时时紧扣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发动群众,与反动邪恶势力作斗争。后来,当开国元勋黄兴、蔡锷两将军相继去世时,仙桃民众极为沉痛。此时,张难先先生组织民众和集诚书院的师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师生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唱起了哀歌:“今天是个追悼日,大家来唱追悼歌。黄公起义在湖北,蔡公起义在云南。创造民国非容易,再造民国更艰难。这是中华大不幸,相连弃逝两伟人。满奴汉贼齐殄灭,丰功伟业耀人寰。”

  曾经名噪仙桃的一代才女杜彦桐,是一位早期共产党员,她也曾在集诚书院教过书。1947年,杜彦桐从汉口市二女中回到沔阳。身为县议员的她和杜锡龄、傅晓章等议员将因日寇毁坏而停办的学校再度恢复旧制,兴办起来,这期间,她一面教书,一面开展革命活动,掩护同志。当时,杜彦桐的学生闻风在沔中教书,因教唱《古怪歌》、《插秧歌》等歌曲而遭敌特逮捕,杜彦桐千方百计营救,使她出狱。杜彦桐后为湖北省妇联执行委员,1964年5月担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她虽然在沔阳逗留的时间不长,却在集诚书院留下了革命的足迹。

时事更替的浓烈缩影

   集诚书院既是仙桃镇历史上第一个举办新学的场所,也是中因历史上自科学制度结束后最早兴办新学的书院之一。它从建立到最后停办经历了几个阶段,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重要时期,与时势更替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所书院的创办之一卢木斋,1903年任保定大学堂督学,1905年赴日本考察,1906年出任直隶提学使。卢木斋在废除中国科举制度的前后几年是袁世凯身边管理教育的重要人物,也是倡导新学、废除科举的关键人物。所以由他创办的集诚书院在当时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集诚书院于1905年创办,张难先在这所书院教书3年后,因开展革命活动而遭清廷逮捕,学校于是停办。张难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这期间正是他投身反清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时期。集诚书院因张难先被捕而停办,也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民国一建立,集诚书院随之又兴办起来。这期间,人事方面虽然变动很多,但教育内容、格局也都沿用旧制。

  1939年,日寇侵占仙桃时,将书院房屋拆毁。当时的仙桃镇镇长郭书田,县议员杜锡龄、杜彦桐、傅尧章等提议办集诚书院,按旧制推选杜锡龄为董事长,校长为傅尧章,易子敬为教导主任。虽是旧制,但名称已改为集诚小学,校址房屋也是暂借傅尧章的榨房(沔阳酒厂处)。学生有150多人,分成4个班。此时,经济方面已不如当初。因为日寇侵占仙桃时,学校被毁停办,原属集诚书院的房屋再无人收受租金。而远在长埫口黄茅岭的96亩学田,在日寇投降后,也被长埫口区公所收为公田,不再承认是集诚书院的产权。后经校方向县政府提诉,杜彦桐、易子敬等人不断周旋,经法院裁定,土地产权才归还给集诚小学。

  1949年春季,仙桃解放,教育教学的内容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集诚学校完全停办了。

  集诚书院虽然几度兴衰,但它作为仙桃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场所和革命活动阵地,在当时有着重大的影响和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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