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张加才（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师从刘文英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博士学位）
长期以来，提到梦的分析与研究，很多人只知道西方的弗洛伊德和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刘文英先生，一位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者，用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古代几千年不只有神秘的占梦迷信，而且有严肃的梦的探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代学者以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对梦这种极其特殊而又普遍的精神现象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概念、范畴和理论学说。
刘文英先生揭开了中国古代释梦的神秘面纱，奠基了中国现代新梦说，他也是精神系统论与原始思维学的探索者。
学人小传
刘文英（1939—2005），陕西乾县人。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执教于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曾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有《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精神系统与新梦说》《梦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王符评传》《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其著作由其弟子整理成九卷本《刘文英文集》，于2021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550万字。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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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英为河姆渡文化遗产题字。图片由作者提供
由《自然辩证法》开启哲学人生
1939年2月，刘文英出生于陕西乾县一个小职员家庭。读中学时，他接触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觉得眼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新生活的窗子，从此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57年，刘文英如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校园中，他沉潜涵泳于经典文本和名师教泽，也经常能听到冯友兰等外校教授的讲座。1962年，刘文英大学毕业，初拟留校任教，后响应号召到兰州大学工作，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他追踪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对辩证逻辑颇有兴趣，俄语能熟练阅读哲学理论著作并能笔译，德语、英语也有一定水平。1964年前后，他在《哲学译丛》发表了《关于意识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三篇译文。说来也巧，精神学和思维学研究后来成了他倾注大量心血并作出卓越贡献的研究领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刘文英先生仍凭着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劲头，在崎岖的学术道路上艰难跋涉。
在“文革”中坚持研究学问，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是文献资料匮乏，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学者被打入另册，进了“牛棚”。所幸的是，此时，年轻的刘文英先生遇到了“学问导师”辛安亭与方孝博等老先生。
辛安亭先生1935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对文学、史学、哲学都有很深造诣。辛老是一个嗜书的人，也是一个爱才的人，兰大好学的年轻人都愿意私底下接近他，刘文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刘先生从哲学角度重新分析屈原的《天问》，得出了许多和古今名家不同的新结论，心里没有把握。一天，他没打招呼，直接去找辛老。辛老不仅热情接待，还对刘先生大加鼓励，并找出几本书让他参考。他们这对忘年交经常切磋琢磨，还曾合作发表过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
为研究时空观念，刘文英先生请教过各学科专家，辛老帮过不少忙。一次，刘文英先生要对几个术语进行多语种溯源，多方求教而不得其解。辛老知道后，亲自写信给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的张焕庭教授，并进一步联系到南京大学的范存忠教授，问题最终得以圆满解决。辛老还曾亲自带刘先生去西北师大结识了方孝博老先生。自此，刘文英先生同方老问学辩难，过从甚密。
方孝博先生出生于安徽桐城，祖父是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的方宗诚，父亲是教育家方守敦。方老毕业于物理专业，又曾受教于黄侃、徐中舒诸先生，在文字学方面造诣很深。有一次，刘文英先生就《墨经》中的“宇：东西家南北”的问题向方老讨教。因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于“家”夹在东西和南北之间，并与四方并列而作为一个空间方位，颇感奇怪。于是他们改“家”为“蒙”，并前移为“蒙东西南北”。空间包括东西南北，语义似乎讲通了。但方老答疑，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大胆怀疑”，并认为这种做法是“大胆窜改”。他先是引用《淮南子》的话做了解释：“室宅之居也，西家谓之东家，东家谓之西家，虽皋陶之理，不能定其处。”一个地方到底是东还是西，总是与参照点有关。“家”正是古人最重要的参照点，因此，东西南北方位的确定，与家这个中心点直接相关，《墨经》里讲“东西家南北”，实际上就是东西南北中。方老先生接着强调：学术研究要严谨，实事求是。譬如：“《墨经》中的条文，文字极为简少，而且字字精严密切，不可游移，科学性逻辑性极强；如果更改一字，或增删一字，则意义全非。”因此，必须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从事。刘文英先生后来治学愈加严谨，或许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其时，方老被错划“右派”，身处逆境，他关于《墨经》的专著，长期无法出版。刘文英先生帮助病中的方老整理书稿，该书在方老先生逝世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后来颇有学术影响的《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正是在辛安亭先生、方孝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引下，刘文英先生的学问有了一个新起点。
从《天问》研究锚定中国学问
刘文英先生对《天问》的研究肇始于“文革”那个特殊时期，不知此间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怎样的忧心。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是年，他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其重要的中国哲学论文，研究的就是《天问》。
《天问》构思新奇，通篇都是诗性问句，一连提了172个问题，从传说开天辟地之前到天地上下的各种现象，从夏商周的兴亡到楚国和屈原自己，几乎深入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天问》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写作？作者到底想阐述怎样的主题？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刘先生的研究表明，《天问》之问是问难，是关于天道的问难，是通过一连串的问难，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的认真思考。《天问》是非常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是一篇珍贵的思想文献。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很快被《文学研究动态》等介绍和评论，也受到严北溟、侯外庐、姜亮夫等前辈学者的好评。通过研究《天问》，其时30多岁的刘文英先生认识到，寻根究底、不同寻常的提问对科学研究有多重要，这也坚定了他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探讨哲学研究中的复杂性问题。
时空观念、意识观念，不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中国科技史、心理学等研究中也不可或缺。以往中国哲学在以人物或著作为中心的研究、断代或通史的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哲学观念或重要问题不少，成果也多。但因体例所限，对每一个重要问题来龙去脉的讨论，往往断断续续、讲不大清楚。
观念史的研究必穷其源，要寻根究底。如果源头不清楚，那就很可能只停留在描述“什么样”，而不能彻底回答“为什么”。刘文英先生酷爱观念溯源的方法。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哲学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刘文英先生很早就自觉地把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作为一个专题，由流溯源，再由源及流，系统考察这种观念的发生发展、源流变化，以及它所包含和涉及的诸方面。溯源方法在西方称为发生学方法，刘文英先生并不迷信和攀附那些时髦的提法，在他看来，溯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观念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考镜源流”方法的新发展。
真要开展溯源研究，困难超乎想象。仅就研究资料而言，越往前推，文献资料就越匮乏。为解决这些问题，刘文英先生与多学科专家切磋琢磨，借助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以至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训诂学等，根据一些古史记载、古代传说以及有关文字、词语的原始形象、来源和意义，填补了资料上的空缺，可谓独辟蹊径。譬如，为了考察中国古代的时空问题，他在甲骨文、金文、纳西象形文字、古代天文历法和少数民族的风俗史料中获得了重要信息。
刘先生发现，中国哲学的许多重要术语，最初都是具体的意象，后来才演变为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概念和意象的结合。他将这种特点概括为“名相交融”，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他的研究既进行概念分析，又进行意象分析，往往借助文字训诂和名物考据，来保证研究的客观和可靠。例如，“秋”字的甲骨文是个虫子，后来由“禾”“火”和虫子的字形构成。《说文》释“禾”为成熟的谷物，“火”是《诗经》中“七月流火”的大火星，那个虫子据考是在秋天鸣叫、其声啾啾的昆虫“趋趋”。因此，所谓秋天，指的就是庄稼成熟、“趋趋”鸣叫、黄昏时在天际西边看见大火星的季节。这样的分析，有文字训诂、天文历法、名物考据等依据，让人耳目一新，结论令人信服。再如，“春秋”最初并不是春夏秋冬的简称，汉族先民曾把一年只分为春秋两季或春夏秋三季，甚至以“春秋冬夏”指称四季。这种渐进性的认识，刘先生均获得了历史文献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方面坚实的材料支撑。
刘文英先生常常从以往哲学研究不大过问的相邻学科里，发掘出许多极有价值的材料。如考察时空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宋代的《伯牙琴》、元代的《琅嬛记》和明代的《豢龙子》，一般列入“小说家”而被哲学研究者所忽视。但深入地看，《伯牙琴》关于“天地之外复有天地”、《琅嬛记》关于“天地无穷，毁于此成于彼”、《豢龙子》关于“一元天地有始，元元天地无始”等见解，都非常精彩。刘文英先生对这类材料的搜寻，甚至达到了着迷的程度，翻开《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一书，这类材料便不时跃然纸上。这本书后来被译成日文，日本译者特地加了副标题“从甲骨文到相对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文英先生旁征博引、取精用宏的研究特点。
从梦说理论走近传统文化
研究中国古代的占梦之术和梦说理论，有人或许会觉得刘文英先生是为了猎奇，或是追随弗洛伊德。其实，对梦的认识涉及古代宗教、哲学、科学中的许多问题，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刘文英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时，常常涉及梦的问题，很多过去不为人所知的材料吸引了他。他决心具体深入地看看，我们的先贤到底怎样看待人类自身这种奇特的精神现象。
他发现，中国人的思路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把梦因划分为“感于魄识”和“感于思念”两类：前者相当于现代生理学的肉体知觉，包括内外知觉；后者涉及人的精神心理活动，又进一步分为“缘习之感”“因衍之感”。尤其是“因衍”这个新概念，第一次对形形色色怪梦的产生机制做了说明，把对梦因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至今仍有其科学价值。
1985年，刘文英先生的《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一书出版，其中安排了一章《关于梦的认识与探索》，对部分材料进行了整理。但是，关于梦的材料实在太多了，它们深深吸引着刘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梦的迷信和占梦之术，刘先生抱着一种解读的态度，决心破解占梦之谜；对于中国古代有关梦的探索和研究，他则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决心总结历代梦论。1989年，《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一个侧面》一书问世。该书很快在海内外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响，报刊媒介评价很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德国汉学家施瓦兹（EenstSchwarz）、巴黎大学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Dieny）、美国心理学家杰·泰勒（JeremyTaylor）对该书予以很高评价。该书后来相继出版了韩文版、英文版、日文版等。
在《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刘文英先生系统考察了中国历代梦书的存佚情况，又从敦煌遗书中整理出几部梦书残卷，并发现了一部历代没有著录而至今保存完整的梦书，即《新集周公解梦书》。紧接着，根据有关类书提供的线索，从历代正史野史著作、医学文学著作、佛教道教著作中，去寻找有关资料。他甚至还从甲骨文“梦”字的字形中，发现中国先民创造梦字时，已经注意到人做梦时眼球的转动。
中国古代占梦的历史很长，要解开几千年来蒙在占梦迷信上面的那层神秘面纱，不能不费一番澄明功夫。刘文英先生系统考察了占梦的起源与发展、占梦家的历史踪迹、占梦之书的流传、占梦迷信的社会影响，特别揭示了占梦术的秘密。不仅探讨占梦方式的历史演变，更从占梦术的逻辑分析、占梦中的精神心理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刘文英先生将众多的占梦方式，从逻辑上归纳为三种，即“直解”“转释”“反说”。
所谓“直解”，其特点就是把某种梦象直接解释为梦兆，即梦见什么就是预兆什么，它们之间表现为同一关系，往往体现某种神秘意志。例如，《墨子》里讲：周武王梦见三神告诉他，你一定要去讨伐殷纣。梦象是如此。武王认为这就是三神给他的命令，他果然出兵去讨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里都记载：尹需学习驾车，学了三年仍无所得，心中苦闷。有天夜里，梦见老师授他秋驾（飞车之术）。第二天，老师正好点名教他学秋驾。
“反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占梦之术。其特点就是把梦象反过来，以其反面作为梦兆，由此说明其梦所预兆的人事。如《庄子》：“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说郛》记载，隋炀帝为牛庆儿解梦时说“梦生得死”。瑶族有一种说法，梦见火烧房子，是要发财的预兆。
“转释”是最为常用、常见的占梦之术，但相对复杂。它的特点是，先把梦象进行一定形式的转换，然后把转换了的梦象解释为梦兆，由此说明梦象所预兆的人事。其方法很多，主要有象征法、连类法、类比法、破译法、解字法、谐音法等。“象征法”就是把梦象先转换成它所象征的某种东西，然后把被象征的东西解释为梦兆，由此说明梦意和人事。如，《诗经》中有：“维熊维罴，男子之祥。”郑玄解释说：“熊罴在山，阳之祥也。”所以梦见熊罴为生男的征兆。再如，中国各民族几乎都以牙齿为老人或家人的象征，梦中掉牙都解读为要死人。“连类法”是先把梦象转化成同它相连的某种东西，然后再把与之连类者解释为梦兆，由此来说明梦兆所预兆的人事。如，梦见杯案，宾客到也。再如，赫哲族认为，如果梦见骑马走路，出猎将空手而归。这是与马背上没驮东西联系了起来。“类比法”就是根据梦象的某些特点，以比喻来解释梦象，以类推说明人事。如，将显贵则梦登高。“破译法”是把梦象先转换成一种符号或“五行”“八卦”之类的密码，再据此说明人事。这类占梦过程复杂，现代人看来犹如破译密电码。“解字法”就是把梦象按照汉字字形特点组合或分解，据此说明人事。如，黄帝梦见“大风吹天下尘垢皆去”，因此而得宰相“风后”。“谐音法”与“解字法”极为相似，只是先取梦象的谐音，据此再说人事。如，魏晋以来，以棺木之“棺”谐官职之“官”。梦见棺材，得官，吉。
刘文英先生指出，有了这些复杂的占梦方式，占梦家便可以左右逢源，其中当然还涉及相应的心理分析。为了占而有验，历来重视做梦的心理原因和梦象所反映的梦者的心理状态。《周礼》中提到的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潜夫论》强调要“内考情意”，都是讲人的心理。占梦中这些杂有迷信成分的社会、心理预测，实际上也蕴藏着哲学、心理学的重要史料。
刘文英先生的思考并未就此停止，他进一步追踪现代世界梦说的新进展，把中国古代梦说的精华同现代世界梦说的成就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梦说的新理论和新观点，这在1998年出版的《精神系统与新梦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
研究原始思维与世界对话
“学术研究是一种对话。”不但要自己提出问题，而且要自己回答问题，这是一种与自我的对话。不但要关注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要反思自己关于对象的研究，这是一种与对象的对话。研究的课题学界或多或少有所涉猎，可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评论他人的观点，这又是一种作者与作者的对话。还有，把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必然会引起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刘文英先生的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对话意识，而且对于世界范围的学术对话，具有充分自觉，这在1995年出版的《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一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西方学者在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研究领域比我们起步早，他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在刘先生看来，当代中国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就研究资料来看，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众多，文物丰富，而且中国有56个民族，汉民族除了有关洪荒之世的种种传说外，还保存着不少其他民族原始宗教、艺术和风俗习惯的文献资料，少数民族也保存着不少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的资料。更何况，今天我们既可以把西方学者已有的成果作为借鉴，又可以摆脱他们的一些偏见，因此，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参与整个世界范围的探索，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与世界学术界的有效对话，离不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做支撑。在刘文英先生看来，科学研究不能仅仅介绍西方某个学者或学派的工作，也不能停留在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做注解，而是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中国人的眼光，来阐述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例如，原始思维的产生发展经历了300多万年的过程，如何具体地划分其发展阶段、衡量其发展水平，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原始人早已消失，没有可供直接观察的对象，但刘文英先生把原始人遗留下来的石器工具作为他们思维活动物化的客观成果，通过重现制造石器工具的工艺过程来还原原始人的思维过程。由于现代考古学已经按时间和类型将石器工具排出了一个历史序列，并揭示了各种石器的制作工艺，这就为追溯原始思维提供了一种最清楚、最可靠的历史线索。而原始人的颅骨化石、社会组织及其他种种文化成果或遗迹，则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参照和补充。这样，根据思维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要素，刘先生把原始思维的发展明晰地划分为“意象—动作”“意象—意象”“意象—概念”三种运作方式和三个相应的历史阶段。同时又把这三个阶段进一步划分为意象混沌、意象联想、意象想象、意象推演、意象建构、意象符号和简单概念等不同水平。众所周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心理学，曾把儿童思维的发生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和水平，被公认为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重要成就，然而这个学说只限于人类个体出生至十多岁的思维发展。刘先生思考的是整个人类自诞生以来思维的发展，工作难度很大，最终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有翔实材料作依据，很具创新性。
刘文英先生是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学术研究是他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他生前摘录了大量学术资料，似乎随时随地都在思考学术问题。无疑，他十分享受这种精神上的快乐。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07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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